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与妻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信所展现的诚挚的情感和崇高的家国情怀，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价值。这也使得《与妻书》由最初的私人书信逐渐演变为现代散文经典篇目，广为传颂。整体而言，《与妻书》能在众多家书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具备较高的抒情性和思想性。然而，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实际情况来看，作品内容能否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对于作品思想价值的传递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妻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长期而深远影响，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其浓厚的抒情色彩。因此，对《与妻书》抒情机制的研究，同样是对其进行深度解读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试从文体形式、情感脉络、语言特色等角度切入研究，对《与妻书》的抒情机制进行研究。
2. 文体形式：“书信体”的形式意义
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书信”首先是一种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的需要的交际工具，因而其首要功能是“达意”，其次才是“表情”。因此，“书信”本身的实用性比文学性更为鲜明。从这个意义上看，书信在写作之初并不带有被广泛传播的“期待”。相反地，“书信”本身是一种仅存在于“说话人—受话人”之间的私人沟通，因而空间的封闭性、对象的私密性、内容的个人性也是书信这一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部分“书信”之所以得以传世，其原因往往有二：其一是写(收)信人身份相对特殊，因而往来书信被作为重要史料予以专门研究；其二则是因其所表之情、所达之意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被作为文学鉴赏对象广泛流传。因此，大部分后来被当作文学作品的书信，其在创作之初其实主要承担着信息交流与传递的实际功用而非纯粹的审美鉴赏功能，例如《诫子书》《与朱元思书》《答司马谏议书》《傅雷家书》等。不过，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类“书信体”散文在产生之初即非一般意义的上的“书信”，而是作家为达成特定的表达效果而借助书信这一形式进行的文学创作。“写作者有意识地建构一个言说对象，在文本层营造封闭的言说空间，既是对文本的限制，也是对自我话语风格的主动选择，作者的个性、思想借助这一结构实现。”[1]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书信体“美文”皆属此类。
就写作背景而言，林觉民的《与妻书》最初显然是一封严格意义上的“书信”而非“创作”，其“书信体散文”的身份是在日后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对这一文本进行研究时，我们首先关注的应当是其作为“书信”的原始身份，而后才是它如何被“改造”为文学作品、进而被建构为经典的传播过程。然而，在目前已有的对《与妻书》的解读与研究中，论者往往因为将其视作“散文”而更关注它在内容上呈现出的诗性特征，却鲜有论及“书信”这一文体形式对文本抒情机制的影响。《与妻书》作于黄花岗起义前夕，彼时的广州因将军孚琦被暗杀而全城戒严，加之枪械未至、援军匮乏，起义已然胜算渺茫，但在一番商讨后，广州革命党人还是决定由黄兴率领“先锋”120余人如期起义。林觉民此时已然预知其一去不返的命运，因而《与妻书》其实是诀别之际的殷勤劝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书信的《与妻书》至少有着如下三种身份。首先，它是一封家书，传达了林觉民希望妻子代为处理的若干事宜，这体现了书信最基本的交际功能；其次，由于收信人的身份是妻子，而内容上也多有倾诉衷肠的告白与“私语”，因而这也是一封情书；最后，《与妻书》写于林觉民慷慨就义前夕，因而也是烈士的绝笔(遗书)。
书信的多重身份意味着其功能的多样性，而书信本身的文体特性也使这些功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如前文所述，《与妻书》既是一封家书，其首要功能信息传递。不过，纵观全文，林觉民对身后之事的交代不过寥寥数笔。其一是嘱咐妻子妥善抚养子女，使之继承遗志：“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另一处则是“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希望妻子理解能理解自己为国捐躯的壮志与苦心。相比于林觉民另一篇花费了大半篇幅叙事、说理的《禀父书》，同为家书兼遗书的《与妻书》中承担交际功能的文字并不多，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精简叙事成分的比重，从而为抒情功能的展开留下更为充裕的文本空间。如果将书信视作一种对话，那么《与妻书》的受话人毕竟是妻子陈意映，这与《禀父书》的目标读者(父亲)显然有别。