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小说本体独特艺术风格的探讨
高晓声创作中，有一些艺术风格十分独特的小说引起小部分学者关注，这些小说主题较为模糊，创作手法也十分具有象征性，唐再星、李昌华称之为“象征性”小说。
实际上，高晓声具有对于文学创作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小说内容的斟酌。也就是其所称的“另一类短篇小说”，这类小说是高晓声对于现代派小说的探索，是一种寓言性质的尝试。部分研究者提到这部分内容，但不足以与高晓声的乡土研究比拟。叶兆言的日记记录了高晓声对自己现代派小说的看法，高晓声声称：“《山中》是我最花气力的一篇小说，一个字，一段，都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1] 。叶兆言也予以认可，其认为文学史上谈起现代派思潮，总是直接从80年代中期谈起，将新潮小说或者先锋小说作为起点，实际上，自80年代初期，部分具有突破意识的青年作家已经从形式方面展开大陆的现代派变革，王蒙小说的意识流写作难能可贵，高晓声在描述人的普遍困境上下足了功夫，带有“海明威式”小说的味道，在当时简直是寥若晨星。可见叶兆言对高晓声的评价之高。《彬江幸自绕彬山》这篇由叶兆言写于2003年的回忆挚友的文章，其中出现大量的生活细节或者高晓声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于高晓声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类小说半讽刺半暗喻，十分独特。
这类“象征性”小说的成因其实与高晓声经受的创伤性经历有关。
高晓声研究及其具有特色的地方是总是受到高晓声作家个人的引导，高晓声在自己的小说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且说陈奂生》《李顺大造屋》始末等谈创作的文章很自然地引导研究者从中寻找细枝末节，用以支撑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其中观点、话术经过作家“包扎”，展示了高晓声试图构建的作家自我的形象。而高晓声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其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有关。高晓声一生坎坷，经受的多年苦难使其在重返文坛之际仍然保留着骨子里的小心翼翼，生怕重蹈覆辙，因而他不断“包扎”自我。这种心态严重阻碍了其文学素养的对外表现，也碍于此，导致其文本的深刻性有所丢失。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高晓声现实主义的追求以及其文人气息与浪漫血液三者汇聚一体，使高晓声分裂出诸多侧面。一方面他承受过历史带给他的苦难，因此，敬畏历史与时局。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承受过无关于个人问题的苦难，因此，更加致力于揭示由于时局动荡而遭遇不幸的无辜而又毫无反抗能力的农民的实际境遇，假如没有高晓声的笔杆，这部分农民及其苦难只会随历史飘散于尘埃之中。这两方面的结合必然会出现裂痕，这也是部分评论家指出高晓声对现实的揭示和批判不够深刻、不够犀利的原因，因为其对自己的文字语言的“包扎”以及“刻意的模糊”。这也是高晓声的文学地位止步于此的原因，出于其苦难经历以及苦难过后对时局的警惕。这一裂痕体现出作家的不同侧面，更具真实性。
高晓声的文学创作在语言修辞方面也极具特色。钱中文在《钟山》杂志上发表《忆高晓声》 [2] 以悼念高晓声，曾谈及十分熟悉高晓声的遣词造句，江南的一些方言，经过他的文学滋养，保留了泥土味，为通用的文学语言增添了江南地方色彩，从而形成其独创的文体风格。同时，作家本人做出了回应，最能够构成作家独特风格的是语言。研究者大多关注其作品的乡土主题等诸多方面，而高晓声却认为自己最特别的是语言。这也是目前高晓声研究中所缺乏的侧面。
研究者王彬彬对高晓声的修辞语言研究较为关注。《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 [3] ，本文极具创新性，开创了高晓声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性地从修辞入手对高晓声进行研究，指出高晓声的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刻毒”的美学特点，不仅有着苛刻的欣赏眼光，而且刻画民间生活的创作手法也十分老练。此外，其文学语言带有粗糙的颗粒感，同时又伴有诙谐、机敏的特点。
钱中文先生也提出“高晓声文体”这一概念，认为其语言是经过改造的江南土话，富有地域特色，并提出“细节小说”的概念。以上研究成果，基本评价了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内涵，但对于高晓声艺术探索不足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假若能从文学理论的经纬度双向进行研究，将会更加全面。
2. 意识形态主导下对“陈焕生”等农民形象的解读
