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赵姨娘在《红楼梦》中是贾政之侍妾，探春和贾环之生母。她的文本情节主要有5处：第二十回，赵姨娘因为教训贾环而被凤姐训斥；第二十五回，赵姨娘与马道婆合谋，暗施邪术欲置宝玉和凤姐于死地；第五十五回，赵姨娘为了给兄弟赵国基争死后的赏银，与亲生女儿探春发生冲突；第六十回，芳官以茉莉粉充蔷薇硝敷衍贾环，赵姨娘大闹怡红院，被女儿探春斥退；第一百一十二至一百一十三两回，赵姨娘在为贾母送葬途中，突发暴病惨死。总之，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形象被作者塑造得“一边倒”，即刻薄、无知、愚昧……但这个配角人物形象的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学术界虽对赵姨娘人物形象的研究结论暂未统一，但该人物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目前对于赵姨娘综述性文章仅见于1991年杨俊才的《<红楼梦>赵姨娘形象研究述评》，时隔多年，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赵姨娘研究现状进行整体梳理与总结是极其必要的。
2. 三种态度：“憎恶”、“同情”及“中立”
2.1. “憎恶”
赵姨娘在《红楼梦》中被作者塑造得比较刻薄、愚昧，因此对于其人物形象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憎恶”，主要基于在文本中涉及到赵姨娘的情节都是非正面性的，该观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对赵姨娘形象的基本态度。白盾在《论<红楼梦>作者对所恶人物的态度》中不仅从情节上赞同曹雪芹对于赵姨娘“一边倒”人物形象的刻画，并且从道德层面也否定了赵姨娘。他认为“作者把赵姨娘刻画得如此狠毒不堪，且结局也不好，并无不妥，也并非是作者的局限性。因而，即使在今天，赵姨娘也应受到严厉的谴责。”[1]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周书文《“含沙兴浪费旋”——赵姨娘性格塑造的特点》认为“赵姨娘是《红楼梦》形象体系中，唯一没有运用美丑交赋、善恶互参的‘两重组合’方式刻画的、仅具备丑恶单质的否定型女性形象。”而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一种单一又复杂、单向而又丰富的性格类型的塑造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以自己的情态，写出自己丑恶而又复杂的性格世界；二是借他人的映衬，渲染出她那可怜又可憎的性格世界；三是靠作者的中介，强化她性格世界既丑又恶的本质特征。”([2], p. 219)周思源《伟大交响曲的一个不和谐音——论赵姨娘兼作曹雪芹创作心态猜想》中在上述观点的继承下继续探析了作者塑造了如此单线条平面型和浅内涵该人物形象的原因：“有意为之；可能是出于某种创作需要；童年的个人经历”[3]。王瑛《论<红楼梦>之画骨三法》[4]中也同样认为赵姨娘光鲜的表皮下，暴露出的是其骨子里的卑劣、刻毒与凶恶。
进入21世纪，学者虽然对赵姨娘也持厌恶与否定态度，但更多地开始从哲学、社会学及时代制度方面探寻这种印象造成的原因。如王学钧《略论赵姨娘的反社会人格》认为“赵姨娘令人厌恶，但人格意蕴深厚。”而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主要由于“习以为常的妻妾制度所深藏的等级、权力和交往关系孵化了赵姨娘的反社会人格。”[5]邓桃莉《在焦虑中不断追寻自我——论赵姨娘》则着重从人物内在情感和情感生成的角度来分析赵姨娘个性与行为的原因，对赵姨娘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内涵以及消除焦虑的方式进行探讨。同时指出“赵姨娘是在焦虑的困境中不断追寻自我。”[6]而王金英《赵姨娘尴尬处境的缘由探析》“旨在通过对赵姨娘自身的言行分析来阐释她在贾府处境尴尬的原因。”[7]
也有论者开始对赵姨娘的否定性角色扩展到群体性研究。如邓芝彬的硕士论文《<红楼梦>否定性角色研究》认为赵姨娘为《红楼梦》中否定性角色之一，且形成原因是由于“赵姨娘试图通过抗争的方式来摆脱当时社会制度、文化所带来的这种卑微的身份地位，但她却是屡屡违反当时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以一种反社会的残忍方式和手段去迫害他人，最终，她沦为自己私欲的囚徒，从而走上毁灭。”[8]对赵姨娘持“厌恶”观点的研究趋势总体呈现出一种由个人扩展到群像、从文本探讨到多角度跨学科分析这种“憎恶”的深层次原因。
