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发源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由《伊利亚特》、《奥德赛》两个长篇组成，前者以特洛伊之战为主线，后者讲述了奥德修斯战后返回家园时的种种遭遇。尽管《荷马史诗》是一部“男性化的英雄史诗”，但其中仍不乏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她们为欧洲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开端。后世的学者们能够从一部《荷马史诗》来了解由野蛮向文明的这一过渡阶段的社会特征。本文从史诗中反映出来的女性形象出发对这一社会时期做出分析，以往的学者对其中的女性特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坎特瑞拉把《荷马史诗》看作是“西方厌恶女性思想的根源”[1]；而阿瑟认为，《荷马史诗》中“没有发现任何轻视女性的言论，史诗集中谈论的几乎都是女性的积极作用”[2]。本文试图从史诗中不同的妇女形象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探讨女性在荷马时期的地位及缘由。
2. 女性地位分析
2.1. 《伊利亚特》
《伊利亚特》中出现的女性(女神除外)，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荣誉礼物’，即阿开奥斯人阵营中的以布里塞伊斯、克律塞伊斯为代表的女俘；第二类是特洛伊城中的妻子和母亲，如安德洛玛克和赫卡柏；第三类是游移于上面两类女性角色之间的中间者，即海伦”[3]。女俘、妻子和母亲的女性是一类人群，这一类人群具有相似的特征和处境，因而本文在对这一类人群进行分析时，会挑选其中的代表人物，从具体的、特定的代表人物的处境来反映这一类群体，本文选取的具体人物对应到女俘是布里塞伊斯，对应到妻子和母亲是安德玛洛克。而对于海伦这一原本就是具体人物而言，需要单独进行讨论的理由是，她是特洛伊人和阿卡亚人之间战争的导火索，亦是整个史诗故事叙述展开的起点，并且由她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祸水论。
2.1.1. 被视为物的存在：女俘
《伊利亚特》开篇讲述的是阿基琉斯的愤怒，而他愤怒的原因是自己的战争“荣誉礼物”，即一个女俘被抢走了。为什么一个女俘被抢走会惹来阿基琉斯如此大的愤怒呢？那就必须要搞清楚女俘对于在战场上胜利的阿基琉斯而言意味着什么。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在争吵时说“你竟然威胁我，要抢走我的荣誉礼物。那是我辛苦夺取，阿开奥斯人的敬献。”[4] (p. 9)。此处阿基琉斯清楚明白地表明女俘是通过自己浴血奋战之后夺取的“荣誉礼物”。此处的女俘是一种符号，是勇士在战场上厮杀奋战胜利后的战利品的象征。“荣誉礼物”被抢走对阿基琉斯而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侮辱。显然，以战场上的荣光为毕生追求的阿基琉斯根本不可能忍受这种侮辱。以惠特曼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对阿基琉斯的愤怒做出解释时，指出阿基琉斯的愤怒是出于对此位美貌女俘的“爱情非同一般”[5]。本文认为这种把原因归结为女俘本人的美貌上的解释是完全行不通的，是根本未把握住女俘的真正意义的表现。虽然阿基琉斯表达过自己对布里塞伊斯的喜欢，但是自从阿伽门农抢走了女俘之后，阿基琉斯马上就有了新的“床伴”。后来，当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放下之前的矛盾准备讲和时，阿基琉斯懊悔地认为“为一个女子心中积郁了那么深的恼人怨气”[4] (p. 459)，“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通过交换女人，交换双方(男人)建立了亲属关系”[6]。他甚至希望这位女俘还不如当时就被射死，“愿当初攻破吕尔涅索斯挑选战利品时，女俘被人用箭射死在船边。”[4] (p. 459)。若阿基琉斯对女俘的爱真的如此深厚，怎么可能后期会产生宁愿女俘被人用箭射死的想法。所以本文认为阿基琉斯是出于对女俘的爱情才如此愤怒是站不住脚的。他或许会暂时被女俘的美貌所吸引，但是对阿基琉斯而言，如此单纯的美色吸引与他毕生都在追求的荣誉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在荣誉面前，对美貌的喜爱只是一时的。作为女俘的布里塞伊斯之所以会被部分学者蒙上一层关于“爱情”的面纱，主要原因在于她的美貌，根据美貌的不同，女俘们会有不同的待遇。即便是因为美貌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美貌并不能够改变女俘的真实处境——非人。在众多的女俘之中，如果女俘美貌出众，那么便会有获得主人恩宠的机会，运气好的话还能成为合法妻子。比如阿伽门农喜爱女俘克吕塞伊斯更胜于对自己的合法妻子喜爱，“我很想把她留在自己家里。因为我喜欢她胜于我的合法妻子，就形体、身材、智慧、手工而论，她并不比她差到哪里。”[4] (p. 7)。阿伽门农讲的很清楚，他喜欢这个女俘，是因为她的形体、身材、智慧、手工。幸运的女俘能够获得主人的偏爱，但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也并不能够改变女俘依然是奴隶的事实。主人不仅可以随时收回对女俘的恩赐，还能收回女俘的性命。能够凭借美貌出众而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的女俘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在美貌上不具备优势的女俘将会和物质财产一样被易手，女俘的价值是用值多少头牛来衡量的。当阿伽门农想要和阿基琉斯讲和时，开出的条件中就包括要送阿基琉斯七个美丽而手巧的女俘；阿开奥斯人举行葬礼竞技的获胜者可以得到的奖赏中就包括一名值四头牛的女俘。
