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期刊的外部考察。这些研究或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透视期刊与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或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如“百花时期”等切入)，探究《人民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活动情况，考察其与时代话语的互动情况。另一类研究则选择从内部切入，借助对《人民文学》期刊的特定内容的考察，透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动向。本文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的基础上，挖掘其中可能存在的研究空间，对其中存在的学术增长点进行探究。
2.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外部考察
目前对于“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一定时期内《人民文学》期刊的在作者队伍、作品内容、编辑策略、审美特征等方面的整体风貌进行考察，由此透视《人民文学》期刊与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
2.1.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考察
部分学者选择对整个“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进行宏观把握，在当代文学史的高度探究《人民文学》期刊与时代政治的对话关系。
涂光群在其著作《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2005)中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五十年来《人民文学》办刊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刊登过的重要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作者通过对不同个案的具体分析，具体呈现了《人民文学》期刊历任编辑的编辑策略，揭示了文学期刊与政治话语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纠葛[1]。
吴俊、郭战涛等(2007)则将《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文学”的一个标本，从中提取创刊、整顿、复刊、重要作品及其批评等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经由历史细节和理论问题的具体分析途径，深刻阐释了国家文学的不同演绎方式或形态，以及其中包含的诸多价值诉求，展现了文学与国家话语、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2]。
郁勤(2007)认为，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和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期刊在编辑思想、作品选择在此阶段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然而，《人民文学》与时代政治高度胶着的关系，也注定了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3]。
李红强(2009)以《人民文学》期刊“生而权威”的身份为着眼点，由此生发出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在不同阶段的组织、编辑、传播等文学生产的具体特征的阐释，并借由对“异端”文本的生成机制和批评话语的考察，既折射出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的复杂动态，也彰显了文学与时代话语密切互动的关系，实现了对共和国文学建构历程的历史性回顾与学理性思考[4]。
李新(2012)则认为，“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为了在作家、读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采取了多种编辑策略。梳理这其中的复杂关联，可以勾勒出“十七年”时期作家创作、编辑采编与意识形态规训之间的复杂纠葛[5]。
2.2. 对特定时间节点的《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
在对较长时段的《人民文学》的宏观研究之外，也有一些学者结合历史背景，择取《人民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点切入研究，以期探寻《人民文学》在某个特定时间节点的活动情况，考察期刊与时代话语的互动关系。
“百花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内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一段时期，尽管持续时间相对短暂，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也在随后的政治浪潮中被彻底否定，但它仍对共和国文学的建构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洪子诚(1998)在其著作《1956：百花时代》中指出，《人民文学》在“双百方针”的提出后积极响应，刊载了一系列“干预生活”的创作，但这一编辑思想并未能得到长期的坚持，随即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而被迫终止[6]。
倪雪坤的《文学期刊与“百花时代”文学生态建构》(2018)在对“百花时期”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辑理念、栏目设置、稿件选择、作者与读者群体、理论与批评建设等方面进行考察后指出，“百花时代”的文学生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百花文学精神为主要内涵，其形成、发展、高潮与主流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实践的推动紧密相关。文学期刊感应时代精神，确定办刊理念及编辑实践，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创作与接受的主体等方面对文学生态格局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7]。
王秀涛则指出，《人民文学》在“百花时代”进行的的种种变革并不完全是政策使然，当时的编辑对于稿件中长期存在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极为苦恼，作品质量始终不尽人意，因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期刊编辑们的主动选择[8]。
“百花时期”短暂的宽松之后，各类政治批判运动纷至沓，文艺政策亦随之逐步收紧，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伴相生《人民文学》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面对日趋逼仄的政治氛围，《人民文学》被迫在重重矛盾与挣扎中做出转型。考察这一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其实也是对期刊的精神姿态的还原。《人民文学》的种种转变，暗示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微妙变化。
李钧(2001)通过梳理1958年的《人民文学》在叙事策略上围绕着“破”与“立”做出的种种重要改革，指出50年代末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9]。
丁永全的《1964年的〈人民文学〉》(2016)在对1964年《人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办刊风貌、作品内容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后指出，1964年《人民文学》成呈现出的“工农兵文学”一株独秀的整体风貌，昭示着这本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游离于国家权力与文学抱负的博弈之间的期刊最终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彻底走向图解政治的歧路，刊物的文学性在政治话语的高度介入下被逐步消解，这种畸形的繁荣比之文学的凋零更值得警醒[10]。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于《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更多导向对期刊的编辑策略的研究。事实上，期刊的编辑策略不仅取决于编辑自身的文学观念，也取决于当时国家话语的要求，它往往是二者彼此交融之后的结果。因此，对编辑策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期刊与时代政治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这些研究对“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期刊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将这本特殊的《文学期刊》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既丰富了对期刊本体的研究，也为读者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个侧面。