2.2. “同情”
第二种态度则为“同情”，主要基于从赵姨娘人物遭遇、女性身份、封建制度的压迫方面产生怜惜之情，并且认为赵姨娘这个扁平人物的塑造体现了曹雪芹创作的局限性。刘梦溪《红楼梦新论》著作中《和赵姨娘的畸形关系正是探春思想本质的绝好写照》在论及探春时，认为赵姨娘虽然心术不正，灵魂卑微，但比起假慈悲、真残忍的王夫人来，她不见得就更坏些，她是一个被误导被损害的人物，贾府的长幼尊卑，没有不欺侮她的，连平儿都很不平，说这是“墙倒众人推”。([9], p. 123)总体上是同情赵姨娘的。而第一次全面、专门肯定赵姨娘人物形象的当属黎音、姜葆夫《曹雪芹笔下的赵姨娘》，该论文“第一次专门探讨了赵姨娘，且认为该形象丰富、复杂，完整，精心设计，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赵姨娘的斗争实质上是争夺继承权的问题。”[10]十分肯定了该人物形象，这和20世纪憎恶该人物形象的主流观点持完全相反意见。不仅如此，在周中明、文又波《试论曹雪芹的妇女观》[11]金亭玉、郑祥《巨石底下的生命——谈赵姨娘》[12]方红萍《中国封建伦理的怪胎——赵姨娘浅谈》[13]李海蓉《赵姨娘为什么是苦命人?》[14]都认为赵姨娘身处于妾的低下地位，所作所为即使不符合道德，但都是对于封建制度压迫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权利斗争的一种维护。王引萍《也论赵姨娘》中则分析了“赵姨娘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且从本文出发，“指出新旧思想交替的社会背景是赵姨娘反抗性格产生的时代原因。同时，无爱的家庭生活是赵姨娘性格形成的情感原因。”[15]此外，出于对赵姨娘母亲身份的认同，王汇涓《卑微的期盼者——赵姨娘》[16]崔云的《<红楼梦>中赵姨娘的母爱分析》认为“她是一个在尴尬生存环境下无力的抗争者。她的可恨下隐藏着可怜”[17]。
2.3. “中立”
第三种态度则是中立，基本是21世纪以来所持有的基本观点之一。既承认赵姨娘人物性格的扭曲，又同情她的遭遇与反抗，但究其原因仍然是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迫害。如在邱丽梅《从赵姨娘形象看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中，认为赵姨娘“可怜之处在于她深受宗法等级制度和家长专制制度的欺凌压迫，可恨之处在于她又是这个制度的认同者和维护者。在这个人物身上，主性和奴性都很鲜明。曹雪芹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揭露了化育这种人性的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罪恶。”[18]程建忠《堕落的灵魂，扭曲的性格——赵姨娘论》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赵姨娘“其品格和言行庸俗卑琐、阴微鄙贱、愚昧狠毒，她为了争得自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地位和权利，采取了无事生非、胡搅蛮缠和暗中算计人的抗争方式，以扭曲和变态的形式发泄对现存宗法秩序的强烈不满，这往往又是她不被人可怜和同情的原因。”[19]不少持此观点的论者，分析原因时多从赵姨娘个人身份地位、经济基础等方面出发，但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所造成的。
3. 三种身份：“半个主子”、“奴隶”及“不奴不主”
20世纪以来，赵姨娘被贴上了三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即“半个主子”、“奴隶”及“不奴不主”。这三种说法直到今天仍然不可调和，但在众多著作和论文中被频频引用。
3.1. “半个主子”
“半个主子”出自于《红楼梦》中第四十六回，王熙凤就邢夫人为贾赦说鸳鸯为妾之事讲过：说鸳鸯等人不会“放着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20], p. 370)的话。这里的“半个主子”是指姨娘这类人物。此种说法主要风行于“四人帮”掀起的“评红”喧声之后，给赵姨娘定的阶级身份一时成为无人怀疑的定论。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的著作中，运用阶级观点评述过“赵姨娘、周姨娘这类所谓‘半个主子’”([21], p. 10)。论者认为姨娘类的人物属于“剥削阶级”的人们。其他一些持“半个主子”说的论文及著作中，也有同样情况：《两个失落自我作无谓纷争的可悲人物——孙雪城与赵姨娘形象之比较》认为赵姨娘的不满来自于她身份定位与社会地位的认同焦虑。她运用“‘姨娘的方式’在主奴之间的摆动线上向好处巴结，实际上都是在带着镣铐跳舞”([22], p. 205)。