父亲与妻子固然同为家人，但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父子之间的亲情毕竟相对含蓄，且子对父的情感更多是敬畏，《禀父书》的措辞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不同，林觉民与陈意映新婚未久，琴瑟和谐，而儿女之情也更为细腻缠绵，具有较强的“私语”特征，而书信则以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巧妙地承载起了这种颇为私密而琐碎的情感。首先，如前文所述，书信本质上一种封闭式的对话，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一种相对隐秘、个人的抒情空间，其情感表达更为自由、聚焦。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话，书信在文本特征上往往呈现出一种“独语体”的特征，其抒情效果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更为深厚，而《与妻书》中大量第一人称“吾”的使用更是使全文的情感表达如泣如诉，缠绵悱恻，有效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
作为一封集家书、遗书和情书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书信，《与妻书》借助书信在文体形式上的封闭性，建构起了一个私密的抒情空间。在这一抒情空间中，细腻缠绵的儿女之情得到了充分而集中的抒发，有效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而这或许也是此文在后来何以能由一封普通的书信跃身进入文学经典序列的缘由之一。
3. 抒情脉络：“情”与“志”冲突中的情感呈现
书信独有的文体特征有效增强了《与妻书》的抒情效果，使其比之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更具感染力，这固然是其后来得以跻身“经典”序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却绝非唯一的动因。作为一篇广为流传的抒情性散文，《与妻书》的动人之处不仅体现在其形式的精妙上，而且体现在其情感内涵的丰富性上，而这种丰富性实则源于“情”与“志”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不妨对《与妻书》的抒情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开头即展现出了林觉民内心剧烈的挣扎与冲突：“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的表白在文中反复出现，而直抒胸臆的“悲”在信中也出现了6次。巨大的痛哀痛和真挚的爱意交织，奠定了《与妻书》“爱”与“悲”彼此对立、交织的情感基调。
在文章的第二段中，林觉民宕开一笔，以强大的理性对剧烈的情绪进行了有力克制，转而向其“至爱”的妻子娓娓叙说自己“勇于赴死”的原因：林觉民固然深爱自己的妻子，但面对“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残酷现实，他实在不忍偏安一隅、独善其身，故而引孟子之言以明其心怀天下苍生的革命抱负。这里“爱一人”和“爱天下”的冲突，其实表征着一种“小我”之“情”与“大我”之“志”的两难抉择。对于这一矛盾点，林觉民选择对“爱”的内涵进行了扩充。他将自己对妻子的个体之爱升华成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博大之爱，并给出自己对爱与死的独特思考：对妻子的爱促成了其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博爱，因而其选择慷慨赴死并非“不爱”，而是对个体之“爱”的一种升华。据此，林觉民宽慰妻子在悲痛之余也能理解自己的志向，“以天下人为念”而不过分沉溺于个人的哀痛之中。
书信的第三、四段紧承上文对“爱”的表白，以温馨而琐碎的回忆切入题旨，以高度生活化的叙述承载起脉脉温情。这“不仅进一步抒发‘吾至爱汝’”的深情，并且在回忆这种潜对话中将个人的夫妻之爱表现得丰富[2]。然而，《与妻书》毕竟是就义前夕的绝笔。因此，无论是眼下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还是即将与爱妻天人永诀的哀恸，都使得原本温情无比的叙述笼罩上了一层深重的哀伤之情。面对“丈夫”与“志士”的冲突，林觉民毅然选择后者。于是，在“说”与“不说”的抉择之间，林觉民终究不忍告之妻子实情，选择以“见字如晤”的形式与爱妻永诀。
《与妻书》虽以情动人，但林觉民在行文之间却处处流露出有意为之的克制，这其实也意味在“情”与“志”的冲突中对“志”的抉择，因为说理本身即是“明志”的一种手段。在书信的第五段，林觉民笔锋一转，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对自己慷慨就义的缘由进行了阐释：生逢乱世，死伤在所难免，因而终身相守的愿望难以实现；纵使侥幸存活，时局动荡，亦难逃离散之苦；而设使二人均幸免于死伤和离散而得以相伴一生，同胞的惨状亦将令人于心不忍。由是职故，林觉民在“爱”与“悲”的冲突中终究选择了“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以期“为天下人谋永福”。值得一提的是，本段虽是说理，却并不枯淡直露，其原因在于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类似“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的语句，表征着一种言说角度的变——说理的文字虽以“吾”开头，但却处处设身处地地在为“汝”着想。推心置腹之间，诚挚的爱意、诀别的苦痛和崇高的志向也一一跃然纸上。