由此可见，女俘们只是具有物质价格的财产，成为荣誉礼物的象征符号是被当作了物，而非被当作了人。摩尔根认为，“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力是男子必须尊重的。”[7]驰骋于战场的男性将女俘视为自己战利品，是自己私人所有的财物，可以任凭他们处置。在《荷马史诗》中如此这般的女俘并不能以具体的人的方式出现，女俘们所发挥作用仅仅是充当男性之间争夺利益和荣誉的重要筹码，她们被赋予的意义是一份物质财产、一份荣誉的象征，如此这般的意义可以转化为评判男性活动的衡量，只是作为完善男性价值世界的非人的角色，换言之，是作为物而存在，而不是被当作人来看待，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2.1.2. 被公共领域所排斥的边缘人：妻子和母亲
阿基琉斯攻破池城之后，安德洛玛克不幸成为女俘，但成为女俘之后，最大的幸运又是嫁给了一个好夫婿即赫克托尔。在特洛伊池城被攻破之后，所有沦为“荣誉礼物”的王室女子之中，安德洛玛克的命运最为悲惨。在荷马史诗中，她是特洛伊妇女中除王后赫拉之外仅有的一位被认为是“妻子”和“母亲”的女人，她是战争残酷屠戮下的寡妻孤儿的典型形象。
安德玛洛克(Andromache)的名字的含义，Andro有男人的意思，mache有战斗的含义。显然的是，荷马给安德玛洛克赋予了除简单的女俘之外的含义，即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含义。安德玛洛克在勘察城墙时向丈夫提议要在野无花果树旁加强警戒，原因是她认为这个地方很可能会被敌人攻破，她在观战中注意到敌军三次进攻此处。在传统的男性视角下，更擅长打仗、从事军事活动、参加公共议事都是和男性气质相挂钩的，然而，在安德玛洛克这名女子身上也展现出了军事才能。在荷马史诗中，赫克托尔不仅无视了安德玛洛克的建议，反而斥责她说：“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打仗的事男人管，每一个生长在伊利昂的男人管，尤其是我。”[4] (p. 16)。这段教训传达给读者的是打仗是男人的专权，女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家庭中操持家务，女性不能越权来插手男人的事情，只要是男性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以赫克托尔为代表的男性群体就会选择凸显男性作为英雄的价值，排挤女性并将她们固定在家庭事务中。在涉及战场这一公共领域时，男性拒绝来自女性的任何提议，即便这些提议能够帮助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之中没有女性可以显现自己英雄品质的场所，是因为男性已经把女性给赶出去了。战争之外是体现女性存在感的场所，但不幸的是，在战争之外留给女性的只有充满泪水和屈辱的死亡哀歌。在安德玛洛克和赫克托尔的最后一面里，安德玛洛克讲述了女性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毁灭家庭。她突出了阿基琉斯的破坏性、父母和兄弟均死，唯有丈夫可以依靠。她希望丈夫听了自己诉说的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之后能够不去参战，但是赫克托尔还是一邦统帅，出于保卫国家的责任他不得不参战。男性为了责任毅然奔赴战争，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如此光辉伟大的英雄形象背后始终掺杂着妻子所不为人知的苦涩艰辛。在荷马史诗中，奔赴战场的男性如果去世了，为死者悲悼就会成为女性的责任，进而形成一种习俗。女性在公开宣泄自身情绪上拥有较大的自由，作为连接家庭成员的纽带，在死亡之后依然能够发挥作用，人们普遍相信女性与生命的始终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荷马史诗》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是一部英雄战争史，更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就会是一部苦难史，荷马并没有忽视胜利的一方的荣誉带给失败的一方的苦难。为人妻、为人母是荷马战争之中最弱小无力的群体，即便她们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才能的表现，她们的提议也会遭受到男性的无视，因为在公共领域里，掌握话语权的是男性，女性只能被排挤到、被束缚到家庭这一小小天地里。残酷的战争爆发之后，死伤无数，无助的女性哀求丈夫不要去战场送命，但是无论这种乞求有多让人同情难过，也敌过战争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男性原则。以安德洛玛克所代表的群体反映了《荷马史诗》中为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处境，她们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政治领域方面毫发言权，被困在家庭当中发挥着链接家庭成员的纽带的作用。