除此之外，还有些与“半个主子”类似的说法，即“二等主子”[23]或“二层主子”[24]，这些论点其实都是对于赵姨娘作为主子身份的质疑，但又认为其相比于普通的奴隶又高人一等，故采取这种折中的说法以求妥当。承袭此观点且将赵姨娘个人形象拓展成群像研究模式或与其他人物进行对比，如陈大康《荣府的半奴半主们》[25]李燕青、李瑞雪《赵姨娘与尤二姐悲剧命运成因探讨》。这种“半奴半主”的人物徒有虚名地挂上主子的称号，但实际地位可有可无，最终“成为封建大家庭妻妾争宠的牺牲品”[26]。把姨娘身份放在封建社会的媵妾制度之下考察，身份上虽比普通奴隶高一等，但“她们是封建家长和嫡妻奴役和驱使的对象”，所以只能称为“半个主子”。
3.2. “奴隶”
对于“半个主子”观点持完全相反观点且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则是郭树文《论<红楼梦>中姨娘的身份》。郭树文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两方面进行论析，认为姨娘及妾这类人物“她们都是不折不扣地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奴隶”但在奴隶阶层中，地位比普通奴隶要高一点。而在论述中，郭树文也特别提出姨娘和主子之间的婚配关系以及母子关系的实质是：“她们受奴役的一种特殊形式”[27]。与之相似的是刘保忠的《从赵姨娘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也基本承袭上文角度，从出身、经济地位、人格方面分析赵姨娘的形象，也认为姨娘“不过是贵族家庭主子们的奴婢而已”[28]。
3.3. “不奴不主”
郭树文撰写《论<红楼梦>中姨娘的身份》之后，对于赵姨娘的阶级身份的定位渐渐淡去，逐渐兴起的另一种更为中立的说法，即“不奴不主”。在《“含沙兴浪费旋”——赵姨娘性格塑造的特点》中提及赵姨娘“既多疑又多妒既丑恶又愚蠢、既可怜又可恨的灵魂世界。从而揭示出：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度的荒谬与毒害，它不仅残酷地把一些地位低下的女奴推入姨娘的行列，沦入主不主、奴不奴、人不人、鬼不鬼的屈辱地位，甚至最终成为封建大家族妻妾争宠的牺牲品。”[2]“不奴不主”揭示了赵姨娘这一类的人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不管其本身做出如何的斗争，结局都会酿造制度下悲惨结局的必然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别样吁叹 一样悲哀——<红楼梦>“妾群体”生存状况解读》把赵姨娘的尴尬身份与处境融入群像模式当中。妾群体“是《红楼梦》中一个特殊的边缘阶层，她们既奴又主的身份，使她们陷入尴尬的生存窘境。”[29]赵姨娘个人的遭遇是该群体时代遭遇的缩影，因此她们最终成为封建大家族妻妾争宠的牺牲品。
4. 赵姨娘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比较
将赵姨娘与其她人物形象进行比较从20世纪末就零星出现，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与《红楼梦》中其他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如黛玉、探春、贾环、晴雯、尤二姐等。另一种是与其他作品中的妾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多以群像模式展开，总结异同点并探讨其原因，这一类常见于硕士论文中。
4.1. 与《红楼梦》中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4.1.1. 与单个人物比较研究
