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抄本，亦称“写本”，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用语，专指以纸为载体、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 [1] 。它主要存在于宋印刷术发明以前，大致是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书籍或者文章都是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抄本逐渐替代简牍，并成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重要时期。如果说汉代是抄本的起步阶段，那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处于抄本的全面发展阶段。因而，这段时期的抄本传播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传播概况
东汉毕昇改进造纸术后，从文化领域到政务领域、从中原地区到边远地区，从文化领域看，纸的普及基本完成 [2] 。但简帛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三者共存了一段时期。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3] 。由此，中国正式步入抄本时代。
2.1. 三国时期
三国鼎立时期，由于三方战乱不断，对文化领域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抄本传播现象已经出现。如魏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 [4] 如蔡邕将家藏赠与王粲，让其继续将藏书传播传承下去。
2.2. 两晋时期
西晋的短暂统一，及东晋的偏安一隅，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抄本传播突破了西晋森严的阶层壁垒，超越了士庶界限，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如《晋书·左思传》：“左思《三都赋》出，‘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5] 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 [6] 卞彬的作品，文笔犀利，却“文章传于闾巷” [7] 。另外，抄本已经出现了版本差别，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抄本传播的质量。“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张华)所。”( [5] , p. 1074)这是精本、秘本由个人传入官府的最好例证。
2.3.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虽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却并未阻止文化事业发展的脚步。藏书家人数增多，藏书量增多，交流更加频繁。《梁书·刘孝绰传》：“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 [8] 《北齐书·邢邵传》：“邢邵，字子才。……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 [9] 传抄造成了版本的差异，此时更有了“异本”“佳本”“善本”的区分。这些高质量本子的传播，对抄本的保存和知识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特点
3.1. 传播主体具有自发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本传播主要是依赖文人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每当有好书、好文产生，即被竞相传诵，声名远扬。且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 [2] 。被读者评论过，尤其是被名家点评、推重的作品，更是加快了抄本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而且提高了抄本传播的质量。《陈书·徐陵传》：“(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 [10] 《世说新语·文学》：“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6] , p. 267)
3.2. 传播效率更高
抄本相对于笨重的简牍来说，价廉、质轻，易于书写，又便于携带，这就给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首先，传播速度更快。如刘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 [7] ，邢劭“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 [8] 。其次，传播范围更广。抄本不只突破了魏晋严格的士庶阶层壁垒，更超越地域空间的限制，出现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南朝作品不断流向北朝，如徐陵的作品“传于周、齐，家有其本”( [5] , p. 1525)。北朝作品也随之传至南朝各处。如“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11]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本传播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在传播效率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3.3. 传播方式主要是读者传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获得书籍的主要方式是手工抄写，传播主要靠读者手手相传。“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 [12] 《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 [13]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主要靠抄写来获得书籍。《北史·庾信传》：“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 [10] , p. 2793)《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为一通。” [14] 由此可知，此时的抄本主要主要靠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 [2] 。只要作者喜欢这本书或文章，就可以直接购买纸张进行抄写或雇人抄写，并进行传播。
3.4. 传播内容由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主要靠读者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而成的。因此，其传播也主要是作者个人行为，中间没有今天所谓的出版社或书商的介入。传播内容完全由作者自主决定，并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如西晋陆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 [15] 北魏魏收在《魏书》定稿后，将一部书放在太原，一部放在邺都，任人传抄 [16] 。
4.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途径
4.1. 手工抄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要想获得书籍，只能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因此，抄借之风盛行，抄本借此传播四方。
第一，在藏书家之间的交流中传播。如相互抄借，像“悦兄闾(高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 [17] 如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 [18] 抄本在各个藏书家之间的抄录和辗转的过程其实就是抄本传播的过程。
第二，藏书家将藏书外借外阅，使抄本在近邻、文人士子间传播。“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12] , p. 901)。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 [19] 这种开明的藏书思想和行为，使得文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三，在名家名作的影响中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出现“纸贵”现象，大都是由声名显赫的名人士子的作品被大量传抄引起的。如瘐仲初作《扬都赋》时，就是因为瘐亮的大力推荐而导致世人竞相传写，从而导致“都下纸贵”的景况出现。
第四，在相互馈赠中传播。这是抄本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有亲人间的遗赠，如晋范平赠书与其孙范蔚，齐人褚渊推财与其弟；有朋友间的馈赠，如沈约赠书于王筠，刘显赠书与孙奂等；有因互相欣赏而无偿馈赠的，如蔡邕赠书与王粲等。文献在文人的相互馈赠中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学术的发展。
