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朝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官方文书，在以往的成果中，针对朝文的用典研究多聚焦于文学领域，而历史学方面则多集中于石刻和碑刻的用典研究。两晋时期是我国第二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因此两晋朝文具有较大研究价值。撰写者在两晋朝文用典内容中，对于历史人物的引用占据了很大比例。由于在各类朝文中，皇帝和大臣会引用与朝文内容相符的前人评价、人物事迹、名言名句来丰富奏议内容。因此本文以历史人物为例，从两晋朝文用典研究方面入手，以两晋时期为出发点，结合创新思维，运用新颖的分类方法，深入探究两晋时期朝文历史人物用典研究。
Abstract:
The imperial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official documents in ancient China, and in the previous results,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canon in imperial documents mostl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while the historiography mostly concentrates on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canon in stone carvings and inscriptions. The two Jin dynasties were the second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changes in China, so the two Jin dynasties have greater research value. The writers’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figures take up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s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Because in all kinds of imperial texts,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would quote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edecessors, the deeds of the people, the famous quotations and the famous sentence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imperial text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Zou (奏议).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historical figures as an example, and starts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canonical references in the imperial texts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taking the period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ing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utilizing nove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canonical references for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imperial texts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1. 引言
朝文分为诏令和奏议两个部分。诏令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一种下行文体，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文件统称[1]。奏议是臣下向帝王上书言事，议论是非的上行文书。古代臣下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统称，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等[2]。朝文包括国家政策的多个方面，其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财政、军事、教育、刑法、赋税等方面[3]。用典在文学方面是一种修辞手法，两晋的朝文往往喜爱引用儒家经典、名人语录以及经典故事。因此本文将从人物用典方面对两晋朝文进行研究。
在各个朝代朝文的书写中，皇帝和朝臣都会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用典，以此来丰富朝文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美观性。作者认为朝文在某一方面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文风，在两晋时期，文人们想走上仕途[4]，除了需要有强大的家族也需要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朝文就是体现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最好的材料。同时当时的文风也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朝文，也可以对当时的文风有相对的了解，二者的作用是相互的。而且在魏晋时期，极其重视朝文的审美特性，并将朝文编入子集。在朝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前朝典故，比如人物事迹、经典治国事例、皇帝在历史上的重要决策、对历史人物的高度评价以及历史伟人的经典语录等，通过用典来佐证朝文内容的可行性和历史性，并且可以展示撰写者的文化底蕴。本文通过对两晋朝文大量阅读和研究，对历史人物进行用典分类。
2. 两晋朝文经典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对人物的评价在两晋朝文中往往侧重于对历史人物的正面评价，大多重视历史人物的能力与功绩或对当时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用他们的事迹进行评价或与朝文中的人物进行对比。当所撰写的朝文内容与该历史人物事迹所吻合时，往往会被引用到朝文之中。不但对历史人物进行高度肯定，也会对撰写的朝文内容予以丰富，从而提高朝文的说服力以及政策的可行性。
2.1. 关于古代帝王评价用典
除了古代能臣之外，还有关于古代帝王评价的用典，而这些评价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正面的。
如《晋书·华谭传》中提到“又中才之君，所资者偏，物以类感，必于其党，党言虽非，彼以为是。以所授有颜冉之贤，所用有庙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凯之功，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彼岂知其政渐毁哉！朝虽有求贤之名，而无知才之实。”[5]“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5]华谭在对秀才举荐的策论中，引用尧舜和文王的典故“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也用他们政策上的成功来衬托自己谏言的合理性和依据性。
又如《晋书·王导传》中提到：“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梼杌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5]在东晋初建时期，王导因知道当时天下已乱，并用心辅佐琅琊王氏来稳固东晋的政局，为东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王导过世后，晋成帝举国哀悼。因此在这段朝文中所提到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提到宣帝、武帝的功绩，以此典故来肯定王导对东晋王朝的贡献。
2.2. 关于能臣评价用典
对于能臣评价方面的用典，在朝文中有很多的体现。因在一个朝代或是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君主的决策，同时也需要建言献策的大臣。他们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稳定政局，成为后代的榜样，因此朝文中对于能臣评价的用典有很多。