首先，赵姨娘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与其女探春和其子贾环之间必然有所互动及联系。王雨濛《<红楼梦>中赵姨娘与探春关系浅析》[30]王瑜《赵姨娘母女的双重悲剧》探讨赵姨娘与探春母女关系时放在封建嫡庶制度视域下，认为赵姨娘与探春之间无亲情可言，且这种关系在嫡庶与血缘双重加持下酿造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方面赵姨娘不仅“是封建社会妻妾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一个在人格上有着很大缺陷的人”。探春虽然志存高远，但奈何是庶出；摆脱疏远赵姨娘的同时又陷入了“心灵扭曲的另一重悲剧之中”[31]她们都是封建嫡庶制度下的牺牲品，血缘关系的捆绑像一条隐形的锁链，即使两人关系再疏远，也难逃嫡庶等级的残忍，以致二人虽为母女，但无亲近之情。贾环虽然跟着赵姨娘生活，但母子的关系同样不融洽。徐亚玲《<红楼梦>中的母子关系与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32]张丽萍《从封建宗法制——嫡庶之制浅析贾环母子在贾府生存中的悲哀与抗争》[33]从贾府母子的群像分析到赵姨娘与贾环母子的个体分析，都是通过母子之间扭曲变异的亲情关系来探讨嫡庶之制对于人性情感的压迫与悲剧影响。
其次，涉及《红楼梦》中其她人物形象。陈建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谈<红楼梦>中晴雯与赵姨娘形象塑造的潜在互动关系》[34]从社会环境和塑造人物性格的走势角度入手，认为“晴雯之死应是王夫人由赵姨娘‘从宝珠变成鱼眼珠’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所致”。张劲松《林黛玉与赵姨娘性情命运之比较——兼论曹雪芹的“阮籍人格”》通过黛玉和赵姨娘性格命运做比较，认为《红楼梦》“意在维护和固守传统道德的价值取向”。两人都漠视封建礼教，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不同的态度，因为作者批判的只是礼教的“堕落”和“虚伪”，并不是在否定传统礼制，进而透露出曹雪芹“所隐藏的‘阮籍人格’及其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执著”[35]论据及观点较为新颖。高娟《抗争与妥协——赵姨娘与尤二姐之比较》与之类似。“通过考察曹雪芹对于赵姨娘和尤二姐的不同书写策略和情感取向，发现曹雪芹并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羁绊”[36]。林君妍《林黛玉与赵姨娘对话的意义解读——兼论黛玉性格的发展》[37]通过对两者两次对话的解读，梳理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及故事线，为《红楼梦》的线索起了梳理作用。卢佳佳《“得人心与讨人嫌”——观平儿与赵姨娘的为人处事看二者身份命运的变化》[38]通过赵姨娘和平儿的为人处世来探析二人身份命运的变化。
4.1.2. 群像模式比较研究
将《红楼梦》中具有共性的人物放在一起进行分类研究，论述现象的同时探讨原因。这一类文章自2018年硕士论文居多，这也是建立在《红楼梦》个体形象研究较为成熟的基础上的再探讨。有关赵姨娘母亲角色为共同特征的研究较多，依托于封建媵制与嫡庶有别的背景之下，分类有所不同，但结论趋于雷同，即在封建嫡庶制度下，赵姨娘的不择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是积极的抗争者形象，只不过这已是被无情扭曲后母爱。
赵仁军《略论<红楼梦>中的贵族母亲群像》将赵姨娘定位为边缘地位的弱势母亲类型和恶母类型。而这些包括赵姨娘在内的母亲形象“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主题，填补了文学史上母亲角色书写的空白，母亲形象第一次作为主体，登上了文学殿堂”[39]。艾丽辉《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中赵姨娘“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为妾妇的一类母亲形象”[40]赵姨娘在为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既肯定了作为母亲人之常情的一面，也从被扭曲的亲情中折射出封建社会人性中的悲哀。与之类似的还有《浅析<红楼梦>中三位次要女性的形象》[41]《<红楼梦>中的妾形象研究》[42]《<红楼梦>妾妇形象研究》[43]《荣府的半奴半主们》[25]《<红楼梦>否定性角色研究》[8]。