2.1.3. 女性祸水论代表：海伦
海伦既不属于女俘，也不属于妻子和母亲这两类能够有众多人员归属于其中的单独人物，虽然她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以海伦为代表依然可以象征出一个群体：以美貌而著称的女性。在以往学者对海伦这一人物进行分析时，存在较大的分歧。海伦以绝色美貌出名，名号是“希腊第一美人”，连特洛伊方面对这位给他们招来灾祸的绝代佳人也毫无怨言，原因就是因为她实在过分美丽，“特洛伊人和阿卡亚人为这样一个妇人长期遭受苦难，无可抱怨”[8]。然而，海伦本人却以“无耻”、“母狗”自称。美貌与道德的冲突在海伦身上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海伦第一次出现时，所有人都被她的美貌折服，也正因为此天仙般的容貌让长老们担心她以后会带来灾难。然而，人们对肇事的另一主角帕里斯却不置一词，男性往往会在矛盾和冲突中美美隐身。人们将战争的原因归于海伦，甚至海伦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无耻的母狗，是祸害的根源。因而，必须要探讨清楚为什么海伦要自责？海伦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吗？本文的态度是不该。希腊联军之所以会对特洛伊发动战争，是因为要抢夺特洛伊的财富，海伦只不过是明面上的借口罢了。男性早已习惯将各种冲突的缘由都归为女性，这是父权社会里特有的一种转移视线的既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其中，海伦就是男性将女性建构为祸水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男权、父权的强化在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社会中普遍出现，相应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女人祸水论。……但很少有地区和民族会产生希腊古风时代这样严重的、具有比较系统解释体系的性别偏见”[9]。女性是祸水的态度在《伊利亚特》中很容易找到其他的实例进行佐证，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产生冲突时，阿基琉斯将矛盾的根源归于女俘布里塞伊斯，阿伽门农将冲突的原因归于女神阿特使自己迷失了心智，这两位被视作英雄的男性都将女性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将冲突的原因归结到其他女性身上。
女性的祸水论被赫西俄德继承，并变本加厉地成为后世厌女思想的滥觞。影响最大的流传当属潘多拉的故事，宙斯让诸神赐予潘多拉一切技艺和世间所有罪恶，“潘多拉”意为“奥林卑斯山上的所有神都送了她一件礼物”。宙斯将潘多拉送给了人类，命运女神“用手揭去了瓶上的大盖子，让诸神赐予的礼物都飞散出来，为人类制造许多悲苦和不幸。唯有希望仍逗留在瓶颈之下的牢不可破的瓶腹之中，未能飞出来。像手持埃癸斯招云的宙斯所设计的那样，在希望飞出瓶口之前，这妇人便盖上了瓶塞。但是，其他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人类，因为英明的宙斯已剥夺了他们的声音。因此，没有任何可躲避”[10] (p. 4)。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男人将女人视作人类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并通过塑造很多不堪的女性形象，彰显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和干扰，达到将厌弃和仇视予以具体化的目的。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中，再找不到比潘多拉能更好地诠释女人祸水论的词语了，“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成为厄运和不幸的同义词，“女人变成凡人的祸害，成为性本恶者”[10] (p. 44)。由一个女性形象直接对所有女性群体展开带有极强的厌弃和污名化的目的的建构，进而导致整个女性群体被塑造成邪恶的，以便利于后世的男性摘除自己责任的每一次推脱。一些学者为赫西俄德的厌女进行辩护，认为他之所以憎恶女性，是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后，赫西俄德的哥哥佩耳塞斯强行占有家中的财富，挥霍一空之后又多次纠缠赫西俄德索要钱财，而弟弟的钱大多都浪费在了女人身上。但这显然是一个失败的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弟弟贿赂权贵霸占财产，每次挥霍光之后又来找赫西俄德纠缠不清，男性在冲突和矛盾之中总是具有一种被遮蔽、被隐身的能力。
