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逐步走向一个大团体，人类的前景似乎愈加光明璀璨，但随之带来的困境也愈加复杂多样，环境危机、天灾异祸、尤其是人们精神层面养料的缺失导致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难题纷繁而至，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导致社会开始出现“内卷”、“躺平”等现象，当代儒家以及阳明学应当如何立足，面对未知的世界？人类又将如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中安身立命，存养身心，坚定信念？文章试图回归国学，从儒家“仁”，“命”，“心”，“天人合一”等观念中找寻答案。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a large group, and the prospects of mankind seem to be brighter and brighter, but the difficulties brought about by it are also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natural disasters, and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lack of spiritual nourishment at the spiritual level of people are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How should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and Yangmingxue gain a foothold and face the unknown world? How will human beings settle down, nourish their bodies and minds, and strengthen their beliefs in this fast-paced era? The article tries to retur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find answers from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benevolence”, “life”, “heart”, and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1. 探源先秦儒家“安身立命”说
1.1. 何谓“安身立命”
我们处于一个危机感十足的时代，大家普遍存在各种心理以及情绪不稳定等各种精神状态问题，人类要如何适应时代快节奏发展的问题变得必要且紧迫，在这种环境下“国学热”一时如日中天，人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栖息地，回望历史，如果以儒学为基底，阳明心学为重点，从中汲取其思想养分，或许我们能有所收获。“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孔子处于春秋乱世，社会分崩离析，百姓困苦不堪，以血缘、地域划分的小群体悄然瓦解，逐步转化为一个多元化的大群体，与如今的全球化相似。组成大群体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施暴力使百姓对组织秩序有畏惧感；另一种则是让民众对心灵秩序有归宿感。儒家应运而生，并为维护群体秩序提出倡导，即以三个概念来规范社会秩序：一用“仁”的概念使群众在情感上有归宿，二用“理”来维系群众行为上的规范，三用“义”来使品格高尚人士成为模范代表，“义”通常出现于产生利益冲突之时，如见义勇为、义不容辞、舍生取义等等，它们的前提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为主体，而后从这三个概念中延展出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法以及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安身立命一词出自禅宗，《五灯会元·长沙景岑禅师》中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曰：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但这里的安身立命是就人的法身而言的，主要是强调明见本根，觉悟后意识到自身形体的空无性，是将我们的生命放置在空性之中来谈论的。儒家的安身立命与之不同，它是立足于现实世界解决人生的实际困惑，具有现实主义关怀取向。关于人身心问题儒家以“仁”来体现，不同情景下的“仁”具有不同含义，如：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子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这里所说的仁并非是道德意义上的忠，而是具有内在身心结构的关系。李泽厚认为“仁”之所以能贯穿一切行为、活动、态度、人生，并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天理”，“性体”，而是一种经由自觉塑建的心理素质即情理结构的缘故。可见，他认为在个人心理调节与内心道德自觉稳定的情况下，人类社会应当是和谐稳定的。“仁”在大多时候应当是一种情感体现，它的最高境界应当是“自由”，即颜回之“乐”。
1.2. 传统儒家“立命”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仁”是维系各种关系的重要纽带，它要求个人修己慎独并对他人仁爱，既是政治文化制度的现实追求，也是个人在群体中的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认同的重要依据，识“仁”即可安身于世俗之中。对于“命”，儒家分为“天命”与“德性之命”，“天命”是人自身无法把控干预的，如个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等等，颜回的死孔子就认为是“天命”所为，《论语》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2]而“德性之命”即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干预，如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孔子倡导我们要遵“天命”，守“德性之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志向以及人生感悟，并适当有所收放。孟子则认为不管是“天命”还是“德性之命”都不可被忽视，“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4], p. 233)他将其做了内在与外在之分，内在的德性之命，我们应当积极对待，而外在的天命就要顺道而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4], p. 234)功名利禄都并非我们所必须追求的，君子所要追求的应当是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品格，即“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4], p. 241)早期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以主张实现修己仁人为理想追求，它倡导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坚持道义之举，以此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此“立命”，不受外物干扰诱惑，得志时积极施行德政仁义，失意时也能泰然处之，勤勉修身，如此才能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志向；而这也为后来儒学的丰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王阳明心学解“安身立命”
2.1. “心”之困境
