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指不以自杀为目的，直接、故意伤害自己，且不被社会或文化认可的行为(Fan et al., 2021)。NSSI在全世界青少年中普遍存在，是自杀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Paul et al., 2015)，为社会增加了巨大的医疗和经济负担(Kinchin et al., 2017)。一项Meta分析研究显示NSSI在全球儿童和青少年中的终生患病率为22.1% (Lim et al., 2019)。我国青少年的NSSI发生率在10%~33% (操小兰等，2019；闫敬等，2012；胡燕等，2020；胡旺等，2019)，且有上升趋势，日渐成为值得关注的精神卫生问题。青少年NSSI表现出普遍性和危害性，因此早期干预NSSI行为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童年创伤指个体在童年期所遭遇的超过其应对能力的创伤性事件，包括情感或身体方面的忽视、虐待及性虐待(杨佳欣等，2023)。童年期创伤可对大脑发育造成长久影响和改变，是未来青春期或成年期精神疾病的重要暴露因素(Thumfart et al., 2022)。研究表明，伴童年创伤经历的青少年常表现为低自尊、缺乏安全感、认知能力受损，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易采用不良的应对方式，如物质滥用、自伤自杀等(孙琦等，2022)。临床工作中，童年创伤与青少年NSSI的相关心理社会中介因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童年创伤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NSSI，还可以通过中介因素间接影响青少年NSSI的发生(刘婉等，2017)。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且在临床心理治疗工作中发现，安全感低的个体易出现NSSI，但国内目前尚缺乏相关方面的研究。
综上，我们有理由做出假设：童年创伤会通过影响安全感进而影响NSSI。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高职生童年创伤对NSSI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旨在为青少年NSSI的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参考。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市某高职院校在校学生采用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均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653份，回收有效问卷507份，有效回收率为77.64%。其中男生357人(70.41%)，女生150人(29.59%)；年龄在17~22岁，平均年龄19.42 ± 1.09岁。
2.2. 样本量计算
根据现状调查计算样本量公式：
式中n为样本量，p为预期想现患率，q = 1 − p，d为容许误差，Zα为显著性检验的统计量。本研究中检验水准α = 0.05，即Zα = 1.96，容许误差为20%，即d = 0.2 × p。一项关于全球的荟萃分析发现儿童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的12个月患病率为19.5%。计算所需样本量：
。
2.3. 研究工具
2.3.1.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问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采用万宇辉等(万宇辉等，2018)编制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问卷中的行为问卷，共12个条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分半信度为0.851。根据Likert 5级评分标准，分别按“0~4分”评分。本研究中将总分 ≥ 1视为存在NSSI。
2.3.2. 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TQ-SF)
采用Bernstein等编制，赵幸福等(赵幸福等，2005)修订的儿童期创伤问卷测量被试的童年创伤。该量表共包含28个条目，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5个维度，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创伤越严重。
2.3.3. 16项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 SQ)
由丛中等(丛中，安莉娟，2004)编制，共1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符合”，5代表“非常不符合”，得分越高，安全感越高。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采用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影响，采用Haman单因素检测法检验各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有7个公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一公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29.84%，小于40%的临界值(熊红星等，2012)。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3.2. 非自杀性自伤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结果显示NSSI得分为2.04 ± 5.41，NSSI检出率为32.50%，得分1~5分的比例为22.70%。NSSI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 = 1.38, P < 0.01)。
3.3. 各变量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
童年创伤总分 |
非自杀性自伤总分 |
安全感 |
童年创伤总分 |
1 |
|
|
非自杀性自伤总分 |
0.37** |
1 |
|
安全感 |
−0.29** |
−0.28** |
1 |
注：*P < 0.05; **P < 0.01。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可看出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呈正相关(r = 0.37, P < 0.01)；童年创伤与安全感呈负相关(r = −0.28, P < 0.01)；非自杀性自伤与安全感呈负相关(r = −0.29, P < 0.01)。各变量相关关系显著，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3.4. 中介效应分析