男性眼里的海伦是王权和永生的象征。但若抛开男性立场便会发现亲历战争之苦的海伦还是战争的原因，这就增加了海伦本身形象的复杂性。除了此种复杂性之外，她更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她身上有一些神异的特质，表现出一种超越常人的理解力，她不但能够识破奥德修斯的乔身伪装，“拥有能看透伪装的目光，拥有心灵的神秘直觉——海伦具有诗人的一切特点”[11]，还能够调制出一种能让人忘忧的药汁。漂亮的容貌只是海伦的外在表现，海伦本身还是生育与财富的象征，而且与诸神特别是爱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本人就是生育力、财富与爱的化身。失去了海伦，斯巴达人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想要得到海伦，特洛伊人也会想尽办法占有她，荷马借助双方爆发的战争将对女性崇拜的潜在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海伦不仅是美貌、生育能力和财富的美好象征，也是权力和永生的代表，她身上具有男性所向往的特征和品质。然而如此这般美好的绝色却被视为祸国殃民的代表，并且由她而衍生出了整个后世对于女性的厌恶，海伦成为充满诱惑力的、具有破坏性的、具有迷惑性的祸水论的源头。希腊古风时代对于女性如此严重、系统、全面的性别厌恶亦戏剧性冲突的方式在海伦身上表现出来了。
《伊利亚特》中的女性人物对故事的推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她们在父权社会中都附属于男性，均无法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都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政治方面，女性无法进入战争领域，她们的军事提议不会被男性采纳和听取，但是会被视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女性只能被束缚在家庭这一狭窄空间里，操持辛苦的家务，完成生育职责，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哀悼由女性成员来负责，她们是苦难的承受者；经济方面，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女性被当作战利品或和解时的礼物互相赠送给对方，丝毫没有人权，被以牛的数量来衡量一位女性的价值。文化婚姻方面，女性更无自主权可言，女性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所属，无法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即便自身具有极高的价值，譬如财富、权力、生育、美色，但是依然会在男权语言的渲染下认为自己是无耻的母狗。
2.2. 《奥德赛》
接近完美的女性：佩涅罗培
佩涅罗培在《奥德赛》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众多学者都将其视为理解《奥德赛》的女性意蕴的关键人物。譬如学者约翰·芬利认为“《奥德赛》的主题是归家，她(指佩涅罗培)是象征那个家的核心形象”[12]。
通过了解以往研究者们对佩涅罗培的形象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是失败的女性主义立场，“佩涅洛佩和她所象征的女性原型对男性世界是一种危险的、有潜在颠覆性的思想形象。最终，这种女性主义思想被诗中坚固的男性价值所击败”[13]。第二种是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妇女可以在不与男性权力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不仅在家庭当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还可以参与到公众领域当中，但却不能逾越男性所设置的伦理与权利的界限，而那些遵守了男性伦理规范的妇女，则可以获得诸如”荣耀“等精神奖励”[14]。古代女性主义对失败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做出回应，认为“失败的女性主义”只在特定的意义上成立，就是“失败的现代女性主义”。从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再找不到比佩涅罗培更值得称颂的女性了。本文从智慧、抵抗欲望和欺骗、忠贞贤妻这几个方面对佩涅罗培的形象展开分析，探究佩涅罗培这一女性代表所反映出的女性处境。
在智慧方面，佩涅罗培不亚于光辉伟大的英雄奥德修斯分毫，可是人们往往将奥德修斯当作英雄形象，将佩涅罗培以奥德修斯的妻子增添奥德修斯荣光，使奥德修斯的形象更加靠近完满的工具人。体现佩涅罗培的智慧的是把为拉埃尔特斯编织寿衣作为借口，进而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文中以一种强烈的反衬手法表现她的编织智慧，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男性求婚人把她织好的最终成品比作太阳和明月的由衷赞美，二是借助最突出的“厌女”代表阿伽门农之口来高度赞美佩涅罗培，称赞她的智慧和德性，认为她能够获得不朽的美名。除了此种反衬手法之外，还有一些隐含的、需要人们去细细思索之后才能发现的独属于佩涅罗培的智慧。佩涅罗培指出女神雅典娜对自己织布的启发，“神明首先启发我的心灵，激发我……织造布匹”[15] (p. 360)，但是未说明雅典娜是否有告诉佩涅罗培织完布以后还要拆布，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由此可知拆布、重织的计谋很可能是佩涅罗培本人智慧的表现。