宋明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后世儒者张载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为当时的贤才志士树立了伟大抱负和远大志向，激发起强烈的文化共振。此后朱熹延展出“存心养性”以致“立命”的主张，“立志”“立命”等学说逐步发展且更为完善。明代王阳明在汲取先儒的智慧下提出了自己的“心学”立命说，为世人安身立命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心学”得到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如同今天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样，与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的高速发展要求国家更富强，社会更稳定，人民更幸福，个人要更努力。浅看是尤为积极向上的，而我们的确也在进步，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得我们有更大的发展平台与空间，但这也使世人变得疲惫，尤其是“心”，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我们不得不担起这负重担。如何明“心”以放“心”，读圣贤书是否真的可以明心见性，帮助他人，如果阳明处于这个时代，面临这样的困境，他又会如何用工让“心”前行？倘若将阳明思想中的“心”放在认识当下的社会现状和把握自身的态度上，会不会偏离其主旨意涵，加深学界所谓“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的质疑。困境如何解？我想不仅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心中的当代，还需要不断回顾历史，汲取先贤智慧，让“心”落于实处，让“性”得于显行。
2.2. 以“心”安“身”
阳明心学蕴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养分，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更需要用功磨练心性，内在的工夫涵养上要更加地内省自律，外在形式上要不断勘磨，时时不忘用功，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我们拥有健康心理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儒家注重“涵养”的工夫，强调要“涵养生命的静气”，这样人的生命状态就会有无限生机，这是从心性上下工夫，涵养此心，而后使得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变得和谐。谈论“天”和人的主体性一定与“心”相关，因为心最能表征人的主体性，因此阳明说“心”一定是讲天的。故他言“天理”即“本体”。早年他极为尊崇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但当他付诸于实践去格竹求理时，不仅没求到理反而因此患了病，至此他便转为向内练工夫，于贵州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至简之道；继而“心即理”的本体论出世，即通过本体的流行发用后进入社会与之同存，以“心”本体出发来安放处于社会的“身”。阳明在心性论中论“天”使之在宇宙论当中形成了人生价值论，将天道与仁道连接起来，由此天人合一观念形成。即阳明所谓的“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已，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人，视民之饥溺犹已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5], p. 328)
3. 现代化处境中我们当如何“安身立命”
3.1. 打破“普遍性”，传承“超越性”
我们处于一个十分险要的时代。首先，现当下宇宙秩序普遍被自然科学解构，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被理性和科学所瓦解分裂，人们开始丧失信仰。其次，当今人们的视线不再局限于各自的活动区域，而是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再次，当下人们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洗礼，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占据上风，城市化又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开始分崩离析，人们普遍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转入到城市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中，市场经济下诱发出钱权至上的思想也愈加明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重拾信念，重构社会秩序，安顿身心？阳明曾言要立德、立功、立言。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求取功名，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伸张道义；即知行合一，实质就是在逐步恢复“天人一体”观，超越当下的传统经验，许多学者正在为此努力，如张世英提出“超越传统、天人合一”说，他以想象作为纽带，从审美的方向进入到高级的诗意的万物相通的境界。李泽厚提出人类学和历史本体论，以“情本体”为桥梁，在天理和欲望的交融间抵达审美的彼岸。还有陈来提出的“仁”学本体论。尽管结合我们当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想要落实前辈们提出的理论仍旧存在着较大距离，但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还有人在不断尝试前行。
3.2. 天人合一，达道安心
作为独立的个体如何实现天人合一，阳明谓致其良知，明见本心；心正而后性明，性既明即可体悟天命之性，达到与圣合一，与天地合一之境。也即是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然后知天。知天使我们内心处的世界得以秩序化，体悟到天命之性时我们的秩序感就是天，在心即谓“心知理”，社会秩序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持续建构。儒家并非宿命论者，受这种文化影响它倡导人们要积极入世，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先从宇宙到社会再到个体，因此传统观念里都有“天人一体”的体系架构，即先有神圣的宇宙(儒家谓“天道”)，再是按照天道制定的等级秩序，最后是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三者往复运行；体现在民间即所谓“天地君亲师”，存有敬畏之心，守住传统信念是体现个体具有存在意义的一面。加拿大作家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隐忧一书中提到：“传统社会理念一旦失去伟大的存在之链，个体生命将失去意义，社会也将变得混乱，从而出现英雄维度的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驱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天，社会和我就没有链。”古代社会讲究宇宙秩序和天理，社会秩序讲究“三纲五常”，个体则通过“格、致、诚、正”由外而内地寻找“自己”以遵天理来实现“修、齐、治、平”，由此构建出当时的存在之链。明中叶时期社会动荡，秩序开始混乱，人心惶恐不安，阳明即刻认识到是人的私欲作祟，良知受蒙，他认为只有摒弃私意才能彰显出善和仁，而后才能立命；在向外寻求无果后他转向内心安顿个体生命，以明天理。以我的立命作为主宰达到“天人一体”，为当下人们寻求安身立命之法找到出路。孟子认为人只要“诚”尽其心就可“知命”“知天”，而后便能实现立命；阳明却是在此基础上延展意识到人是受私意遮蔽的影响才导致自身无法安身立命的，因此他将工夫放在去除人的私意上，通过自身体悟得知一念发动处便“知行合一”的立命工夫，如《传习录》下中记载：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即私意当下的念头一旦发动，良知即刻能觉，即刻觉即刻消除私意，知行合一即是当下立命的工夫呈现，立命则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不断致良知、去私意使心之本体复现，然后达到“天人合一”。良知人人具备，只是被私意遮蔽了，我们要不断复明良知，挺立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是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在彰显人性光辉的同时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本来样貌，以此助力他人。
