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现象最初在欧洲出现，随后逐渐蔓延至全球范围，不仅发达国家深受其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一个国家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则属于老龄化国家。而我国截止2000末，60岁以上人口为1.3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0.3%；65岁以上人口0.88亿，占总人口比重6.98% [1]。进入新时代，我国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作为新时代转折的关口其对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破解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困境，我们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寻找答案[2]。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认识和处理人口问题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理论指南。它强调了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揭示了关于人口现象、人口规律、人口运动的科学理论和深刻内涵，为我们理解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
因此，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分析视角，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予以审视，进而从方法论上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推动构建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根植于它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它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所孕育出的理论成果。尽管这一理论并未专门聚焦于老龄人口或人口老龄化等具体问题，但其内涵丰富，深入剖析了人口现象、人口规律以及人口运动的科学原理。简而言之，它主要包含四种核心观点：两种生产的理论、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的理论、人口质量的理论以及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
(一) 两种生产的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生命的生产这两个论述，他们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人的生命的生产(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3]。所以两种生产理论主要指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并且他们的主体都是人，是社会学与自然性的统一。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包括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是指人口数量的生产。这一过程不仅是生物学的繁衍，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的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要反作用，同时受到物质生产的影响和制约。
(二) 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的理论
社会的根本在于人口，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基础，任何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都离不开人口的参与和推动，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等因素都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次，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人口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口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具体而言，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人口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在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情况下，人口发展会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一旦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出现不匹配，那么人口发展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明确指出了人口发展应当与社会发展保持协调一致。
(三) 人口质量的理论
在探讨人口发展时，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无疑是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层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实质上就是人类以一种简单而重复的方式，在原有规模上进行扩展。这一过程通过老一代人的离世和新一代人的诞生，一代又一代地更替，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生命模式，从而实现了人口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制约。至于人口质量的提升，马克思恩格斯泽指出主要体现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以及文化素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提升，又都与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人口数量的增长基于其自然属性，人口质量的提升则体现了其社会属性，人口发展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
(四)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剖析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指出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体。在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体素质、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等因素均对生产产生影响。人必须借助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这充分展现了作为生产者的人，其角色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地进行消费活动，人的消费者角色是无条件的。人的这两重身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应更有效地发挥人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极为关注和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2022年10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4]。而明确当前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并深刻理解其带来的各种影响，是有效应对的基本前提。
(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凸显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基数大，且增速快。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至2023年末，我国总人口数(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5]。这一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我国正面临的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埋下了伏笔。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4亿，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1.9亿，占比分别为18.70%和13.50% [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这增速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205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达到20.2亿，其中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二，地区间差异大。总体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相较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和严重。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接近或超过20个百分点，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这一数据分别达到25.72%、23.06%和23.22%，而西部地区仅有重庆和四川两地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0%，西藏这一数值仅有8.52% [6]。第三，未富先老。尽管我国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却是中位线，还没达到相应的发达国家水平，但已经拥有了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
(二)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第一，劳动力短缺，不利于经济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日益增大，而与之相对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缩小。劳动力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其短缺现象无疑会对经济发展构成制约，限制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速度。第二，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相较于年轻人所展现出的冒险创新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劲头，老年人在接受新知识方面显得较为缓慢，他们的思维方式相对固化。因此，从整体来看，社会文化将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特征。这一现象，无疑不利于社会文化及其相应的人文思想的迅速更新，对社会整体的创新力、产业升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对我国消费结构产生影响。老年人在收入水平、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必然会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对于与老龄人口紧密相关的医疗保健、食品消费、服装休闲以及文娱教育等产业都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挑战。第四，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影响。随着老龄化的加深，用于老年群体的医疗设施、养老金、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费用不断攀升，这无疑给现有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五，对家庭及个人生活产生影响。在我国，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大部分家庭(特别是那些有多位老人的家庭)将面临更重的生活压力、经济负担和时间负担。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了人口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视角，使我们能够穿透人口现象的复杂迷雾，深入洞察人口运动的内在规律和人口发展的核心本质。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是我们在实践中寻求现实答案和有效之策的重要依据。
(一) 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
均衡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之中，实现均衡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要素。马克思提出人口数量和更替速度需与既定的社会条件保持平衡，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速度、规模与水平亦应与人口的生产维持一种和谐的对应关系。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要保持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平衡，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除了保持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平衡关系外，还需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必须确保生育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其原因就是死亡率的下降并未伴随着生育率的相应提升，从而导致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其次，还应注重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均衡。人口既是生产力的源泉，也是消费力的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只有当那些能够创造生产力的人口与具备消费力的人口达到平衡时，社会才能维持最佳的稳定状态。最后，我们还应关注人口素质与老龄化程度之间的平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生产人口的占比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渐缩小，引发了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不平衡，生产力相对减弱。