在男性主宰的世界当中，佩涅罗培借助纺织此种女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特定的独属于女性的智慧机巧，她不仅是能够织出光辉灿烂的布匹的表意纺织者，更是能够编织出纺织寿衣计谋的女性智慧的编织者。需要提醒的是佩涅罗培的智慧表现场所是织布机旁边，这并非是佩涅罗培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被男性给排挤、给安排、给规定、给限制的结果。原文中，佩涅罗培和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斥责母亲：“回去吧，操练你的活计，你的织机和线杆，还要催督家中的女仆，要她们好生干活。至于辩议，那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子，尤其是我——在这个家里，我是镇管的权威。”[15] (p. 154)。当男性权威者们一再要求女性远离公共领域，只能在纺织机旁活动的时候，佩涅罗培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拆卸了男性的权威，以女性化的语言重新纺织了独属于女性智慧的积极角色。
如果说在智慧方面，还有奥德修斯和佩涅罗培平起平坐，而在抵抗欲望和欺骗方面，则没有任何男性能与她相比。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20只鹅的梦”，关于此梦的解释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无意于给出关于梦的解释到底为何，而是提醒读者去关注佩涅罗培在梦的诱惑和欺骗面前表现出的金石般的意志力和决心。文中总共出现了三种关于梦的解释：老鹰的解释、克里特人的解释和佩涅洛佩的解释。前两种解释都顺应了佩涅罗培此时最迫切的愿望：希望奥德修斯归来。老鹰和克里特人的解释能够令佩涅罗培欣喜，如果佩涅罗培接受这种看法，那么就不必再担心再嫁问题，苦苦等待的心灵也不必再忍受煎熬，但是她拒绝此种美好愿望的诱惑，而拒绝则意味着她的心灵要继续忍受忧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为何佩涅罗培宁愿自己的心灵忍受巨大的折磨也不愿相信关于丈夫不久就能归来的美好愿景呢？因为她足够清醒，足够坚定，她并未被此种诱惑给冲昏头脑。她凭着自己的判断，清醒地认识到，她在梦中所感受到的喜悦并不是真实的，陌生人对梦境的理解也只不过是一种个人主观的看法。佩涅罗培区分“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境，表明她又一次努力克制住了丈夫即将归来的美好愿望的诱惑。她清醒地认识到梦很可能具有欺骗性，做梦的人无法分辨得出做的梦到底是来自象牙门还是牛角门。倘若结合佩涅罗培做20只鹅的梦的实际处境，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看出此种抵制诱惑的坚定到底有多可贵了。彼时特勒马科斯仍在外寻父未归，求婚人们计划要在他归返的路上埋伏将其置于死地，佩涅罗培深知自己再嫁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她此刻的处境异常艰难。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佩涅罗培做的20只鹅的梦得到了一种顺应她摆脱困境、带来希望的解释，可是它却清醒且坚定地抵挡住解释的诱惑。佩涅罗培绝不肯将未来命运寄托于一个可能充满假象和欺骗的梦，她以区分象牙门和牛角门来拒绝梦的虚幻假象，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女性抵制欺骗的罕见定力。
关于佩涅罗培的忠贞贤妻的形象，是存在较多争议的。主张佩涅罗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贞洁的代表人物是学者卡茨，卡茨认为佩涅罗培贞洁贤妻的“名声”并不那么可靠，“她是一个相当暧昧的人物，其暧昧不明远远超过传统所允许的程度”[16] (p. 6)。这种暧昧的不确定并非是贬低，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的塑造和建构，“派涅罗培的抵制一种确定形式的假象...她在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形象传统中拔得了头筹，这些文学形象即是公然反抗那些为主体性的建构划定界线的习俗”[16] (p. 195)。坚定地持有佩涅罗培在道德上对丈夫奥德修斯是忠臣的代表人物是学者佛利，“不管佩涅罗培的决定是再嫁还是不嫁，都不能质疑她对奥德修斯道德上的忠诚，因为她并不知晓奥德修斯的身份和命运”[17] (p. 102)。佩涅罗培设下“弯弓招亲”的比赛之后的悲伤难抑“足以使她通过忠贞贤妻的考验”[17] (p. 103)。佩涅罗培虽然在心灵上进退两难，但她仍是可以做出前后一致行为的人[17] (p. 110)。绝非后现代视野下或此或彼的不确定的人物。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她承受着自身心灵的煎熬，既要考虑伊塔卡的公众意见与求婚人周旋，必须保护奥德修斯的家庭不遭到侵害。她的再嫁抉择是她的责任感和悲剧性的双重显现。因而，“佩涅洛佩赋予了荷马史诗哲学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识到的深度”[17] (p. 106)。奥德修斯返乡回到家之后，并未首先立刻向妻子佩涅罗培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处处设防处处试探，宁可向家中的奴仆展示标志自己身份的“伤痕”，也不愿相信为自己以泪洗面的妻子。