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我国三语习得研究领域的语言迁移研究主要以英语作为目标语，以其他语言为目标语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世界局势不断变化，各国间的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和复杂，培养三语人才和复合人才愈发重要。
汉英日三语习得群体多，种类多样，同时汉英日三语习得自身具有其独特性，由于汉语属于孤立语，日语属于黏着语，英语属于屈折语，三个语种类型上的差异性又为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同时其中汉语和日语由于历史因素又产生很多相似的词汇和发音，这又使得汉日英三语习得更具有研究价值，众多学者对汉日英三语习得做了大量研究，本文将从语音和词汇两个维度探索汉英日习得中母语因素的影响，试图总结有利于教学的手段和教学侧重点。首先文章通过界定语言迁移和三语系的定义，进而阐释二者的关系，其次从语音和词汇两个角度具体总结三语习得中母语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最后强调发挥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为三语习得外语教学提供启示。
2. 三语习得和语言迁移
2.1. 三语习得
三语习得涉及语音、词汇、语用等多个层面，同时可以从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的过程等多个问题进行分析。三语习得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L1)和已掌握的(或不完全掌握的)第二语言(L2)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是多种语言(L3) [1] 。它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并不仅仅强调第三种语言。三语习得理论研究涉及各种心理和社会因素，其中语言距离、三语或多语的影响、第二语言的距离等成为三语习得的研究重点。魏傲雪(2023)指出随着三语习得的不断发展，语言迁移问题的影响因素也趋于复杂，同时涉及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因素，其中多语者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语言迁移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 [2] 。
2.2. 语言迁移
语言迁移，又称语间影响，是指目标语与已经习得(或未完全习得)的任何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现象在Odlin (1989)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入探讨，在对比分析时期，语言迁移成为了研究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对比分析视角应用较少，语言迁移研究也进入低谷；20世纪80年代语言迁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迁移转换为由多种因素影响的因变量 [3] 。Jarvis (2008)将语言迁移研究划具体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研究关注如何界定语言迁移范围、迁移表征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迁移被当作自变量 [4] ，这一时期研究拓展到迁移的原因、方向和选择等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者通过理论模型和假设来解释三语习得现象，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语言千余；进入21世纪，开始利用神经学生理学角度描述语言习得的存储加工过程。目前为止语言迁移研究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型过渡时期。
2.3.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关于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来源，蔡金亭(2020)总结出六大迁移假说，它们分别是母语因素假说、累计强化模型、二语地位模型、手术刀模型、类型优先模型和语言相近模型。其中母语因素假说又被称为母语优先假说，该假说认为母语比二语对三语的影响更占优势 [5] 。Jin (2009)研究汉语作为母语、英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学习挪威语的情况，其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对挪威语(作为第三语言)中空宾语的判断主要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而非第二语言的影响 [6] 。
3. 文献选取
以2014~2024年间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中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取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排查的方式进行文献选取。首先在中国忠旺检索页面分别输入“三语习得”“语言迁移”等字样进行主题检索，依此获取相关文献136篇，根据人工排查方式进一步确定有效文献32篇，这些文献分别来源于《外语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大学教学》等。
4. 语音中母语因素
语音学习是习得一门外语的第一道门。发音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外语学习的效果，对后续听力和外语识记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日语语音的研究多是基于二语视角，近年来汉英日三语习得发展，学生在学习日语语音之前，他们已经学习了英语，于是有学者从三语习得的角度研究日语语音学习。本文重点关注母语因素在汉英日三语语音习得中的因素。