《与妻书》虽为绝笔，但对身后之事的交代缺极为简洁。林觉民仅在第五段段末以寥寥数语嘱托妻子善抚儿女、清净度日，此外再无赘言。从内容上看，书信的最后两段仍是林觉民的衷情诉说。第六段以自己平生不信鬼神之说、此时却希望死后灵魂能常伴爱妻的矛盾心理，展现出内心“爱”与“悲”交织的复杂情绪。而第七段则更进一步，表明自己虽不惧死亡，但却实在不忍令爱妻担忧，故而选择隐瞒实情，因为“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未尽”。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贴和柔情，与上文宁愿妻子先于自己离世、让自己来承担无尽的悲痛与思念的微妙心理彼此呼应，印证着林觉民“吾之爱汝”的表白绝非虚言。事实上，本段“吾幸而得汝”与“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的矛盾，其内在也蕴含着一种身份的冲突与抉择：选择保全“小我”，意味着“志”之于“情”的退让；选择为国捐躯，则意味着“情”的克制和牺牲。面对这一冲突，林觉民以高度的理性克制住汹涌的情感，将自己对妻子的爱、诀别的悲都以“不忍独善其身”的壮志豪情统摄起来。“爱”与“痛”的冲突使文本富于张力，而为国捐躯、“为天下苍生谋永福”的崇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消亡、夫妻永诀的哀痛，这就使得全文虽然情感充沛但又不失于节制，崇高的革命之“志”让“悲”与“爱”两种个体的情绪在冲突中构成一种动态平衡，给读者以一种哀而不伤的悲剧感。
纵观全文的抒情脉络，身份的冲突、“情”与“志”的两难抉择，使得“爱”与“悲”两种情绪的冲突与融合几乎贯穿了全文始终，这一富于张力的抒情结构，使得《与妻书》在抒情性与思想性上达成了一种制衡。它既没有因情感的泛滥而满纸儿女情长，也没有因为过多的宏大叙事或理论话语的介入而显得空洞乏味，甚至失真。在短短1254字中，林觉民提到了6次“悲”、5次“家”、5次“国”、5次“天下”。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家、国、天下都是被深爱的对象，但当三者无法兼顾时，他毅然选择舍弃小我之“家”以成就“国”于“天下”。《与妻书》以家国之爱含融个人之情，以理想的崇高纾解死亡与离散的哀痛，“在‘情’与‘志’彼此对立、映衬和交织缠绕中凸显出林觉民对公与私、历史与个人两难对立的思考”[3]。
4. 语言：长句的运用、言说角度的切换与对传统诗学的借鉴
文体的形式功能、富于张力的抒情结构固然为《与妻书》的抒情功能地有效发挥提供了有效支撑，但作为情感载体的语言对文本抒情性的实现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与妻书》在句式选择上以长句为主。长句即结构复杂、包含词语较多的句子。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长句具有严谨表意严谨、蕴藉丰富的特点。由于其修饰成分(定语、状语)、并列成分较多，故而适宜用来表达较为复杂的思想内容。在《与妻书》中，林觉民大量使用长句，使得其情感表达蕴藉丰富、完整连贯，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以文章第一段为例：“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寥寥数笔，既交代了写作的缘起和背景，也紧承上文暗示了书信的绝笔性质。此外，长句的使用也将林觉民写作时复杂的心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打破时空限制，借助细节描摹，让写作时的场景在读者的阅读中得以还原，同时也生动地传达出林觉民内心巨大的悲痛和对妻子诚挚的爱意；而“又恐汝不察吾衷”则体现出一种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并表明了写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情”，更是为了“明志”。长句的使用，将林觉民写作之际“爱”与“悲”、“情”与“志”的交织和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对读者而言，长句作为一个完整的表意单元，其内在节律较为连贯紧凑，加之其包含的情感又较为复杂，因而读来颇有跌宕起伏之势，能较好地体现写作者复杂、矛盾、不断变化的内心情绪。如第六段即通过对一系列长句的排比，即展现了儿女私情与家国情怀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力渲染了一种既哀婉凄恻、又正气凛然的独特情感氛围。《与妻书》对长句的巧妙运用，有效作者内心情绪的复杂与变化，而大量长句的使用也构成了一种反复咏叹的表达效果，有效提升了文本的感染力，达到了刘勰所谓的“心声之献酬”的艺术效果。
其次，《与妻书》通过言说角度的变化，营造出一种对话情境，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细腻。在《与妻书》中，句子的主语“吾”和“汝”不断交替变化，这种变化其实也意味着说理或抒情角度的变化。林觉民在自我言说之外，时时处处站在妻子的立场，引导其从国家大义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牺牲，宽慰其早日走出伤痛、面对现实。因此，《与妻书》除了抒情文字极为细腻动人之外，其说理部分亦非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字里行间都彰显着林觉民的赤子之心。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则会发现，凡是主语是“吾”的，其后接续的都是“悲”，而凡是主语是“汝”，其后接续的则都是“勿悲”。“吾”之“悲”固然是源于对妻子的挚爱，但强忍悲伤、反复宽慰妻子“勿悲”则有着更为丰富的情感意蕴：一方面，这体现的是林觉民对妻子的温柔与体贴；另一方面，“勿悲”也表征着林觉民希望妻子理解乃至继承自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这同样体现出烈士慷慨赴死之际内心的坚定和坦然。因此，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言说过程中，“爱”与“悲”、“情”与“志”的冲突与融合也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表现。