不过，从结论来看，研究者在阐述时更多将期刊置于被动地位，即侧重于对政治话语如何影响期刊运作的论述。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对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的简单概括，并未涉及期刊与其他更多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即使是对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问题，论者也往往将期刊视为观念的被动接受者，却忽视了期刊作为生产主体在这一观念论题、以及其他更多观念论题中可能存在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既往对《人民文学》的整体研究基本很少触及对文学观念的全面考察，即使涉及也仅仅是简单概括，并未进行严格的史料论证，也缺乏对观念生产的具体过程的关注。
3.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部研究
除了对特定时期的《人民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编辑策略、整体风貌等作宏观把握之外，也有学者选择对《人民文学》期刊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容时，学者主要以头题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手法、读者来信、装帧插画和封面设计等要素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以小见大，探究《人民文学》期刊与时代话语的复杂互动。
3.1. 对头题作品的研究
作为国家文学的权威载体，《人民文学》自创刊起即以刊登“示范性作品、指导性理论”为己任，而发表于头版头条这一醒目位置的作品，更是象征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吁请、彰显着编辑的编选理念，具有高度的典范意义。因此，许多研究者以《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为研究对象，以此透视时代话语的风云变幻和期刊编辑的编辑策略。
李红强(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题小说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对作家群体的划分和作家创作的姿态进行探讨，勾勒出了“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文化取向的变化轨迹，表明了《人民文学》在作家选择上密切配合时代政治话语的主流化倾向[4]。
黄发有(2012)则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头条作品的内容、作者、主题等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由此认定“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编辑者也正是借助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组稿的手段，进一步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11]。
3.2. 对一般作品的研究
除了位置醒目、意义特殊的头题作品外，也有学者选择对期刊上的其他作品进行探究，通过对相关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方法等要素的分析，对《人民文学》参与建构国家文学的具体路径进行考察，揭示作为权威期刊的《人民文学》对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的践行。
吕海琛(2007)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透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叙事策略的转型情况，并指出《人民文学》在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选择了延续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并通过之后的文学实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播与强化[12]。
董瑞兰、毛浩然的《〈人民文学〉(1949~1966)人物图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2021)借助修辞学的相关理论，对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涉及到的人物图像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这一时期内的《人民文学》通过女性书写、空间叙事和主体精神三个修辞维度，参与了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13]。
袁向东的(2010)则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在民族文学建设方面的具体策略及其文学史意义进行了阐释。其论文《论〈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指出《人民文学》从创刊起就重视民族文学建设问题，其上刊发的一系列民族文学作品，一方面丰富了刊物的文学性手段，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版图的建构，其建构方式体现了文学期刊与民族国家理论的相逆性，呈现着不同民族间、不同体裁间、不同时段的不平衡性，并最终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14]；而论文《“让我们共同想象吧!”——〈人民文学〉(1949~1966)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建设论》则指出“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发表民族文学作品、培养民族作家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想象的平台。在此期间，《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新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主要叙述因民族间交往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共同体”关系，想象和展望民族间的交往给少数民族生活带来的变化。而当时的文学环境和《人民文学》机关刊物的性质，是促使《人民文学》成为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15]。
3.3. 对“读者来信”的研究
新中国文学延续解放区文艺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评价标准的大众化，特别注重人民群众的阅读反馈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人民文学》自1950年第二卷第四期起即专设“读者中来”栏目，专门用于刊发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来信部分来自真实的读者群体，反映着一般群众对文学创作的评价、要求与看法；另一部分则是期刊编辑者有意建构的“代言人”，代表着编辑部的观点与呼吁。诚如洪子诚所言，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人民群众”的权威力量，以读者批评为理论宣传保驾护航。
有鉴于此，王秀涛(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上“读者来信”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后指出，“十七年”时期文学读者的接受与理解受当时文艺政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而《人民文学》对读者来信的刊登也是依循政治话语进行的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选择。“读者来信”固然可以作为文学史料进行阐释，但在认定其可信度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读者与刊物背后隐形的操纵力量[16]。
3.4. 对插图装帧、封面设计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之外，《人民文学》的插图选用、装帧设计同样体现着编辑理念和时代特征，因而也成为了一种别具深意的文化象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郭战涛(2004)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封面插图的图像内容、艺术类型等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据此对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编辑策略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受设计的阶段性、美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编辑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封面分期与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分期并不完全吻合，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含混性[17]。