文学自产生之初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密不可分，文学评论家与作家同为时代潮流中的一份子。“新时期的文学研究和其研究文本——文学作品一样，多限于对政治的应和与对作品表层解读” [4]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成为了新时期文学中崭新的人物形象，高晓声不断观察时代，几乎塑造了各方各面的“陈奂生”，创作了一系列小说，这契合了时代、政治环境、农民心理等各方要素。
围绕这一人物形象，研究者纷纷进行探究。
陈思《〈陈焕生上城〉，农民的帽子呢——重读红色经典之一》 [5] 利用“帽子”这一意象，指出帽子具有“身份认同”的含义。同时值得指出的陈思提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在许多研究者的文章中得到印证，在新时代作家与评论家的双向互动中，作家本人也愈加认可对其“国民性批评”的评价体系。时代对高晓声的影响毋庸置疑，1981年初有关高晓声研究已有成果，这时高晓声刚回归文坛不久，二十年的苦痛经历必然使其格外小心翼翼关注自己作品的评论，在时代评论引导下，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创作也趋近于迎合时代，也许是保护自我的另一种方式。但评论绝不会与高晓声的文学追求完全重合，因此这也是其创作与自我出现裂痕的原因。
钱亚玲《论高晓声小说〈钱包〉》 [6] 从闹剧性的故事结构、迷信“根基”的主人公、国民性审视、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四个方面解读《钱包》。此文对高晓声的定位仍然是处于以鲁迅为主体的国民批判体系中，研究者以此进入文本，然而《钱包》不同于“陈奂生系列”、《李顺大造屋》，归于国民批判下研究则忽视了其文本的现代主义探求，虽然该文也指出这一方面，但只是在第四部分简要论述，恐怕不够深入。
张涛《“跟跟派”与“政治的玄学”——重读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 [7] 中主要沿着高晓声乡土小说的缘由、高晓声的民间立场、高晓声与乡土文学传统的疏离这一逻辑框架论证高晓声的文学创作立场及其乡土文学的关系这一命题。
岳芬《生态视域与高晓声的乡土意识——从〈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到〈陈奂生出国〉》 [8] 中引用作家创作谈以及高晓声晚期的作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论述高晓声作品中的乡土意识与农民意识。值得强调的是，文中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指出高晓声关注农民群体的精神状态夹杂着对农民群体总体精神状态的期望及顾虑。此文基于生态视阈进行陈奂生的解读，视角较为独特。
叙述问题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高晓声文学叙述的研究不乏新见。赵天成《高晓声：陈家村的“城里人”——兼论“陈奂生系列”的叙述视点问题》 [9] 中研究高晓声与陈家村农民的关系、高晓声的自我定位，敏锐指出高晓声观察农民的视角、位置是一个类似于传统乡绅的角色。
与作品的时代价值有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小说中农民对自身处境的体验以及农民主体性的体认与重建，呈现了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对农民的波及。王布新《经验危机与主体重建——文学史过渡视野中的“陈奂生”》 [10] 从不同于国民性批判话语体系的路径阐释陈奂生形象，指出陈奂生这一农民形象在现代化改革中经历着自我身份认同及个体经验危机，现代化改革也在召唤其主体性认知，以此重建农民的主体认同。并强调“后陈奂生系列”弥补了高晓声由于时代因素在80年代尚未完成的对农民群体的想象。
由于陈奂生这一人物独特的性格特质，部分研究者将其放置于文学史中考察，将其与鲁迅笔下的阿Q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高晓声是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代文学的传人，进一步揭示了农民的劣根性在当代文学的显露，同时对国民性的探讨进一步深化。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精神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产生缝隙，这也成为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生存的栖息地。研究者们就此对陈奂生的文学史意义展开探讨。
魏华莹《摆渡人的系心带——高晓声与新时期文学》 [11] 此文可以视为是为高晓声正名的研究文章，高晓声的新时期写作实际上延续了50年代“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植根于自我，深入刻画农民与农村生活，之所以没有全部转向现代派写作，是由于过往伤痛经验提醒着高晓声，督促其在批评体系及批评话语中不自觉转向农民书写，这种缝隙也彰显着高晓声在新时期的创作困境。高晓声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影响，例如：沿袭鲁迅；创作单一化，这些掩盖了高晓声的光芒，所处时代对于高晓声来说，是机遇也是沟壑。魏华莹更是尖锐提出批评家们不断批评高晓声创作的单一化倾向，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农民形象在历史长河演变中为何仍需启蒙者进行启蒙呢？研究者从另一角度对现今高晓声研究进行反思，论文也向前溯源，贺桂梅《挪用与重构》 [12] 中着重指出高晓声的“国民性”与鲁迅的“国民性”在时代背景下的同与异。