除此以外，也有从其它视角探析这种母亲或女性群像的文章。丁丽蓉《论<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自主意识》[44]中将赵姨娘作为一个极端的自私者看待，但作为个体，她无法摆脱群体规范的制约。不过这种没有达到自身期望的抗争仍旧是女性通往拥有更多自主权利终点的必要尝试。刘利波《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下名著再解读——<红楼梦>中妻妾的生存与繁衍》则用跨学科的视角来看待《红楼梦》中妻妾的生存与繁衍状态。他认为“赵姨娘行为荒诞、声名狼藉、每每生事却未受到惩戒的原因便在于其在繁衍方面的贡献”[45]，视角独特，耐人寻味。
4.2. 与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与其他人物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比较研究，如侯宝源《<红楼梦>与<金瓶梅>中妾的不同地位及原因初探》通过两部作品中姨娘地位的不同描写，探讨其原因：“社会生产力水平影响性观念、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发展、社会阶级性、小说具体环境、人物性格不同”[46]。从两种作品中，通过相同的身份进行比较，探讨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原因，诸如此类的有李新灿《嫡庶制度的受害者与男权社会的反叛者——赵姨娘母子、龙氏母女比较》[47]、张乃良《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48]以及刘丽坤《反抗者的悲哀——<红楼梦>中赵姨娘与<醒世姻缘传>中龙氏的对比》[49]。
汪红燕《潘金莲与赵姨娘——<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人物比较》[50]则是直接拿潘金莲与赵姨娘这两个人物进行对比，但与侯宝源结论不同的是，从品貌、性格、地位、人物命运以及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方面来看，两个人物形象极其相似。高娟《从需要层次理论看赵姨娘与曹七巧的人生悲剧》[51]与淮亚莉的《曹七巧与赵姨娘的破坏性性格比较论》[52]也都持相似观点，结合赵姨娘和曹七巧的遭遇，认为她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除上述文章之外，学位论文中，以妾群像模式的研究中所提及到的赵姨娘形象分析无甚新意，杨淼《清代长篇家庭小说妾妇形象研究》[53]从出身、语言、家庭环境对妾妇的形象影响方面对赵姨娘进行了剖析。张燕翔《<红楼梦>中妾群体心理分析》[54]则侧重于人物心理分析。
5. 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赵姨娘虽作为一个配角，但在《红楼梦》线索、结构、情节、主题等多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分析较为全面的为李剑清《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认为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有三：“一是对《红楼梦》小说文本而言，赵姨娘是全书情节结构的关键性人物，具有引发故事的功能；二是构成了曹雪芹对女性的全面认识，进而指向他对人性的辩证思考；三是对读者而言，可以说，赵姨娘是一个本体象征。即是贾府中绚烂至极的糜烂乖戾气息的绝妙象征。这种象征功能指向了对‘钟鸣鼎食’的繁华世家走向式微命运的思考，并指向对封建末世的批判。[55]”
除此之外，赵姨娘人物形象对于主题的表现分析者较多，由于赵姨娘作为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妾室，嫡庶矛盾的关键点必然会被牵涉其中，邸瑞平《尺水兴波——<红楼梦>第60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的艺术构思》从第六十回艺术构思入手，“分析一众小人物如何构成一波三折的情节，反应的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56]描写的这一众小人物又对封建贵族大家庭必然衰败没落的主题有所映照。甄艳慈《试论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作用》[57]也认为赵姨娘对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对推动情节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何宁《<红楼梦>结构初探》[58]从结构入手，通过凤姐与赵姨娘的矛盾，展现嫡庶之争。