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日益蓬勃，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彼此交际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中国也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地位的提升伴随着中国文化输出的必然性，“脸面”文化在中国社会交际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对跨文化交际领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作为语言与文化的载体，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不仅推动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更需要结合文化背景进行。
2. 中国人的“脸面”
“脸面”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的“要脸”、“要面子”、“赏脸”、“给面子”等词汇，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阿Q、方鸿渐式为脸面而活之角色，在中国社会，脸面贯穿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虚浮飘渺，实则在国人心中地位甚高。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结构，中国人的脸面不仅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文化内涵，而且具备特定场景下的社会交际功能。早在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Smith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人对“面子”的造诣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并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中将“面子”概括为“中国人的第一性格特征”，他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是从其对戏剧演出之热爱中衍生出来的，理解中国人的“面子”特性就能解锁这个民族其他许多方面的性格特征[1]。
中国人的“脸面”并不能简单地同英语文化中的“face”一词对等，因为“脸面”二字所代表的不仅是人体面部结构的表征，更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独有的心理状态和深层的社会情绪。实际上，中国人的“脸面”兼具“脸”和“面”的两种内涵和特点。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胡先缙最早以人类学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人的“面子”，她认为，中国人的“面子”可以用“面”和“脸”两套标准来区分，“面”是通过个人努力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威望或声誉，而“脸”则更像是因坚持高道德标准而获得的群体尊重[2]。由此可见，“脸面”的形成是具有双向动力的，一是内驱力，个体以高道德标准要求自身，而追求有脸有面，二是外驱力，社会环境对个体抱有期待，而反推个人努力获得符合社会期望的脸面。因此，本文将中国人的“脸面”特点概括为道德性和社会性。
首先，中国人的脸面是道德性的。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耻”来理解“脸面”的道德性，“耻”是人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而在自我意识里产生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显然与道德完善性有关[3]，顺应这种价值，就是“耻”促使个人产生“脸面”的过程，相反，违背这种价值，则是无“耻”而没有“脸面”的表现。因此，中国人也常常会用“不要脸”形容一个人道德败坏，而对于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或是中国文化高度认可的“君子”，则会认为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次，中国人的脸面还具有社会性。脸面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追求，更是社会关系的映射。翟学伟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在关系网络中发生的，个人形象的好坏标准不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他人和社会判断的[4]。也就是说，“脸面”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如果没有外界对个人行为的评判，那么所谓“有脸有面”就不成立，一个人只有在其所处圈层中为身边人认可，才可称其为“有头有脸”，同样，若一个人近墨者黑，所处圈层皆是道德修养不高之人，则也不会被其环境认为是丢“脸面”。
3. 中西方“脸面”的文化内涵对比
3.1. 集体主义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离不开中国社会的“里子”，分析中国人“脸面”的文化内涵必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
中国社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称“泱泱大国、礼仪之邦”，重“礼”是民族习惯、家国风度，从远古时期人祭天的“祀礼”，到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见面礼”、“贺礼”、“彩礼”等等，“礼”是维系集体关系的纽带。“礼”与“脸面”的关系通过“礼貌”一词可见一斑，先有礼，后有貌，“礼”是“貌”的内核，而“貌”是“礼”的外衣，也就是说，只有在“礼”运作的场合，才存在“面子”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的“礼”是集体关系得以持久的关键，因此，有脸面代表了在集体中讲“礼”，反之，没有“礼”，或者“礼”不存在发挥作用的集体环境，则没有脸面。
另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因素便是乡土结构及其引申出的家族制度。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农民通过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劳作来获得生存资料，并且世代为耕。土地制度限制了人际交往的范围，即人们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社会交际，产生社交圈层的前提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因此，个人与其家庭成员和家族的关系明显比西方社会更加紧密，交际中形成的“面子”不是单一个体的，而具备家族属性。举个例子，在中国社会，一个人若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其交际圈内的人往往不会单纯地欣赏其本人，而是会仰慕其家庭，人才辈出，敬重其长辈，教子有方，甚至会说“此人真给某家长脸”。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面子从本质上来讲是集体主义的面子。无论是其道德性还是社会性，都离不开中国集体文化的两大特点，即礼法制度与家族制度，如张绪山所说，这两种制度是理解中国传统“面子文化”的关键，只要其存在，人们就要按照其要求行事，面子观念就不会消失[5]。在中国社会中，“脸面”的判断标准向来都源于他人、集体、社会，个人获得面子是因为获得了集体认可，给予他人面子也是为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而最终形成美美与共的和谐大同社会。