3.3. 回归传统，打造和谐社会
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故有：“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5], p. 202)阳明认为“立命”是为“不知命”的人所设立的，要先知“天命”，再实现立“德性之命”，因此孔子的“不知命”指的就是不知“天命”，因而不能“立命”，因此不能称之为君子。曹锦清先生曾说：“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里，也不在知识分子的手中，而是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是在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和消费方式之中。”[6]如今的消费主义、欲望、贪婪等现象层出不断，人们的不良情绪以及价值观导向逐渐走偏；儒家学说应当如何发挥它的价值以实现其社会理想和社会形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发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2020年北大学者詹克明发表过一篇“人类物种老化危机”的文章，其中谈到我们已经开始物种老化，其中还引用“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语进行详解[7]，就像恐龙灭绝是由于行星撞毁，但恐龙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5000万年；人类进入文明才短短几百年，就已经将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打乱，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迫在眉睫。潘基文在联合国会议上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可以拯救地球环境的最后一代人，也是必须被迫忍受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第一代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整个世界已经开始四处分裂，现在的时代就像费孝通先生生前说的“群龙无首，六神无主的时代”一样，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他认为“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8]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两大生态共同体的概念，这使得我们对未来仍旧抱有期望，他还希望中华传统儒学，包括阳明心学能为人类更好地在世界生存下去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不断繁育出一代代优秀青年，每一位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境界和品德是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养料。改变山村女童命运的校长张桂梅，为消除不平等努力做贡献的印度教师兰吉辛迪塞尔，开设公益学堂的美国青年可汗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努力为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他们超越了个体利益，将小我放大到大我层面，极力挽救人类的未来，这样的精神足够穿透这个世俗的世界，这不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吗，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情的是时间，没有人能够跟时间相抗衡。然而先儒们早就认识到人类并非孤立的存在，我们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同在。所以孟子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精神相通，从生命本质来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有成果。因此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人能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见到鸟兽哀鸣，草木摧折、瓦石毁坏，孺子入井，我们都能与之相连产生共连，这即是阳明先生所讲的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仁爱之心是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终极关怀。这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越发显得重要的原因，一切存在都应回到中国传统“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仰当中来。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逐渐成了被异化的工具。如今的科技成果对人类、地球万物的确是有利向好的，核能、生物工程都是人类发展出的伟大科技成果，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成果背后的危险信息。人类在毫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破坏大自然的时间里，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并非是我们文明发展的目的。工业革命新材料新技术的崛起使得资源浪费更加严重，自然环境破坏程度不断加深，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严重受到影响，内心的不安也逐渐加重，人文和科技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我想还是要回到儒家的理念中去安身立命，回到孔子的仁爱理念，回到阳明万物一体的理念，以我们的同情心、慈悲心，讨论科技发展中人和天地万物一体的问题，克制我们私欲和贪欲，合理使用自然资源，重建一种社会的生命循环伦理，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去善待其他物的存在，不断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当下社会，青年人心理疾病增多，人心进一步被腐蚀，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凸显，当理想境界与现实的规则剑拔弩张的时候，内心的平静与外界的纷争如影随行的时候，我们要始终坚定儒家信念，坚守本心，学人勉力求道，证悟本体使自我能够回归生命的终极归宿，明了此体，则生命每日皆落于实处，有所依归而不荒度残年，在现实的生活中证悟体道，时时涵养本心，存养本心，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如何的不确定，我们在现代化中都能先“出世”而后再“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