当女仆劝说佩涅罗培沐浴之后见客时，她答道：“我不想去沐浴也不想抹上油膏。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容颜早就憔悴不堪。”[15] (p. 345)。面对为自己悲伤到肝肠寸断的妻子，他竟如此多疑设防。奥德修斯为何会如此这般对待妻子呢？究其原因，自己二十年未返家，在此期间，妻子不仅将儿子抚养长大，还机智地拒绝了求婚人的纠缠，这一切都在向奥德修斯传达出一个信息：自己根本无足轻重。奥德修斯感到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来自妻子的威胁，便在心底生出了一种对女性力量的原始恐惧。奥德修斯后来与妻子佩涅罗培所相认的重要凭证是婚床，婚床在此处具有特殊的含义，代表着婚姻制度本身，以性和繁殖生衍的生理现实为核心，婚床不能移动的特性暗含的是婚姻关系的不可毁灭和稳定。但婚床也暗含出一种不对等性，奥德修斯只被要求证明身份，但佩涅罗培却被要求贞洁。男性身份和女性忠贞的结合才使得婚姻被重新建构起来。此处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有了微妙的反转，定下如何确认“陌生人”的前提和规矩的主动者是佩涅罗培，如此这般的主动已经超越了被指定、被分派、被刻画的客体，而成为了一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主体。
由此可见，佩涅罗培这一人物绝非男权力量统治之下被压迫、被束缚、无反抗意识、无斗争意识的可悲代表，也不是符合传统家庭伦理标准的绝对服从的代表，而是有自主意识、有独立意识，能从自身处境出发，运用自己的能动智慧保护自己、守卫自己的坚强女性。正如泰勒(Charles H. Taylor)所说：“她集女性价值于一身，是连接诗中众多女性形象的关键点，既代表了反对奥德修斯的”低级“女性价值(如女妖形象)，又代表了雅典娜所体现的”高级“女性价值(女神形象)。她不仅自身是完整的女性统一体，而且成就了奥德修斯的完整——奥德修斯迄今仍是西方文学中最完整的人物之一”[18]。然而，如此接近完满的佩涅罗培依然会被自己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教训，被要求回到织机和线杆旁边操持，远离属于男性的辩议活动，在家里，男性掌握权威被借以忒勒马科斯之口说了出来。佩涅罗培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来守护自身的忠诚和坚贞，然而却依然被自己的丈夫奥德修斯不信任，处处设防试探，男性通过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对于女性的身体行使了巨大的权力。无论再怎么接近完满的女性，在希腊古风时代系统的性别偏见下，都是处于狼狈的、凄惨的、悲哀的处境。
3. 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女性处境可以发现，在荷马时代，男性父权夫权社会正在建立的同时女性的处境正在逐渐变得糟糕。伴随着此种男性崛起、女性沦落的变化，可以注意到对女性的两种对立的态度，一面是尊重和崇拜意识的体现，另一面是女性受到歧视和排挤的体现。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本文发现以往的研究在论述荷马时代的女性观和女性地位时，要么对产生如此这般的女性观和女性地位的原因只字不提，要么只是草草几笔带过。本文对此种矛盾并存的状况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二是劳动分工，三是女性在人的再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及认识。
3.1.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从史诗中，可以发现当时已经由漂泊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型，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业，人们渐渐固定下来。男性凭借突出的体力优势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城邦里的社会生活还是极不稳定的，城邦与城邦之间容易爆发战争和冲突，战争这一领域是由男性来参与的，男性承担着抵御外族入侵的责任，而女性主要在家庭当中从事纺织和家务劳动。战乱的侵扰和对农业的依赖使得男性变得愈发重要，亦使得男性的地位上升，随之带来的是女性地位的下降。然而，关于原因的阐述只是涉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是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形成经济决定一切的言论。本文认为，仅凭经济因素来推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因为经济决定论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手遮天，排除、否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显然是对马恩关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进程的庸俗化。在关于荷马时代的女性地位的问题上冠以千篇一律的套语：物质资料生产、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是历史观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