3.2. 个人主义面子
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西方人的“脸面”与中国人大相径庭，由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结构与中国社会相异，西方人的面子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更倾向于自我表现。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文化，地中海沿岸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岛造就了古希腊人以海上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进而发展出“自由民主”的民族性格。常年的海运生活注定了西方人不可能像中国人一样以家族为单位世代聚居，在充满不确定的水路上探索世界，培养出西方社会崇尚独立、冒险、勇敢的文化氛围。因此，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尊重个人努力、鼓励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这也是西方人“脸面”的主要特征，例如，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常见主题之一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英雄一定是有“脸”的，每当提起美国大片里的英雄人物，脑海中会浮现出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人物形象，而这些英雄“脸面”出现的前提一定是个体，即以个人为单位出现，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面子没有群像特征，而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西方社会的家庭多为核心家庭，其特点是最多由两代人组成生活圈子，即夫妻和其子女，一旦子女长大成人，必会离开旧家庭，组建自己的新家庭，而原本的两代人家庭会变成仅有夫妻关系的单一化家庭，也就是说，核心家庭虽然会经历代际演变，但其主导家庭关系的人是夫妻，从始至终婚姻关系是维系西方核心家庭的关键，这与中国社会中血缘关系为纽带、父子关系为支撑的家族制度完全不同。因此，集体主义的“面子”在西方社会很难形成，以核心家庭为最小组成单位的西方社会不具备通过家族制度实现社交活动的土壤。
总的来说，在面子文化冲突中，个人主义文化者对“脸面”更看重其自我面子，而比集体主义文化者对他人面子和相互面子的重视程度低[6]。西方人的面子相比中国人的面子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突出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导致“脸面”更侧重个人通过积极表现，获得他人赞赏，从而进一步达到个人目的，实现个人利益。而中国人的面子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更加脸谱化，一张“脸面”背后往往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利益，面子已经成为集体间交际的重要资源。
4. 跨文化交际中“脸面”的翻译策略
基于前两部分的讨论，“脸面”作为中西方文化中同时存在但内涵相异的文化现象，其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文化差异，导致交际障碍，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工具，不仅在语言层面，更在文化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对“脸面”进行翻译将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杨仕章指出，翻译策略具有层级性，在语言、文本、文化等层面存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文化翻译策略是翻译策略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是译者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对文化要素采取的连贯的翻译计划[7]。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策略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跨文化交际翻译，而针对文化现象的差异，应该以文化内涵为出发点，选择符合译文读者需求的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一直是划分翻译策略的两大方向。归化策略的著名理论来自Nida的动态对等，解释为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传递信息的反应当达到原文读者对于原文理解的程度[8]。为了达到翻译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将源语文化因素移植到目标语文化中，以消除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障碍。而作为异化策略的倡导者，Venuti认为异化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在文化翻译中，通过引入源语中特色的文化表达，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表达，拓展译文读者的文化边界，从而真正地实现跨文化交流，更有利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输出，在翻译过程中提升弱势文化的交际地位[9]。
为了在中西方面子文化交融碰撞的场景下探究“脸面”的文化内涵差异，本文将借助电影《面子》的汉语字幕英译来分析其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策略。该片讲述了本世纪初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华人之间的面子文化冲突，小薇是第三代华人移民，她虽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华人区，但从小浸润在西方文化中，在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环境中释放着自己同性恋的天性，而这是其传统中国家庭所不能接受的。小薇的外公高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虽然在美国社会受人尊敬，但还是保留着传统的旧思想，对美国文化中的许多思想感到不齿，如未婚先孕、同性恋等，令他觉得颜面尽失的是他的女儿、小薇的母亲高慧兰守寡多年后竟然未婚先孕。高慧兰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投奔到女儿门下，一面为女儿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开放思潮所动摇，想要为了自己活一次，偷偷生下爱人的孩子，一面又被父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所压制，迫于这位大家长的威严，不得不接受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脸面”文化的中西方差异在移民家庭三代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高先生的面子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脸面”，小薇的面子则是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脸面”，而高慧兰作为老少两代人的中间人，则是这种“脸面”文化差异和冲突的矛盾体。