(二) 以发展经济为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口指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制约。所以在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其背后的经济问题。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夯实人口发展的经济基础，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路径。首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受到人口生育率的影响而不断恶化，而当前生育率偏低的状况，主要源于社会育儿经济压力的沉重。为缓解这一压力，国家应提升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并努力降低生活成本，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消除人们在生育方面的顾虑。其次，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在于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而养老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为老年所提供的一切服务与保障，都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三) 以辩证施政为关键举措
基于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的理论，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人口发展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挑战时，必须正视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变动，深入理解和遵循其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律，并运用其来实现社会经济结构与老龄化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另外，在施政的时候，要辩证看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虽然老龄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加大社会的负担，但是老龄人口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复杂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正视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立即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但更要以联系的眼光看到解决老龄化问题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调动起老龄人口的主观能动性，释放他们的消费潜能，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5.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域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路径
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道路。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应用于解决我国具体的人口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优化人口政策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我国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上，扫除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障碍，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基础，立足于百年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施有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有弹性的人口政策。
首先，要从源头缓解老龄化问题。人口生产是产生社会生产力的前提，要保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势必要不断强化人口生。这就需要实施更加开放的生育政策，但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绝不是简单的“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所能解决的，还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配套，充分释放我国的生育潜能。第一，减轻家庭在生育方面的压力。加强生育的经济激励措施，比如试行直接给予生育现金奖励，以及实施多样化的生育补贴政策，来鼓励家庭生育。第二，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继续完善婚假和产假制度，适时增加婚假和产假的天数，并保障男性陪护假的权益。第三，倡导积极的生育观念。通过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促进生育的政策出台，形成全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从而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生育观念。
其次，推动延迟退休政策落实。老龄人口在体力上肯定不如年轻人口，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必须着眼老龄人口的社会属性，将老龄人富有智慧和工作经验与阅历等优势尽量放大，以充实国家劳动人口。延迟退休政策虽然至今还未实行，但延迟退休的政策导向已十分明确，延迟退休是必然趋势。所以应不断完善延迟退休细则，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推进延迟退休政策落实落地。
(二) 教育与经济手段并重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必须同时采取教育与经济手段，让其产生协同效应，既有效应对了当前的人口结构挑战，也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劳动人口的减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提高人口的总体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而教育是提高人口总体素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第一，加大教育投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教育资源的充足供应。第二，完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体系，并且注重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第三，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并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水平，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第四，推广终身学习理念，鼓励人们在不同阶段都要学习，使学习成为伴随人们一生的活动。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尽管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可能稍显不足，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当代老年人消费观念的转变，老年人潜在的消费力也会得到释放。因此，发展老龄产业，拉动“银发”经济，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经济手段。第一，将银发产业的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之中。国家应系统规划银发产业的内涵、业态分类、战略导向、发展目标、实施路径以及组织保障，尤其要细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管理政策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确保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协调一致[7]。其次，银发产业自身也应根据年龄、文化程度、居住环境和生活能力等多个维度，对老年人群进行精准划分，充分了解不同类别老年群体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银发产业研发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养老产品，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推动银发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基础对人口发展的反作用。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客观现象同样受到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影响。然而，当前大多数老年人并未积累足够的财富来应对养老问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承载着沉重的压力。因此，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显得尤为迫切。首先，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其多渠道增值。政府应重新审视养老资金的运作模式，使其不仅具备保险保障功能，还能发挥投资理财的作用。通过与银行签订存款保险协议或利用银行的资金保障机制，确保养老资金的安全增值。此外，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设计，通过缴费年限和缴费级别的差异，实际上实现了个人收入的跨期转移，有助于维护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稳定，进而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商业养老保险基金作为补充，采取自愿投保原则，旨在满足那些对养老有更高需求的人群。其次，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同样重要。构建普惠性的医疗保险体系，通过财政支持、优化制度标准以及扩大医疗保障范围等多元化途径，切实减轻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同时，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大医保制度的融合，并努力将乡村地区的老年人纳入医保体系之中，确保他们也能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对于老年人缴纳的医保费用，可以通过公共财政补贴的方式予以免除，从而进一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四) 构建多元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直接关系到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构建更加完善、科学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必须稳步推动其多元化发展。首先，重新激活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应积极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文化，对表现突出的家庭给予表彰，并大力宣传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法律义务。并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共同生活，确保他们切实履行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的义务。其次，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建设功能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涵盖全托、日托以及上门照护等多种服务，从而消除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顾虑。最后，提升社会力量在养老领域的参与度。当前，尽管政府主导的养老机构确保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也给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此，应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的创办，放宽其准入条件，并鼓励它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开设更多养老机构，推动其不断壮大，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
6. 结语
在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对日常生活、经济发展、社会保障都带来了严峻考验，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了人口的规律，在其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规避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有利因素，以便牢牢把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动权。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且切实可行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