3.2. 劳动分工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狩猎采集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的生计方式”[21]。在国内外考古发掘中，发现动物化石经常出现在人类生活过的地方，这充分说明了早期人类对狩猎活动有着较大的依赖性。然而，狩猎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难度和危险系数都比较大，且由于当时的捕猎工具的限制，难以经常性地捕获到猎物，因此，狩猎很难带给人们可持续的保障，人类祖先不可能仅仅依靠狩猎就能生存，还需要依赖植物的果实和根茎等。以采集为主的女性比以狩猎为主的男性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物的生长是有规律的，因此采集比较稳定，能够带来固定的长久保障。然而，这一看法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在原始社会，女性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从男子参加野外劳动的出勤率比妇女高、男子从事野外劳动的终身劳动时间比妇女长、男子在采集劳动中比妇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男子比妇女掌握更多的生产手段，生产范围更广阔来进行论证”[22]。狩猎和采集并没有非常鲜明地、固定地、严格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一一对应。在狩猎活动中，虽然决策者是男性，但是女性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采集活动中，男性也经常积极参与，“迄今为止，人类在自身历史上至少90%以上的时间里，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23]。
3.3. 人的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是“交互作用”是“合力作用”。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是唯一决定要素，在影响历史进程的许多情况下，上层建筑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关注的是各种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关于探究荷马时代的女性地位的原因时，大多学者都将上层建筑因素排除在外，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本文对这种现象感到痛惜，缺少上层建筑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的解释是残缺不全的。而在这篇论文当中，本文所要做的就是提醒人们去关注荷马时代的女性有如此地位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有上层建筑的重要影响，具体展开即为母权制社会时期的女性生殖崇拜的宗教观念的继承和保留。
长期以来，妇女在生育繁衍上的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母亲在家庭劳动的贡献中占比较大仅仅是受到尊崇的原因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自身的生产确认了女性的造人作用，所以才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23]。由此可见，关于女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的原因的分析之中，还需关注到妇女在人的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及对这一重要作用的认识。人们对于生育造人的认知程度对男女两性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一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在人类初始时期，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得以延续和保存的重要基础。在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产工具比较粗糙，生产能力也是原始落后的。周遭的生存环境中布满了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是来自于疾病、寒冷、饥饿、野兽的袭击，甚至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斗。原始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婴儿的存活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存活并顺利长大的可能性。