以童年创伤为自变量，非自杀性自伤为因变量，安全感为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等无关变量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Bootstrap法，选用模型4，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等变量后，童年创伤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5, t = 8.97,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安全感后，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13, t = 7.40, P < 0.001)；童年创伤对安全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0, t = −7.10, P < 0.001)，安全感对非自杀性自伤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8, t = −4.31, P < 0.001)。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检验表明，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为[0.03, 0.09]，中介效应值为0.06，占总效应的40%。安全感在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Bootstrap-analysis of the security mediation test
表2. 安全感中介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变量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95%CI |
占总效应比/% |
总效应 |
0.15 |
0.02 |
(0.12, 0.18) |
|
直接效应 |
0.13 |
0.02 |
(0.09, 0.16) |
86.7 |
中介效应 |
0.06 |
0.02 |
(0.03, 0.09) |
40.0 |
4. 讨论
4.1. 非自杀性自伤在高职生中普遍存在，应引起重视
结果显示，高职生NSSI的检出率为32.50%，说明非自杀性自伤在高职生中普遍存在，应引起重视。高职生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入学时成绩普遍偏低，基础较差；思想活跃，易接受新事物，但过于依赖网络平台；学生自卑感较重，心理脆弱；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兴趣不足和无良好的学习方法等(王莉，2015)。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学业失败、人际危机等负性体验较多，较容易进入抑郁的负性循环，当未能掌握正确排解的办法时，普遍会采用自伤行为来快速释放负性情绪(房莹，2021)。
4.2. 童年创伤是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因素
结果显示，高职生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童年创伤能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童年创伤是青少年早期生活的一种不良生活事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与青少年NSSI高度相关(苏静等，2015；胡诗琪，乔冬冬，2020)。一项关于童年创伤与NSSI的关系的荟萃分析表明，NSSI与童年虐待高度相关，且虐待的程度越高，NSSI出现的风险越高(李佳睿等，2017)。童年创伤可对大脑发育造成长久影响和改变，是未来青春期或成年期精神疾病的重要暴露因素(Thumfart et al., 2022)。处于发育期的大脑因脑回路低阈值及缺乏抑制性而更易兴奋，从而对童年期的身体和情感创伤更为敏感且反应更强(Campbell, 2022)。童年期创伤导致的神经发育障碍促进了疼痛和躯体感觉异常处理过程的形成(Cay et al., 2022)。发展性精神病理模型也表明了早期创伤体验导致自伤行为的过程，表明童年创伤会阻碍个体五种心理能力(动力性能力、态度能力、工具性能力、情绪能力和人际能力)的发展，导致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只能继续依靠原始的应对技能(如孤立、攻击性、躯体化)和防御(如分离、内罚)来应对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对原始应对技能的依赖导致个体恢复社会关系的可能性逐渐减小，个体借助自伤获得与他人的界限，可见，自伤是个体由于早期创伤体验导致并于后天形成的一种代偿调节策略(杨佳欣等，2023)。
4.3. 安全感在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安全感在童年创伤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表明童年创伤会通过安全感间接影响非自杀性自伤。以往相关研究也表明，童年创伤作为远端因素，不仅能够直接导致青少年NSSI发生，还可通过中介因素(如社会支持、经验回避等)间接影响自伤行为的发生发展(徐雪芡，胡珍玉，2022)。经历过创伤的个体常表现出缺乏安全感，童年创伤可以损害依恋安全，并通过不安全依恋所带来的社会适应困难间接增加自伤风险(Stagaki et al., 2022)。已有研究也表明，安全感是自伤行为的保护因素(邵义萍，娄星明，2018)。弗洛伊德认为安全感缺失会促使个体产生焦虑和防御机制，是决定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叶浩生，2004)。低适应的防御机制使个体的警觉性增高，对外界的戒备心理强，使得个体在遇到挫折时不会积极应对而倾向于压抑内心感受(李强，鲍国栋，2004)，又不能获得有效社会支持，则出现更多冲动行为，从而选择自伤。
未来可通过增加样本量及被试范围，纵向研究等提升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并进一步考察童年创伤等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机制，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基金项目
重庆市万州区科卫联合医学项目(wzstc-kw2022011)；2022~2023年重庆市万州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2024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4KGH23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