袁向东的《文学杂志的美术编辑思想——以〈人民文学〉为例》(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封面、画页和插图的选择进行梳理与分析后指出，《人民文学》杂志对美术作品的重视体现了编辑者对“书画同源”的传统艺术观念的承继。而在具体提题材的选择上，《人民文学》通过对民族题材的插图作品的大量选刊，实现对民族文学的建构[18]。
李明德(2010)通过分析“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呈现的文本内容、画页插图的审美特征的嬗变，对《人民文学》审美特征的流变进行了爬梳。论文指出，尽管《人民文学》自创刊起就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它的审美风格，但这种审美风格的具体内涵却是不断变化的。《人民文学》在审美风格上经历了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演变。上述研究基本都择取较长一段时间的《人民文学》期刊进行历史性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阐释，重现《人民文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常”与“变”，以期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19]。
以上关于“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容的研究虽然在切入点上有所差异，但其研究侧重点基本在于文学期刊与政治话语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期刊对某些特定的观念话语的反映、实践与传播。这些研究切入口虽小但却能触及y研究对象的纵深之处，以小见大，充分实现了对文学期刊的史料价值的深度挖掘。不过，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在既往研究中较少关注《人民文学》上的评论文本，也较少触及对当时的文学观念的全面、具体研究。部分研究尽管触及了某些观念论题，如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有更多侧重于讨论《人民文学》期刊如何践行了主流话语的要求，而缺乏对于这些文学观念的具体内涵、生成过程等研究，更缺少对于文学观念的生产机制的特征的考察。
4. “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研究展望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本身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无论是对其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还是对其内在因素的深入考察，既往的研究者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考察。
不过，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在研究的历史时段和历史层面的选择上呈现出了较高的趋同性，而突破这种研究的趋同性，或许也是后续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首先，在历史时段的选择方面，目前学界对历史发生期的《人民文学》的关注相对较少。选择对《人民文学》进行阶段性考察的学者往往采用宏观把握的视角切入研究，力图勾勒《人民文学》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脉络，而很少有学者聚焦于1949~1953年间的《人民文学》进行研究。而即使选择从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切入研究，也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两次文代会之于《人民文学》的特殊意义。其次，从结论来看，研究者在阐述时更多将期刊置于被动地位，即侧重于对政治话语如何影响期刊运作的论述。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对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的简单概括，并未涉及期刊与其他更多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即使是对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问题，论者也往往将期刊视为观念的被动接受者，却忽视了期刊作为生产主体在这一观念论题、以及其他更多观念论题中可能存在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既往对《人民文学》的整体研究基本很少触及对文学观念的全面考察，即使涉及也仅仅是简单概括，并未进行严格的史料论证，也缺乏对观念生产的具体过程的关注。而在历史层面的选择上，学者在既往研究中较少触及对当时的文学观念的全面、具体研究。部分研究尽管触及了某些观念论题，如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有更多侧重于讨论《人民文学》期刊如何践行了主流话语的要求，而缺乏对于这些文学观念的具体内涵、生成过程等研究，更鲜少触及这些文学观念的具体生产机制。
事实上，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既是彼时时代的观念话语的载体，也是文学观念生产的主体。它一方面以执行者的身份对文艺政策的相关要求进行实践，另一方面也以权威的身份参与着当代文学观念的阐释与建构基于上述背景，后续的研究不妨以两次文代会之间(1949~1953)的《人民文学》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参与的具体的文学观念的生产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具体理由如下：(1) 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第一次文代会在总结解放和国统区文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方向。它的召开是一种国家行为，它包含着国家在文学观念上的主要倡导与规定；而第二次文代会则对建国四年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总结，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未来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意味着文学观念生产的成熟化与制度化。因此，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包含着延续和新变的双重意义：它一方面重新强调、继续倡扬了某些已有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对某些观念论题进行全新的阐释。因此，两次文代会之间的四年可以新中国文艺建设者对“人民文艺”的积极建设与探索，而这一时期内的文学观念的生产结果也自然是频繁、丰富的，而其中的经验或缺憾，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选择对这一时间段的文学观念的生产机制进行研究，有望得出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结论；(2) 在材料选择上，《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协的直属机关刊物，其“生而权威”的身份注定了其上发生的观念生产必定严格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其生产结果也必须满足文艺政策的“期待”。新中国文学观念的生产必定是由国家话语主导的，而作为国家级期刊的《人民文学》显然是当时文学观念生产的一个重要阵地。无论是其稿件选编、理论译介，还是批评往来、编读对话，都折射出编者对政策话语的读解与宣导，因而都构成了观念生产的一个环节。作为文学观念生产的园地之一，《人民文学》的文学观念生产活动是当时学观念生产的一个典型样例。它固然不足以代表当时文学观念生产活动的整体面貌，但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其观念生产活动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折射出当时文学观念生产的成就与缺憾，为观照当代文学发生期的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据此，后续的研究不妨选择以两次文代会之间(1949~1953)的《人民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观念生产的角度入手，梳理《人民文学》在此期间进行的文学观念生产的具体内容，比照其与国家政策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并探究其文学史意义。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2024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晨报》副刊与‘美文’理论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号：2024XKT190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