即便长大之后寿命也很短，而且依然要面临着来自周遭危险环境的威胁。因此，保持和增加种族内部成员的数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原始人以其自然天性为基础，通过两性交合实现新生命的创造，这是原始本能的自然实现，但是人们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之后才能够对此做出符合自然的理解。早先，人们对于人的再生产的理解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人们认为女性是出于和神物的感应后者是交合才具备了生育的机能。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人们知晓人是从女性的生殖器当中诞生的，出于对此种行为的神秘化理解，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神秘引至女性本身。出于对神秘的恐惧和崇拜，人们自然会对女性产生恐惧和崇拜。对女性生殖的崇拜意识广泛存在，并长久地贯穿了整个原始社会时期，并逐渐渗透至生活的各个方面。此种生殖崇拜的宗教观念进而使得女性祖先备受尊敬，因为她们为种族的人口增加提供保障。后来，女性祖先被神化，成为整个氏族都信奉的保护神，进而出现了原始的对女性祖先的崇拜。这一点从远古人类的角度来看，证明了妇女在繁衍后代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在氏族社会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从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到对女性祖先地位的确认使得此种崇拜意识逐步深化，原始先民们试图借助他们对女性造人的认知来解读世界的形成，因此，对“创世”的解释就变成了对女性育人力量的崇拜的一种延伸。希腊神话故事中，关于宇宙的起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天地初开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天地间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大地之神盖亚，她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可以赐予万物生命。
由此可见，母系社会时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进程中将种族的繁衍看作是女性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黄金时代，此种社会生产水平下的结合方式以群婚和杂婚为主，由此便可不难理解对女性崇拜的必然性。社会未给子女创造确认辨别父亲是谁的条件，因此也便不存在“父亲”的概念认知。后代的繁衍只关乎女性，男性被排除在外，“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24]。人们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男性地位比女性地位要低，是因为人们认为男性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当中是可有可无的，女性才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承担者，由此可见，男女两性在人类生产中的不同作用会对各自的社会地位产生重要影响。母权制虽已被父权制取代，但在母权制时期人们形成的女性崇拜的宗教观念依然长久地保留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除。关照荷马时代，正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的历史阶段，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逐渐过渡的时代。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形式较低级的专偶制，妻子被要求严格遵守贞操，而丈夫却并不需要对妻子忠诚，男性不承认女性的权益和尊严，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荷马时代是父权和夫权占统治地位，男性占据核心地位，但是由于受到母权时代所形成的对女性的崇拜意识，社会上还是依然保留了对女性的认可和承认，在把男女分隔开来的同时，又极力颂扬男女婚姻的幸福，《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和佩涅罗培的婚姻就是最好的证明。
5. 结语
在《荷马史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既对女性的排挤和歧视，又对女性抱有赞扬和崇拜的矛盾意识正是处于过渡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切反映。正如学者裔昭印所指出的，在荷马时代，“一方面父权制已经产生，在军事战争频繁的情况下，妇女日益依赖男性；另一方面，母权制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事务中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