嫡庶斗争贯穿于《红楼梦》始末，而赵姨娘作为嫡庶斗争的关键性人物，从其人物形象中窥探曹雪芹的思想性也是学者们热衷的一个角度。刘保忠《从赵姨娘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思想的局限性》[28]从出身、经济地位、人格方面分析赵姨娘的形象，对于该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曹雪芹是维护封建嫡庶观的。韩德泰《从<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形象看作者的思想》[59]也承袭了此观点。李佳婷《<红楼梦>悲剧艺术探析》[60]认为赵姨娘、贾环和贾宝玉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次要矛盾之一，且该矛盾时断时续，不断推动或引发新的故事情节发展，这也是嫡庶矛盾的表现之一。
对于情节的助推而言，赵姨娘的的两次事件至关重要。一是用蜡烛烧宝玉，二是与马道婆合作欲置凤姐宝玉于死地。杜永青《荒诞剧中的三维叙述视角探析——读<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认为这两次事件中有三个叙事视角。即“赵姨娘母子的叙述视角；贾宝玉的叙述视角 ；跛道士癫和尚的叙述视角”[61]。三个叙述视角的交叉迭影，使作品具有巨大的美学魅力。对于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叙事功能研究还有于杰《试论<红楼梦>的叙事——以赵姨娘为例》以赵姨娘为例，分析《红楼梦》如何“变全知视角为限知视角”和“人物语言富有个性”[62]。叶楚炎《王夫人与赵姨娘：<红楼梦>中的妻妾对立及其叙事功能》中认为王夫人与赵姨娘之间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妻妾对立的类型。在贾政一房中的婚姻关系这一情节类型中，“妻妾矛盾本身被隐藏起来”，但这种矛盾又牵涉更多情节与矛盾，而“这种新的情节类型与书写方式，其实蕴含着更为强大的结构能力与更为充沛的情节动能。”[63]但该观点换汤不换药，相比之前的观点并未有所谓的创新之处。
6. 其他研究
对于以上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角度较为零散和细化，暂未形成规模，但对于深入了解赵姨娘人物形象和《红楼梦》文本仍有可取之处。如章毓光《赵姨娘死于癔症说》对赵姨娘的死亡原因提出了质疑。[64]他认为“一般不会致人于死地的症状却一次发作就致赵姨娘身亡，是因为她发作时，是症性肢体瘫痪、癫症性昏厥、瘀症性情感爆发和症性言语障碍四种症状并发，且发作时间长达一日一夜之故。”另，王志尧《赵姨娘与马道婆的欠契银额真伪辨析——兼论编印<红楼梦>优质版本的重要性》，通过对两套通行本中赵姨娘与马道婆合谋戕害王熙凤、贾宝玉时，所写欠契所印行的分别是五十两和五百两。综合衡定，“特别是依据赵姨娘为人处事的性格特征论析，五十两方合曹雪芹的原意。”[65]，通过类似的舛误，希望整理出版一套公认的权威版本。今日再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然解决此问题。
综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赵姨娘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已经从个案转移到群像模式的探索；二是常出现运用跨学科的视角来多维度解析赵姨娘人物形象；三是对于人物形象的性格方面探讨呈主流，对于其功能作用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总而言之，尽管各家各有立场，对人物定位仍未有定论，但赵姨娘这个小人物也越来越丰富、清晰起来。21世纪以来，同情赵姨娘的呼声越来越大，且对于该人物的定位基本都是深受封建嫡庶制度迫害以及勇于抗争的形象。若我们能把小说中的人物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制度、现实情况下予以看待，会不会更加客观一些？她个人命运的悲惨结局离不开自身性格因素的影响。她不满的是周围人对于嫡贵庶贱的区别对待，并未要反抗这种制度，且自己也想借助这个制度的优势，使自己的儿子享受制度的福利。不过，我们仍然相信今后有关赵姨娘的人物研究将会更加全面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