杨联芬在《不一样的乡土情怀——兼论高晓深小说的“国民性”问题》 [13] 中详细分析了《青天在上》这一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文本，并指出高晓声研究中的薄弱点——即高晓声的价值取向。高晓声对自我身份认同带有传统乡绅色彩，因而其文化基因中带有对“古风”的认可。并且进一步分析了高晓声独有的精神面向，以及人道的、乡土的文化价值观。高晓声的遭遇是不幸也是幸运，相比于张贤亮等同时代受难的作家而言，高晓声的返乡生活至少是被善待的，这也是高晓声不会写张贤亮那种充满伤与痛的小说，他的小说中仍有大幅的乡间温情存在，尤其表现在《青天在上》中。其次，关于陈奂生的“国民性批判”的问题，研究者指出，在国民批判体系中，陈奂生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被批判，其实不然，高晓声对陈奂生的态度一直是客观，趋于“正面”的。高晓声曾在创作谈中表示：“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决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 [14] 许廷顺在《高晓声的“糊涂话”》 [15] 中探讨高晓声与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细读高晓声创作谈，认为在创作谈中关于对中国农民认识的内容一直被研究者所误认为是典型的国民性批判话语，尖锐指出其原意与国民性话语解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是龌龊。研究者认为高晓声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借助国民性话语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影响力，但无奈反被绑架。关于高晓声的国民性批判的探讨成果较多，说法不一。
高晓声文学史地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张丽军《山深流清泉岭高昂白头——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晓声》 [16] 站在高晓声研究史的角度跳脱文本，论述红极一时的文坛人物高晓声对21世纪的当代价值，试图在其创作与新时代中国文学之间构建有效对话。此文是一篇综述类文献，内含高晓声研究史的梳理。
方岩在《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题》 [17] 中以高晓声为个案进行研究，理性质疑了以代表作塑造整个作家文学史形象的片面性，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机制，这一尝试也将重新激发文学史意义，有助于补全整个当代文学史版图。此文为高晓声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试图呼吁研究者将目光转移到高晓声较生僻的作品上。房伟《文学史时间中的高晓声与陈奂生》 [18] 中指出高晓声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晓声研究的多维空间。其研究在文学史时间上串联起高晓声的创作，展示了启蒙者与时代主流之间的盘根错节，并试图在文学史的缝隙之中发掘高晓声被掩藏的文学史形象，并且置于思潮之外重新审视高晓声小说文本的独特性。研究者致力于挖掘文学史时间夹缝之中表现出艰难读异性的作家，扩宽文学研究的路径，从这一视角来看，方岩与房伟研究观不谋而合。
文学史对高晓声的陈奂生形象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高晓声“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并认为高晓声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实际上“深入探讨‘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的蔓延的温床” [19] 。
如崔庆蕾《农民叙事的主题扩展与批判焦点的位移——读高晓声〈尸功记〉》 [20] 指出这篇小说全面展现了高晓声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意识，该学者尖锐指出高晓声将批判对象从农民扩展到了基层自治乃至整个政治体系。