王胜(2018)认为母语汉语与日语发音相似性促进日语学习，同时读音相似性也会对日语语音产生干扰，他认为在三语习得的开始阶段中，母语迁移成为跨语言影响的主要研究方面，并通过实证研究说明母语为汉语的中国英语二语者在学习日语语音的过程中，主要迁移来源于汉语 [7]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出语音层面中汉英日三语习得中母语因素影响的表现和重要性。
依据汉英日语音相似度情况确定日语语音学习中的汉、英带来的正负迁移现象，我国学生在发音日语元音时，由于母语汉语的影响，导致双唇肌张力过高，口形形态偏离标准日语元音的形态。同时，显然汉语的语音习惯对日语发音产生了负迁移，使得日语中的清浊辅音在实际发音中倾向于送气与不送气的变体，比如「ば、だ、が」读成汉语的清音不送气音“巴、哒、噶” [8] 。
王运璇(2015)的受试为某二本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她则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课堂材料收集的方式分析发现，造成日语拨音「ん」发音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汉语前鼻韵[n]；导致日语长音发音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汉语“ei” [9] 。
5. 词汇中的母语因素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构成句子的单位。关于三语产出中词汇迁移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近些年来国内也出现词汇三语习得研究，但是仍是以英语为主，且这些研究多是以语言距离和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陈艳艳(2019)通过语义判断任务考察在汉英日学习中日语加工是否受到汉语词形的影响。研究证明汉语母语者在学习词形相近的第三语言时，会习惯性地依赖与类型相近的词由此来识别新学的日语单词，这也是出于认知经济性的原则。但是这种“寄生”的学习方式，也会导致词汇习得精度不高，难以辨析形近异义词，加大习得难度 [10] 。
张萍(2016)指出汉英日习得中，在中日同形词对中日语语义加工出现一语同译效应，而且现象显著。他指出当学习者的母语与新学语言在各层面上较为相似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迁移现象，由于同形词共享翻译对等词的特性，学习者可利用母语迁移现象，有效提升对日语词汇的掌握效率。然而，若母语语义迁移产生干扰，将增加学习者在日语词汇语义相关判断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具体表现为选择与抑制行为的耗时增加 [11] 。
而关于汉英日的主观相似度方面我们注意到朱立霞(2021)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指出在除了动词以外的其他词类上，日英的主观相似度明显低于日汉，也就是说日汉之间具有更高的主观相似度，这种相似度在词类方面最高的依次为名词、代词、数量词、感叹词，差异最大的依次为助动词、动词、形式名词、接续助词 [12] 。
也就是说母语因素在迁移的层面会对汉英日三语学习者有影响，而且从学习者主观上来看日汉相似度较高，即母语因素从多个方面在汉英日三语习得中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分析汉英日三语习得中，母语汉语和二语英语对三语日语的迁移程度。唐建敏(2022)通过个案设计和收集语料的方法对日语词汇使用中母语迁移和二语迁移进行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参加者的各类实词和功能词的迁移中，都是母语迁移百分比高于二语迁移的百分比，且在动词方面所有受试的动词都出现母语迁移现象；在功能词中方面大部分受试都没有出现二语迁移现象，特别是在助动词中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在汉英日三语词汇习得中，汉语对日语迁移在某些方面要更明显，为母语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 [13] 。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樊林洲(2022)强调在目标语学习过程中，母语迁移表现为学习者无意识地利用母语的认知框架和价值观对目标语进行理解和判断，同时在语言迁移的进化中自我中心性是其重要特征。在自我中心性的驱使下，个体所具有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会置于目标语学习的主要位置，即母语的知识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学习者对目标语的学习 [14] 。
因此语言学习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对话，学习者往往无意识地将母语学习的策略和方法迁移至目标语学习中，但是由此一来学习者的文化视角缩小，给掌握目标语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6. 教学启示及总结
随着后疫情时代到来，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联系更加多样和复杂，对于三语者需求增大并且提出了更多要求，在习得三语的过程中更要抓住方法技巧，特别是作为最基础的语音和词汇习得。
母语因素在三语习得中的作用要从动态的多层面的角度看待母语因素的影响，充分考虑汉英日三语相似度，利用语言距离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母语因素的影响过程。在充分了解母语因素的影响机制后，通过母语迁移发挥的作用机制改革教学方法，采用恰当的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效果，通过利用母语、结合语境、引导学生适当联想等方式帮助学习者准确构建对目标语的认知、掌握意义与功能的对应关系。例如对于日语「の上」学习，中文和日语都有“上”这个词，因此给学习者的学习带来便利，但是又因为汉语的“上”使用范围更大，又会导致学习者的误用，如“在车上吃饭”直接译为“車にご飯を食べる”即可。另外在学习者关于指示代词的学习，经常用「その」表述“那”，但是在篇章中指示前文的时候要使用「その」却翻译成“这”。
本文通过梳理前人研究从母语因素的视角考察汉英日三语习得中语音和词汇习得情况，但是并未通过实证研究缺乏实际数据，且三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还需考察学习者自身文化背景、认知过程等多种因素，今后将加强此方面考察，从更多方面动态把握三语习得中的母语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