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国门被西方暴力叩开，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国家富强之道。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制度，无一不展现着救国者们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容闳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一，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使国家摆脱落后之姿。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中，容闳提倡选派留学生留学的建议开创了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先河，而这项建议也无疑是让洋务运动影响深远的一股重要推力。在这个过程也促成了东西文化的相互交流，给当今的文化交流融合留下了许多可挖掘借鉴之处。
2. 生在东洋，学在西洋
容闳，出生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香山县南坪村(今珠海市南坪镇)。其父亲名叫容丙炎，母亲林氏。容闳的长兄比容闳大六岁，想通过传统的“私塾”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正途”，也就是走上仕途道路，此外容家还有姐弟各一人。“容闳的祖上自宋朝嘉定年间从广东新会县迁居南屏，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渔生活”([1], p. 6)。可见，容闳出生的家庭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家庭。
容闳出生的地方沿海并且毗邻澳门，而澳门在1553年后一直被葡萄牙所殖民统治，直至1999年才被收回。如此长时间的跨度，出生在此地和此段时期的人，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容闳的父亲也是因为此原因，思想并不像内陆地区的人那么固化，他出于家庭生计着想，将年仅7岁的容闳送去了免费提供食宿的澳门教会学校读书。就这样，容闳开启了他异于当时中国《四书》《五经》传统教育的现代启蒙教育。令容闳的父亲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当时的权宜之计，竟然改变了容闳一生的轨迹。
在1847年，容闳跟随者布朗夫妇一起去到了美国纽约，正式开启了他二十余年的留学之路。他进入到了孟松学校，是美国最为出名的预备学校。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容闳考入了耶鲁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他留学的这些年，完全的西式生活、西式着装，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这段时间就是属于容闳学习到更深程度的西学，更加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学在西洋的阶段。
至此，容闳经历了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人格塑造阶段，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发达，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他有不同于当时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想法和看法。生在东洋让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始终是中国人，他始终满怀着爱国的赤子情怀；学在西洋让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 p. 86)。生在东洋和学在西洋两个方面的相互加持使他想要将西学东渐付诸于行动。
3. 西学东渐的寻觅
这场西学东渐的寻觅，容闳经历了多次寻找，在磕磕绊绊中找到了些许希望。虽然由于当时封建势力强大且顽固，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最终结果没有达到容闳的预期，但在过程中开了一些近代化的风气之先，影响深远。而后容闳也获得了“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称号。
3.1. 奔赴太平天国，谏言改革以求富强
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几经辗转后，容闳将第一次救国尝试的目光看向了太平天国。秉承着要将西方先进的地方带到中国，以求中国变得富强的想法，容闳见到了洪仁玕并提出了七条谏言之策。主要是：“1)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 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 建设海军学校；4) 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 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6)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2], p. 52)这七条谏言是容闳根据自己学在西洋的经历和思考形成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是对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且也是中国要实现近代化所绕不开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容闳认为洪仁玕的视野和其他诸王比较而言更加开阔，且容闳的“七条建议”与《资政新篇》有异曲同工之妙，洪仁玕一定会采纳自己的建议。但容闳却忽视了当时的整个时局，太平军东征节节失利，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统治集团里面的权威已经跌落，“作为总理朝政的洪仁玕虽然想有所作为，但他面临的是上有天王洪秀全的挟制，下有佣兵自重的将领们的抵制，根本没有力量实施《资政新篇》(包括容闳条陈)一系列计划。”([1], p. 47)所以这场南京谏言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3.2. 引入“制器之器”，促进中国工业近代化
容闳虽然是留学归国，但站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社会看，其并非通过科举这样的“正途”出人头地，家里的农民出身更是让他和清政府官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集。因此，有学者用“边缘人”来形容当时容闳的尴尬状况。所以，即便容闳非常清楚自己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但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可靠且有权力的人的支持，这件事情绝不可能办成。农民家庭出生的容闳，在国内没有任何可以接近当时统治阶级的筹码，只能够通过学成归来后在各地闯荡结识的朋友来接触上层，通过经商、做外事翻译等等活动，丰富自己经商中的运输和采购经验，也与当时的华传教士频繁接触，结实了李善兰等人。也正是因此，后来他们将容闳引荐做了曾国藩幕府。