另外，部分研究者从创作题材的角度进行探索，将高晓声与其他一些个体或者群体进行比较，例如：张贤亮、汪曾祺、贾平凹以及后来者“文学苏军”等。有一部分是作家群体论或者对比研究，高晓声只是作为论文中的作家之一，而这些论文大多局限于江南作家、乡土作家、新时期作家几个维度。王布新《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生成研究(1975~1985)》 [21] 作为一篇2021年的博士论文研究整个新时期文学，在第五章，题为《自我伤痕治愈的主题困境与冲突——以高晓声与张贤亮为例》中提到高晓声，指出归来者叙事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可以在知识社会学与时间辩证法的视野里对其进行解读。得出结论：高晓声因其不断与农民密切接触的独特人生经验偏向于启蒙主义精神；张贤亮特殊的改造经历使其侧重于传统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而王蒙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劳动经验使其侧重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认同。韩松刚《语言与叙事——以当代江南小说为例的分析》 [22] 探讨江南小说的语言与叙事特色。这一研究是近年来较少数的研究高晓声的语言的文章，指出高晓声创造了一种打着时代特色、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风格，同时将林斤澜、汪曾祺、苏童、余华、叶兆言、毕飞宇等江南作家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
袁文卓《九十年代小说对经济改革主题的多维视——以刘玉民、高晓声、肖克凡以及贾平凹等作家作品为考察核心》 [23] 从九十年代小说中着力提取作品对现实的刻画以及对整个社会环境的鸟瞰式复刻，从不同范畴展示了部分作家在现代化变革时期对城乡问题、民间生活的关切及审慎性考量。指出高晓声再现农村经济改革并且深入探索农民群体在物欲满足后对精神的更高追求，记录历史及社会变迁。小说不仅是文学，更是历史。
魏宏瑞、蒋恬恬在《高晓声现实主义创作对文学苏军的影响》 [24] 中梳理高晓声对于江苏作家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发江苏作家对人物精神困境的描写、现实主义写作的文言写作方法、江苏地域文化的凸显三个方面。影响了前后三代作家，50年代中期出现的作家，60后作家以及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该文注意到文学地域现象，具有新意。
同时也不乏将其与鲁迅、赵树理、贾平凹以及王蒙等经典作家的对比研究。然而这类对比研究的思维仍旧是承袭了早期高晓声研究的模式，将高晓声放置在乡土文学体系之下，只关注农村题材，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高晓声个人经历的复杂性以及其成长的独特性。
3. 文化研究下的高晓声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物质文明日渐丰富，上世纪90年代末文学创作、研究的文学性逐渐浮出水面。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也因此变化，学者的研究角度逐渐丰富。高晓声文学研究也逐渐开始从多种角度分析高晓声的文学成就。
部分学者从文化批判角度入手解读高晓声。高晓声的乡土系列小说不只因为叙事内容是农民，更是由于其民间立场的建构，从赵树理到高晓声再到更晚些的刘震云，均站在农民立场，代表着农民进行文学创作。随着经济发展，各行业逐渐分化，农民渐渐成为占比较少的群体，但农民仍是中国社会不可缺失的群体，也是必须言说的群体。然而，这一文学创作传统却日渐衰微，不过仍有其文学史意义。王敏《当代文学创作中民间立场的价值重估》 [25] 中指出高晓声等部分当代作家深入刻画民间生活，以农民的价值体系为标准，对民间生活高度认可，创作出一系列生动多样的民间形象，有极强的民间价值。尤其指出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这一经典的生产者形象。
赵天成则从叙述者视角入手，《论高晓声小说的乡绅视角》 [26] 论述高晓声乡绅视角来源于其家庭背景、成长环境，表现为“两面都骂”的叙述内容，以及乡绅视角的限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实际身份与拟想身份的分裂，也造成了高晓声在农村题材之内的彷徨。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深刻影响着高晓声的文学创作，这一思想将其引入“乡绅”的行列。
一些研究者运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研究高晓声身份认同问题。张连义在《高晓声的双重身份与介入式叙述》 [27] 中提出“介入式叙述”的概念，指出高晓声兼具农民及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因而其叙述文本具有双重批判性，这种叙述方式与高晓声对民间文学的汲取有关。这一点可以延伸出高晓声叙事方法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这一命题，而且其小说中涉及不少民风民俗。