4.1. 归化策略
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说，归化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通过使用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形式来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个人主义脸面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点，不具备群像特征，每个人的脸面因所处交际场景不同而带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并不能用脸谱化的“face”来概括，而应该考虑当时的文化交际情境，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翻译成具体的内容。
例如：
怎么样，小薇？可否赏脸跳支舞？
How about it, Wil? Do me the honor of dancing with me?
这一幕发生在故事的开头，小薇的母亲带她参加了一场华人舞会，一位华人男性高管有意邀请她跳舞。这里的“脸”明显是男方自我表现的脸面，是个人主义面子，表明他希望通过个人言语、行为的努力打动对方，获得小薇的青睐，从而实现自己想要与对方更进一步的目的。直译并不能体现出“脸”背后请求的意味，反而会丧失影片中男高管的一部分人物形象，即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至上的进取者，所采用的交际手段和策略是为了凸显个人存在感和价值，实现个人利益。因此，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将“脸”翻译成“honor”，表现出男高管在两性关系中的绅士一面，对待女性的耐心与尊重，同时也展现出他善于在人际交往中以退为进，充分展现出其个性的圆滑与精明，通过“honor”一词使英语译文读者更能体会出个人主义“脸面”在中西方文化交际中的个性化特征，更符合西方人对“脸面”的理解，从而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又例如：
不可能，我家弗雷德死要面子，才不干这种事呢。
No way. Fred is too respectful to do such thing.
这个场景发生在华人圈所有的人都知道高慧兰秘密怀孕后，大家都在讨论这是谁的孩子，她的一位麻将群友认为，这个男人绝对不可能是她的丈夫弗雷德。“要面子”是一个具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行为，指个体通过树立良好的品德、行为和形象，让自己呈现出为他人尊重、为社会认可的特质，从而在群体中脱颖而出，进而满足个人利益。如果直译成“earn face”，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面子”与弗雷德不做这种事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已婚男性与其他女性调情是不光彩的，弗雷德结婚已久，一直以正派好丈夫的形象自居，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丈夫的好名声，不可能做出有违个人品性的行为，因为那样会被华人圈内的熟人嘲笑，从而使他丢面子，失去个人威望和尊严。这里的“面子”更多的是弗雷德个人主义的体现，是他为了表现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被别人指责，而展现出的正面形象。因此，采用异化翻译，将“面子”翻译成“respectful”，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人主义“脸面”在此交际语境下的内涵，表达出“要面子”与“不干这种事”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使译文读者获得地道的文化体会，减少跨文化交际场景中的误读和障碍。
4.2. 异化策略
异化策略是文化翻译中很重要的手段，由于其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可以极大保留源语文化中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输出。“脸面”文化讨论中，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脸面一向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特点，这是西方文化下的脸面所不具备的，而这种脸谱化的特征若是采用归化策略翻译，则减少了许多其道德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采用异化策略可以更好地保留中国人脸面的文化内涵。
例如：
《面子》
“Saving Face”
该影片的名称翻译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面子”是全片的中心，影片故事发生在美国华人社会，“脸面”在此产生中西方的文化交融和碰撞，既有个人主义的西方“脸面”，又有集体主义的中国“脸面”。在这样一个镶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社会中的中国人交际圈里，从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貌似以西方“脸面”文化为主，而中国“脸面”文化为客，但实际上影片采用的是相反的叙事角度，让高先生传统中国家庭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脸面”文化成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主动方，向美国社会输出了独特的“脸面”文化视角，即以家庭为依托、亲情为纽带的集体主义面子。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交融和碰撞的环境中，脸面文化的差异才得以显现，中国人集体主义的面子才有了文化输出的空间和机会，因此，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将“面子”翻译成“face”，保留集体主义面子的群像特征，体现出中国“脸面”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的独特内涵，不仅是个人成就，更是家族、集体的荣誉。
又例如：
她自己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She lost her face, but i want mine!