1863年10月容闳抵达安庆，在和曾国藩的两次会面当中，容闳没有立刻将自己的教育计划提出，而是先回答了曾国藩目前所寻求的问题的答案，即若想要兴办洋务以求自强，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作为回答，容闳提出他自己的“制器之器”理念，即建立机器厂的想法。而后又经曾国藩推荐认识了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中的中坚分子。“丁日昌一直在关注西式火器与机械，并极力倡导引进与学习，是洋务派中难得的技术型官员。”([3], p. 81)由此，容闳的制器理念受到洋务派的赏识，而他本人被任命为出洋委员，去到美国购买筹办机器制造厂所需要用到的机器，并负责机器的采购和运输。在这个过程中，容闳正好发挥了自己在外多年留学经历的长处，在对外采购时非常得心应手，且由于之前的经商经历和结识的人脉，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此次的大型西式机器的引进。
这次的“制器之器”的引进，是容闳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此次的尝试是从器物技术层面，将西方先进的机器技术引入中国，以此来提高中国的制器之术，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使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3.3. 选派幼童留美，开公费留学之先河
由于在完成洋务派的运动中，容闳表现优秀并且高质量的完成了大型西方机器的引进事务，这一举动使容闳获得了洋务派的赞赏和信任。在这时，容闳成功劝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兵工学校，这一建议对倡导教育救国的容闳来说可谓是“小试牛刀”。以此打开了教育救国的一条口子之后，容闳构想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终于有了清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的机会。
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努力进谏之下，派遣幼童留美终于获得清政府的批准。1972年2月，在洋务运动的推进下，成立了中国留学事务所，陈兰彬和容闳分别为正监督和副监督，开启了中国第一次官费派遣留学生的运动。“从1872年8月11日由陈兰彬带领由上海乘船赴美，至1975年第四批，一共派遣了120名幼童。”[4]这些留美的幼童，不仅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也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文等。他们在西方的表现非常优秀，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赞赏。《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可能外国语言困难，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2], p. 108)最后虽然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留美的幼童被分批次撤回中国，但在这批留学生中不乏学成归来者。如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唐国安，唐绍仪等等。他们都是此次西学东渐的代表者和传递者。在西方学成后，利用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力，让国家实现进步富强。
幼童留美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为国家提供了紧缺的先进人才。容闳之所以要开展幼童留美计划，就是要培养大批的西式人才，这些人才将在西方留学学习到的本领用来帮助国家摆脱困境，实现富强，以此来达到西学东渐的目的。这批最早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国家的各方面带来技术上的进步，他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幼童留美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上一次远航，是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教育、文化领域打开窗户，走向世界救国图强的一声号角”[5]，是中西文化的一次交锋。
4. 东学西渐的信鸽
文化的交流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有中国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就有中方将自己的文化展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学西渐。容闳作为穿梭在中方和西方国家的使者，不仅推动了西学东渐产生，也为东学西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4.1. 容闳在美国的中国人形象——刻板印象的打破
容闳的勤奋好学和睿智和善，不同于美国人以前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从容闳的留学生涯不难看出，作为中国人的容闳在留学之路上是非常艰苦的。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语言的问题。容闳从不会英语到熟练掌握，这个过程十分艰辛。好在容闳本身勤奋努力，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后的容闳，“读书恒至半夜，日间亦无馀晷为游戏运动”([2], p. 21)。并且屡次获得英语作文的相关奖项，可见在英语这门语言上他花了极大的功夫。不仅如此，在幼童留美期间，美国部分学者杜宇当时任出洋委员的陈兰彬和副委员的容闳这两者的看法截然不同。容闳因为有过留学经历，对国外的一些学科和行事方式态度都比较开放，而陈兰彬则是对于不符合传统礼教的行为极力反对。就如“在体育课的变装问题上，杜吉尔牧师便坦白直称陈兰彬顽固保守、呆板固执、不懂得入乡随俗，并对容闳因此事遭受陈兰彬弹劾深感同情。”[6]同为中国人，“陈兰彬的行为在美国人眼中有多么可笑和费解，容闳的力挽狂澜在他们心中就有多么睿智、值得称颂。”[7]容闳就是这样给美国展示了他的勤奋好学和睿智和善，而这些也是容闳骨子里的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外在表现。
在派遣幼童到达美国时，当时的报刊对于容闳和这批留学生的描述也是耳目一新。《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的：“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过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有3名身为清国的官员的教师陪同着他们。”[8]在这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在签订条约时候的唯唯诺诺，狼狈不堪的在租界务工等愚昧落后的负面形象。但看到容闳和这批派遣留学生后，打破了他们之前对于中国人的固有形象，摘掉了一些开明之人的有色眼镜，让他们认识到并非全部中国人都故步自封、自高自傲。容闳和幼童留学团队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有了改观。
