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依托产业规划与政策指导意见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我国也进入了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应数字技术的兴起，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在经济增速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1]。正如浙江在2023年初提出，要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营商环境是由政府为主体所塑造的关于企业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受到众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2]。2003年世界银行在《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营商环境”的表述，将其定义为企业在开设、经营、纳税、关闭及执行合同等方面遵循政策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该定义为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微观层面的营商环境。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发展重点发生了重大转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离不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说，我国已经开始彻底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背景，企业对于营商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是政府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落脚点。关于营商环境，学界主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作出了重要论述。从宏观层面出发，大多学者以政府作为理论主体，主要可以归纳为治理与法治建设两种视角。从治理视角来说，优化营商环境既涉及现代化市场体制的完善，又涉及政府内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政府进行治理的一种新手段，需要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提供。从法治建设视角来说，学者们认为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良营商环境的构建主要依靠出台相应制度措施与行动方案，以法治手段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出发，有学者具体探讨了营商环境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企业创新效率、民营企业竞争力、企业税收等不同维度的影响，这类研究多运用统计与定量的相关方法，偏重于从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视角论述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经营、创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诚然，政府是营商环境建设的主体，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从企业侧展开相关研究有助于补充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现实依据。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数字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需求的比较分析，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从企业需求方的视角入手，具体地梳理与阐述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新需求如何影响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产生变化，总结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利于企业发展，契合数字经济特征的营商环境。
2. 案例简介
杭州科百特公司属于新材料领域，致力于各种微孔过滤膜、纳米膜的研究和开发，为全球集成电路和生物制药产业提供创新的过滤纯化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发展态势良好，近五年都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属于传统材料领域，致力于各种红旗摩擦、铜基片、纸基片的研发和生产，是中国本土摩擦行业的领军企业。杭州科百特公司成立于2003年，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其发展过程见证了我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杭州科百特公司和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创新导向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借助数字化手段加速人才集聚、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积极主动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立足于企业需求，变革内在逻辑，不断发挥营商环境优化效应的中介作用。企业经营理念得当，政府深耕企业需求侧，根据内在逻辑的变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这种积极的政企互动是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本文选取这两个案例的原因是科百特是新兴领域材料制造业的佼佼者，红旗是传统领域材料制造业的领军者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基于此，本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这两家典型企业需求如何影响优化营商环境内在逻辑为例进行总结归纳。
3.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求的变化
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其内涵主要包含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以及新型经济模式与业态四个核心内容[3]。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的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技术的进步促使经济的发展模式的转变，企业在迭代更新中也会对营商环境提出新的要求。这也意味着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优化营商环境举措需要更新以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发现市场需求，开拓新的商业模式使其创造更高附加值。本文通过问卷访谈法收集企业发展优势和瓶颈的信息。红旗摩擦集团研发部门总工程师在访谈中提及：在企业初创阶段，我们凭借传统制造工艺、完善的设备和充裕的资金链可以迅速在市场获得一席之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些生产要素已经不足以让企业在摩擦片行业持续发展下去，我们需要创新研发技术开拓市场经营区域才能使红旗摩擦公司屹立不倒。科百特公司研发部管理员在访谈中提到：科百特公司之所以是行业内明星产业，不仅仅是依靠扎实的生产线，更是其独特的科研技术使其在行业内一直处于前列地位。结合访谈记录本文设计了问卷调查，选取了三十家企业就其对科技创新重视度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2%的企业选择了“是”，有28%的民营企业选择了“否”(见图1(a))。对于企业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程度情况的调查发现：大部分(72%)的企业专门设立了科技研发部门或科研中心，小部分(28%)企业并未设立相关科研部门或中心(见图1(b))；其中有41%的民营企业科技研发费用占总收入比例在5%~10%，而科技研发费用占总收入比例在10%~15%的民营企业数量与企业科技研发费用占总收入比例在15%以上的民营企业数量同为22%，此外有15%的民营企业的科技研发费用占总收入比例在5%以下(见图1(c))。
基于工业经济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发展需求与经济发展特征以及企业的发展历程，本文通过访谈记录和问卷结果将企业在不同经济形态下需求的转变归纳为三个方面(见表1)。
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求在生产要素、空间拓展以及增长价值基础三个维度都产生了巨大差异。在这两家企业运营过程中本文总结出这些改变是由内而外的。
Figure 1. Diagram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put
图1. 企业创新投入图
Table 1. Different economic forms of Cobetter and Red Flag Friction companies demand analysis framework
表1. 不同经济形态下科百特、红旗摩擦公司需求分析框架
经济形态 |
工业经济 |
数字经济 |
生产要素 |
设备、资金需求 |
数据为最重要需求 |
空间拓展 |
现实空间经营需求 |
网络、数字空间经营需求 |
增长价值基础 |
标准化生产需求 |
可持续技术创新需求 |
首先，生产要素是经济形态中最主要的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金、设备、土地等要素是企业立足的根本需求，企业需要有一个准入、合理的营商环境完成相关的审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了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参与企业价值创造，直接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到企业创新、生产和管理机制的重新规划与调整。当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时，涉及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数据的安全性必须得到保证。数字经济平台拥有大量的数据与先进的算法，充分激发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对传统工业经济中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企业需要一个能够兼顾保护隐私与鼓励创新营商环境。