这一幕发生在小薇的外公发现女儿高慧兰意外怀孕，高先生是纽约华人圈里有名望的老教授，他得知女儿秘密怀孕后非常生气，要把她赶出家门，并破口大骂。第一个“脸”是道德性的脸面，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人们认为贞节是女子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前怀孕，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高慧兰的婚前怀孕显然是一种有损名誉的不道德行为。第二个“脸”是社会性的脸面，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家庭成员是相互联系的，高慧兰的名声不仅是她自己的，也代表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父亲，高先生是一位威严正派、受人尊敬的教授，这种尊重既来自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来自于他体面的家庭，当他得知女儿做了不道德的事——未婚先孕时，他非常生气，他认为，女儿的行为让整个家庭失去了好名声，也让他失去了“面子”。这里的两个“脸”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面子，代表的是中国人对脸面的一种普遍极致追求，体现出脸面在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关系运作功能，已经不单是个人对成功、成就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大范围的资源交换，因此，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脸”翻译为“face”，既保留了脸面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集体主义内涵，又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
再例如：
今天，你又为了维护你父亲的面子，重蹈覆辙。
And now you are doing it again, all for your father’s face.
这一幕发生在故事的高潮部分，高慧兰即将嫁给父亲指定的结婚对象周先生，此时，她的真命天子、孩子的亲生父亲——小于先生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高慧兰第二次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是在重蹈覆辙，这一切都只是想维护其父亲的面子。这里的“面子”是一个具备资源交换属性的概念，指的是高先生家庭内的和谐稳定所依赖的资源，因此同样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可以将其理解为高慧兰为了维持家庭关系，而采取“给面子”的交际方式，她服从父亲的命令，嫁给了一个可靠的男人，一方面挽回了自己的体面和尊严，另一方面更是给足了高先生脸面，树立了他大家长一言九鼎的威严形象，从而向集体中的其他人展现出即使家庭中出现过一些变故，曾让自己蒙羞，但高教授依然是那个具有威信，充满权势和手段的风云人物，在家族荣誉败尽的边缘及时止损，把女儿从沦为遭人唾弃的寡妇拉回正轨，其对女儿的教育依然堪称典型。因此，这里采用了异化策略，将“面子”翻译成“face”，突出了中文语境中集体主义“脸面”特有的资源交换属性，保留了中国人面子的社会性特点。
5. 结语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概述了中国人的“脸面”特征，对比了中西方“脸面”的文化内涵，综合分析了“脸面”的翻译策略。通过跨文化交际中“脸面”的探究，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脸面”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其道德性和社会性，这是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而对比两种文化中的脸面内涵，本文发现中国人的面子是集体主义的面子，西方人的面子是个人主义面子。由于“脸面”在中西方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内涵差异，为了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翻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从翻译策略来看，集体主义面子更适合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个人主义面子适合采用归化策略，减少文化交际双方的误解。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译者应该自觉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优先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主动分析文化现象的内涵差异，做到真正的文化翻译，而不仅满足于文字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