如《晋书·景帝纪》中“文帝表让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诚以太祖常所阶历也。今谥与二祖同，必所祗惧。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必以文武为谥，请依何等就加。’”[5]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上表其父兄不接受相国等职是因当年太祖皇帝担任过这一职务，而皇帝所封的谥号与武帝、文帝相同，让司马昭感到惶恐。并提到“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一方面用萧何、张良、霍光等人突出的政治功绩与司马师相比，而另一方面可以肯定萧何等人在政治方面的卓越贡献，因此司马昭引用典故委婉地拒绝了皇帝给其兄长所追加的封号。
同样在《晋书·华谭传》中提到的：“是以皋陶见举，不仁者远；陆贾重汉，远夷折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汉席卷；干戈西征，羌蛮慕化，诚阐四门之秋，兴礼教之日也。”[5]该段朝文是华谭在关于举荐秀才的策论中引用了“陆贾重汉”的典故，是对陆贾这一政治决策的肯定，也是借助“陆贾重汉”中所言的道理来丰富华谭的策论，以少量的语言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含义。
3. 两晋朝文用典对历史人物事的评价
在朝文书写的过程中，撰写者往往会引用与朝文有联系的人物事迹丰富朝文的内容，笔者认为对人物事迹用典应该分两种，一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政治体制有重大贡献的帝王、古代有卓越政绩的良臣将相；二是对文化有重要贡献的贤者大儒，在两晋朝文中都有重要体现。
3.1. 关于帝王事迹的用典研究
如《晋书·文帝纪》中提到：“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5]因诸葛延作乱为请晋文帝亲征，群臣在上表中提到汉高帝亲征、武帝西讨和烈祖明皇帝战车频繁出动。故为引用历代皇帝出征的典故，请求晋文帝御驾亲征[5]。
又如《晋书·武帝纪》中提到：“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5]群臣在祭祀的祷告中引用尧舜禹的禅让“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以及魏武帝扶持刘氏“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可见在重大祭祀活动的祷告中，也会引用典故，对国家的以后予以期盼和方向。
3.2. 关于名人事迹的用典研究
又如《晋书·司马彪传》中写到“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司马彪是西晋宗室，但是司马彪失去了继承权，便潜心经史，编著成《续汉书》在朝文中引用孔子整理《春秋》和师挚修《关雎》，“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来表达自己对修书的决心。
由此可见在晋朝朝文用典中，对人物事迹的事实用典颇多。在两晋的朝文中，君臣喜引用符合自己朝文的人物事迹，并且大都是积极正面的用典。这样的引用可以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引用事实案例可以和撰写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以此来表达自身对于相关政事的看法或表达自己为国家做事的决心。
4. 两晋朝文用典对历史人物语录的申明
在朝文中，撰写者会引用名人的语录来丰富朝文的内容，用他人之言，来代替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大臣在撰写奏议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上奏的内容过于直接触怒统治者权威，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还需要向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便会引用古代人物语录来代替自己的意愿。
4.1. 关于名人语录的用典
引用名人语录在朝文也是两晋朝文中较多的一类。如引用孔子的语录《晋书·景帝纪》中提到：“又上书训于天子曰：‘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颜冉之才虽茂，不学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观黄轩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则，颛顼受学于录图，高辛问道于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辅，故能离经辩志，安道乐业。夫然，故君道明于上，兆庶顺于下。刑措之隆，实由于此。宜遵先王下问之义，使讲诵之业屡闻于听，典谟之言日陈于侧也。’”[5]此文中引用孔子所说的：“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大臣在向皇帝纳谏的朝文中，朝臣多会注意自己的措辞，一方面避免触怒皇帝带来惩罚，而另一方面引用名人大儒的语录可以以此来规劝皇帝的行为，并向皇帝讲授为君之道。
又如《晋中·礼中》中也提到：“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5]泰始十年，武元样皇后崩，群臣与皇帝讨论服丧礼制问题引用了孔子所说过的：“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以此来佐证三年服丧的必要性。
又如在《晋书·华谭传》中也提到：“对曰：‘故髦俊闻声而响赴，殊才望险而云集。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急善过于饥渴，用人疾于应响，杜佞谄之门，废郑声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安边之术也。’”[5]该段朝文是华谭在关于举荐秀才所提出的对策，而在这段朝文中华谭引用了班固所说的“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用人之道，也借班固的话来表达自己对“安边”的谏言。
4.2. 关于古人言语的用典
在朝文中引用古人谚语的，如《晋书·齐王冏传》中提到“永兴初，诏以冏轻陷重刑，前勋不宜堙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还第，封超为县王，以继冏祀，历员外散骑常侍。光熙初，追册冏曰：‘咨故大司马、齐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绍世，绪于东国，作翰许京，允镇静我王室。诞率义徒，同盟触泽，克成元勋，大济颍东。朕用应嘉茂绩，谓笃尔劳，俾式先典，以畴兹显懿。廓土殊分，跨兼吴、楚，崇礼备物，宠侔萧、霍，庶凭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犹思其人。’况王功济朕身，勋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于厥心哉！’”[1]又如《晋书·庾纯传》中提到：“帝复下诏曰：‘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之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1]可见两晋时期的朝文，对名人语录以及古代谚语的引用也是很常见的。
5. 结语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文化大变革时期，国家一直处于政局动荡不安之中，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乱世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解放，文学创作空前活跃[6]。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冲破了儒学“诗教”的束缚，与史学和哲学有了明显的分工，在朝文的用典方面就有着深刻的体现。通过对两晋朝文中引用历史人物的用典分类研究，不难看出，在朝文中无论是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认可，还是运用对历史人物丰富朝文内容，都是可以提高朝文的文学性和历史性。
朝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朝文类的编次中突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识[2]，曰：“惟朝文一门，例以专集居前，总集居后。而所录汉唐诏令，皆总集之属，不应在专集之前。是以恭录圣训圣谕，弁冕此门，而前代诏令列后焉。”[7]但是朝文的阅读、收集和分类是极其繁琐的，同时研究朝文有很多方面，而今笔者对朝文中历史人物的引典用典方面进行研究，对朝文进行分类研究可以从中了解到晋朝当时的文化特点、以及皇帝大臣对哪些儒家经典和人物事迹更加推崇；也可以通过了解当时的文化风气，并在阅读朝文的同时，可以对用典分类的其他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