其次，从空间拓展的需求来看，数字经济时代从实体空间拓展至网络、数字等虚拟空间。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业务扩张以市场的空间地域扩张、产品扩张、上下游扩张为产品获得竞争优势[4]，数字经济固然也囊括这些空间地域性因素，但还包括虚拟空间中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时代产品流通不再具有时空封闭性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实现无边界传播。数字经济将单边的规模效应转变为双边的共生效应。平台化的组织形态为买卖双方或多方提供交互场所，营造良好的交互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需求潜力。生态化的组织形态使平台化的组织形态进一步升级，以平台式运行、跨界融合、共生发展为基本特征。这一背景下的科百特、红旗摩擦公司需要能畅通多方沟通交流渠道的政策支持与许可，同时也要确保平台与生态系统内企业的合法经营发展。
最后，在增长价值基础上，数字经济时代可持续的技术创新需求取代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准化生产需求。数字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创新要素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业经济时代营商环境更多地影响企业的设立、运营和绩效等方面，创新作为一个附加性因素出现。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通过内部研发以及与创新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开放式创新两种方式获得竞争力，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多技术融合性趋势，科技创新成为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企业在研发环节会投入更多，技术进步与先进算法的实现是边际报酬递增的前置性条件，技术迭代更新加快的同时蕴含着企业淘汰加速的内在隐喻，因此企业更注重创新与研发性投入。创新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指数型增长是工业经济不可比拟的。因此企业需要政府保障软性试错法运行逻辑，减少审批环节，落实新政策与新技术的协同配套跟进，通过下放权力与规制最大化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重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惠关系，使其在相应的生态位互相增强环境承载力，促进创新创业活跃度[5]，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时代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出的需求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差异明显，这也意味着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上，我们亟需进行理念更新与举措创新以契合于数字经济的经济形态增长模式，根据企业在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形态表现出的新需求特征变革内在逻辑。
4. 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营商环境内在逻辑
4.1.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
数字政府是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后政府形态的一种自我调试与演化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重构政府市场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以及赋能经济发展的主体。得益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更迭，企业的组织形态由单纯的实体组织开始向平台化、生态化转变，基于数据赋能的平台型企业的产品流通不再具有时空封闭性，数字经济产出的产品流通成本大大降低，更是能依赖于互联网载体进行无边界化传播。互联网跨区域经营活动向传统政府“重审批、轻监管”以及属地管理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政府模式不再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营商环境提升势必受阻。
数字政府的建设将数据化、智能化、系统化的理念吸纳进政府部门，通过部门间的数据开放与共享，打破科层制条块分割的市场监管困境，建立快速的响应机制，满足数字经济中以企业为代表的各主体在行政审批、政府回应效率等方面对政府提出的高要求。数字政府能够协调数字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市场活动，消除制约新兴市场主体发展的规则障碍，弥补传统政府管理与服务机制的不足，全面优化升级营商环境。
4.2. 数字社会治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趋势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在进入数字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数字社会治理更加注重数字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本身的转型，能用于回应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个性化需求，为政企沟通的紧密性、时效性提供保障。数字社会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泛在网络社会”系统，改变企业生产方式，推动政府社会治理方式前进。这一内在逻辑是将治理的理念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嵌入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以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拥有独立解决一切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所遭遇问题的充足知识和充足资源的理论假设，拓宽社会中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应对数字社会组织边界的模糊性与未来市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以政府为单一主体去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二者关系相辅相成，数字社会治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趋势，而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的建设也反过来为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以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市场竞争环境为其提供物质保障。
4.3. 激发创新活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
在数字经济这一背景下，技术创新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多技术融合性趋势，创新要素的缺乏将会极大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对其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技术创新发展速度加快是一种必然趋势，工业经济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试错，因此相比于数字经济范围狭隘，也需要更大的时间跨度；数字经济以创新驱动算法的建构，一旦研发完成就能大幅度提升相关事件的运行效率，这种软性试错法诞生于数字技术，同时给数字技术带来巨大效率，可见创新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指数型增长是工业经济不可比拟的。因此，在思考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的建构时，需要把一切促进创新发展的行动路径置于优先地位。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的复杂性与多种创新技术之间的融合性加剧，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日益受到挑战，网络条件下的合作创新开始趋于普遍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契约关系、合作网络、社会关系与同行业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联结形成协同合作网络。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网络解决了企业单一主体创新动力不足的限制因素，在技术迭代更新加速与不确定性增强的环境下成为了绩效创新绩效的稳定来源之一。政府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加强研究机构、高校等企业创新合作伙伴在创新网络中的作用，协调各创新主体，以完善企业外部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为逻辑出发点，优化营商环境。
5. 结论
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营商环境关系到我国能否借助数字经济的机遇，实现经济再一次腾飞。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各类经济主体的蓬勃发展，凝聚创新要素，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时机，是解决我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过渡至数字经济时代过程中各类矛盾与突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科百特、红旗摩擦公司不同经济背景下最直接的企业需求分析为例，在把握这些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总而言之，营商环境必须进行改革以保证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政府需通过统筹协调，调动市场与社会中的多个主体，进行横跨多个不同领域的建设，最终营造出一个廉洁高效而又关系亲密，法律制度完备且富有活力的开放型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