最后，《与妻书》在情感表达的手法上显然对中国传统诗学有所借鉴。这首先体现在它对传统文学典故的大量运用上。《与妻书》是林觉民慷慨就义前在狱中写就的绝笔，作为一封私人书信，《与妻书》不同于“五四”时期盛行一时的“书信体散文”，林觉民在写作《与妻书》之际并无使之公开的企图，其语言自然也简明平易、不事雕琢。质朴的语言承载着诚挚的爱意、崇高的情怀，赋予《与妻书》超越时空的感兴之力。不过，质朴无华并不意味着浅白直露，《与妻书》的在语言表达虽然纯净朴素，但却并不乏雅致之美。《与妻书》运用了大量典故，或化用《西厢记》中“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表达对未来和平美好生活的期盼；或引《孟子》中的章句表明对天下黎民苍生的博爱；或以“望夫石”之传说喻指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从而表明自己牺牲的意义和决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大量典故的运用一方面使文本语言富有文化色彩，另一方面也使文本的语言表达含蓄凝练、意味隽永，具有雅致之美。
此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与妻书》沿用了中国古典文学选取“意象”、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法，使情感表达蕴藉而充满诗性[1]。林觉民对往昔夫妻二人甜蜜生活的追忆即是一例：“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此处林觉民将“疏梅”“月影”等两个意象并置，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意境。尔后又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新婚夫妻在花前月下携手并肩、窃窃私语的甜蜜场景，语言凝练却蕴藉丰富，深沉的爱意也不言自明。”
“诗学”的指涉并不局限于诗歌这一文体，诚如王德威所说，它“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种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4]，它代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表达范式和审美经验。就《与妻书》而言，无论是典故的运用，还是“意象”的选取和“意境”的营构，乃至于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的冲突的主题、“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都与“中国诗学”的审美经验若合符节，因而更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由此可见，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借鉴，使得《与妻书》在实现一般书信的交际功能之外，也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其后来得以成为现代散文名篇并被广泛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
5. 结语
《与妻书》在产生之初只是一封私人书信，在尔后的传播中，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民间想象的增殖，《与妻书》逐渐演变成了一部革命文学“正典”。这一特殊的传播与接受历程，也赋予了《与妻书》独特的艺术魅力：它既有“书信体散文”未必具备的事实真实和情感真实，又富于一般书信所匮乏的高度的抒情性和诗性。有研究者指出，读者对书信阅读的兴趣本质上是一种窥私欲，而这种窥视行为背后的动机则是对某些尚且不为人知的“真”的渴求[5]。《与妻书》的“真”显然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的这一诉求，而相比于一般的书信，它又具备极高的情感性和艺术性，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与妻书》的情感力量何以能够穿越时空、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
《与妻书》借用书信在文体形式上的封闭性，建构起了一个私密的抒情空间。在这一抒情空间中，抒情对象相对聚焦，其情感表达也更为深刻、细腻。《与妻书》的情感内涵是复杂的，“爱”与“悲”两种情绪的冲突与交织构成了文章的情感基调，个人之情与家国之志的矛盾使得全文的抒情结构充满了张力，而家国天下的豪情与个人情爱的融合，也使得文本在主题上更显崇高与深刻。《与妻书》虽是书信，但在语言表达上却灵动雅致，无论是长句的运用、言说视角的切换，还是对传统诗学的借鉴，都赋予了文本别样的艺术感染力，而这或许也是《与妻书》得以从众多家书中脱颖而出，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名篇的原因之一。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2024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晨报》副刊与‘美文’理论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号：2024XKT190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