容闳的形象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他将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带到了西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善睿智、勤奋努力带到了西方，促进了东学西渐。
4.2. 赠国学书籍给美国恩师和耶鲁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容闳赠书，主要是赠送了一些国学经典。他曾经将《孟子》《论语》《礼记》等国学经典送给他的恩师布朗，也向耶鲁大学赠送了许多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国学经典书籍。“容闳向耶鲁大学赠书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容闳想通过赠送来传播中国文化，使外国更加了解他的祖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是为了促使耶鲁大学赶紧开始中国文化讲座，以免让哈佛领先。”[9]
容闳向其恩师布朗先生和耶鲁大学赠送书籍，不仅体现了容闳个人胸怀感恩之心，也将这些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国学经典带到了海外，让西方人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东学西渐的步伐。
5. 东西交流的启示
对于当今全球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不可能没有文化交流。我们既要秉承着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开放包容眼光，也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5.1. 以开放的眼光审视世界文化
容闳作为在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人，是深深知道这个道理的。在西方留学时，他并不是一味的顽固排斥西方文化，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吸取其有益之处。对待文化，保持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心态，这才是和而不同的君子气概。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是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产生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中西之间存在地域上的距离，可文化却不远万里的相互来到对方的国度，并不存在任何尊卑之分。在当今文化交融的时代，遇到自己一时不能接受或不能理解的文化习俗，也不妨别太早下定论，“让子弹飞一会儿”，静下心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它，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这种多层次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内生动力，也是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路径”[10]。
同时，以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文化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在不会放弃或者否定自己的文化。不敢直视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害怕其它外国文化的光芒遮盖本国文化，其实是对本国文化的自卑体现，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因为这种观念没想过世界文化可以并存，可以做到君子和而不同。
5.2. 用高度的文化自信看待本国文化
容闳学成归来之后，在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情况之下，还继续学习中华文化。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以扩充自己的学识，而这些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对个人而言，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自信，体现了文化主体对所属国家(或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可成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11]文化自信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在当今各种文化渗透的过程中保持理性的心理支撑。随着各种参差不齐的文化通过互联网传入中国，在各大网络平台甚嚣尘上，我们的文化自信成了我们抵御腐朽低俗败坏文化的武器。树立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掌握了文化交流的主动权，不故步自封，也不盲目崇拜，而是以理性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之间擦出文明的火花。
面向未来之势，文化自信是我们的底气与锐气，是支撑我们向前踔厉奋发的精神动力。“未来，我们将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开创对外文化工作新局面，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新贡献。”[12]文化自信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助推器，成为我们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支撑。
6. 总结
容闳这个穿梭于中美文化的使者，得益于近代西学东渐的热潮，而他本人留学归国之后，又进一步反哺促进国内的西学东渐，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自主地将中华文明传播至世界，实现了东学西渐。容闳一生的经历都在为这个“使者”身份奔波，在这样的奔波之下是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虽经历了太平天国进谏的失败，幼童留美被撤回的挫折等，但他确确实实是在为当时落后衰败的中国做实事，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让国家趋于富强文明。
也许是有志者事竟成，也或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通过西学东渐促成了东学西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本文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对容闳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我们当今的文化交流做了启示性思考。而本文也存在史料不足、研究不透彻的方面，如对当时留学生归来之后的思想是否发生“西化”的改变查证不足，从而对于西学东渐的论证不足。这些也将是笔者日后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