这些从文化研究视角拓宽了高晓声研究的宽度，在一定历史语境下还原了文学的本来面貌，深入挖掘了高晓声文学作品中的崭新的文化意义，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实际上，研究视野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高晓声研究日渐衰微既与90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及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有关，也与农村农业关注度不够以及私人写作、城市奢华写作的冲击有关。目前，高晓声研究宽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其研究深度仍有待挖掘。
4. 当今文化语境下对高晓声研究的展望
本文从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小说本体等方面入手进行概述。值得指出的是高晓声研究者大部分都是江苏一带的高校或者作家协会的成员，其他地区的研究者较少，这也间接证明了高晓声在当下被掩藏的文学史地位。
在当前文学对于底层群体关注的前提下，对于高晓声研究可以进一步从作家的成长经历与“探求者”文学社团的影响、从高晓声作品中的其他形象、从民间文学角度重新定位高晓声的文学史意义并且挖掘其创作的时代内涵。
文学作品是由作家创造的，文学创作过程一定包含着作者的生活、思想。就高晓声文学创作而言，更是十分直接地受到了作家个体生活经历以及创伤性经验的影响。1999年，世纪末的交界点，高晓声因病逝世，享年71岁，病榻之上，行将就木之时，高晓声仍然渴望着家庭的温馨美好，幼年丧母，中年丧妻，生活所迫，辗转多年，回味着曾拥有过的温馨爱情，长时间难以从悲痛中脱离而出，将情感寄托于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从其晚年婚姻及感情状况来看，高晓声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史上致力于以现实主义笔触揭示社会政治、经济风云对农民、农村产生的深刻影响的作家外壳，并且文学史赋予高晓声的“鲁迅、赵树理”这条乡土小说家线索与现实也略有出入。高晓声骨子里的文人气息与浪漫血液并不是二十余年的改造与劳动所能磨灭的，他身上仍旧有一些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地带，这也是值得研究者挖掘之处。
高晓声的生活很“苦涩”，但又不是那么“苦涩”，他虽然因“探求者”事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苏南农村，但据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表明，他的下放生活并没有非常贫苦，更多的是精神难以抒发的痛苦。下放的二十年间，他化身农民，按照农民的生存逻辑，融入了当地的生活。78年重新复出文坛。从一介村夫化身为著名作家。这一人生经历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近五年的高晓声研究也有部分回忆性文章，但高晓声研究尚未在这些回忆性文字上有所产出。
目前，对于“探求者”文学社团的研究尚且较少，这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对于江苏作家均有着深刻的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可能会发现国家文艺政策的变化与文学思潮对高晓声研究的重要意义。“探求者”社团中成员遭遇各不相同，也应有新的研究视角。
文学研究的视角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此前，大多研究者较为关注高晓声作品中的“陈奂生”、“李顺大”等农民形象。但联系当下反腐的时代背景，挖掘高晓声小说中的官僚形象以及腐败现象则十分必要。此外，高晓声小说中还有一些边缘形象，例如：作家形象。高晓声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缺失这一问题也十分值得探讨。
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具有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拥有民间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 [28] 。高晓声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站在民间立场上的民间文学。在民间理论视角下，陈奂生、李顺大、刘兴大等农民形象都应有新解读及新阐释。
实际上，对高晓声文学创作薄弱问题的研究从小说本体与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乡土文化、民间文化等视角进一步深化，将会得到一些新发现，对于当代文学底层书写以及反腐的时代背景都有不同的意义，也将会联结起国家与民族文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发掘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