最后，在佣书业的发展中传播。佣书业产生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佣抄写的书籍，无论是为官府收藏，抑或是被个人收藏，或者拿到书肆出售，都是一种典籍文化的交流 [20] 。通过这种交流使大量书籍被广泛散布到社会上，在促进抄本传播的同时，也有利于抄本的保存。
4.2. 书肆售卖
魏晋南北朝时，在一些大城市中有很多书肆和沿街贩书者。很多人不惜巨资，购买书籍以丰富家藏。《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5] , p. 1911)《魏书·崔玄伯传》载：“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 [16] , p. 624)北魏的李谧、梁宗室萧静等皆有购书于市的文献记载。虽然就当时来说，书肆中所售卖的书籍品种有限，但这种场所和职业的存在，在来与往的买与卖中，使抄本在更多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4.3. 藏书人的地域迁徙
我国古代官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其中一种是地域回避，即官员不能在籍贯或与籍贯相邻地区就职。魏晋南北朝时期，回避范围由地方官扩大到中央机关。官员任职各地，信息广泛，有机会广泛接触当地的图书市场、藏书家和外人不易获取的官方文献 [21] 。官员的外任、返乡，都会不自觉得带动抄本的流动传播。
另一方面，大量人员的南迁或北迁，也客观上带动了抄本的广泛传播，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西晋大乱，大批中原人开始南逃。部分名望氏族，如陈郡谢氏、汝南应氏等皆带着书籍迁徙至江南，这种状况客观上扭转了抄本主要以北方为主的地域分布格局。
另外，官员外出作战后，经常带回战争遗书，这也是抄本继续传播的一种形式。如后周于谨南伐江陵，以北海平寿(今属潍坊)唐瑾为元帅府长史。江陵既平，瑾一无所取，只是运回两车图书( [10] , p. 2356)。东晋应詹、北齐辛术的大量藏书，都是从战场上获取的战利品。这些战争遗书，被战胜者以战利品的形式保留并迁徙回籍，进而重新进入社会流通环节进行广泛传播。
5. 魏晋南北朝抄本传播的重要影响
5.1. 使作者当世成名
纸张出现之前，书籍在社会上传播流通很有限。因而，即使作品出色，也很难为他人知晓，更不用说在社会上享有声誉。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普及，使一切成为可能。借助抄本的力量，诗文作品传播迅速，流传范围广泛。对作者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以当世成名 [2] ，并享受作品成功带来的荣誉。《南史·后妃上》：“(殷淑仪)薨，帝常思见之。……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 [7] , p. 324)引起“纸贵”的原因，主要是新作产生后，传抄量过大而引起的纸张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作者的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受大众欢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新作引发的“纸贵”现象很多，如邢劭、瘐仲等，还有刘孝绰的“朝成暮遍”，如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22] 这些例子都表明作品由于传播广泛而使作者当世成名，可以当世享受作品成功带来的荣誉。
5.2. 促进著述事业的大发展
抄本的传播速度很快，导致作者能当世成名，这无疑能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由此导致新作不断。创作新作是需要以藏书积累为基础的。魏晋以后，藏书家数量迅速增加，藏书量也水涨般高。据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已有102位，而藏书达万卷以上者已近20人。藏书家大都边藏边著，使魏晋南北朝在史学、文学、医学、水利、地理等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品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继续创作的强大动力，并在上面投入更大的热情，直接导致了书籍数量的激增。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著述事业的大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
5.3. 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后又政权林立，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战争和伤害。但抄本的传播超越了民族的、地域的界限，播洒了知识，传播了文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西晋濒临崩溃边缘，北方大批世族背负典籍南迁，在与南方世家大族的交流中，促进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南北朝时，南北政权的对立，却并没有造成文化上的对立，抄本的传播功不可没。如南梁刘孝绰的作品，“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 [6] , p. 1012)“河朔”就是黄河以北地区，即当时的北朝地域。还有徐陵、范晔、鲍照、王羲之等名家作品，也都陆续传至北朝。而北朝诗人薛道衡等名家的作品也不断流向南朝。正是抄本的传播，使得南北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5.4. 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的优化
抄本的广泛传播，引导了社会对典籍文化的极大热情，为社会良好阅读风气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20] 。整个社会处处弥漫着读书爱书的热潮，优化了社会读书风气。
一方面，读书成为一种精神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皇室，中达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读书学习上不遗余力。南朝梁宗室子弟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 [7] , p. 35)，南朝沈约“好坟籍，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 [7] , p. 242)此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较为开明的藏书风尚，即：有书的自读自著，没书的贫困士子皆或借阅或抄录以读。如晋代范平，齐人崔慰祖等。另外，层出不穷的“纸贵”现象主要是因为文本复制量太大。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读书热情之高涨，且已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读书风气。
另一方面，爱书护书成为一种社会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随着抄本借阅、传播的频繁，引发人们对爱书护书的思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23] 可见，爱书护书修书已形成风气，也已然成为人们一种自觉行为，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5.5. 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雕版印刷术究竟产生于何时，自宋以后产生多种说法。但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至迟不晚于唐 [24] 。唐虽然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文献典籍的传播主要还是以手工传抄为主。魏晋时期抄本传播的发展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魏晋抄本传播导致整个社会藏书量的增加，这是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据范凤先《中国私家藏书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数量就已经一百多人，拥有万卷以上藏书的就有十余人。同时，各朝官府也非常重视典籍的搜集、整理与抄写工作，如秘书监荀勖对西晋的官藏进行整理编撰的目录《中经新簿》，共著录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书 [25] 。藏书总量可见一斑。无论私藏，还是官藏，都因抄写而得以丰富，这些都是推动隋唐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
其次，魏晋抄本传播促进隋唐时期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抄本的增加，及传抄频率的提高，导致抄本的磨损，进而引发人们对书籍装帧形式的改进与完善。最初的写本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也就是卷轴装。唐朝时，人们发明了经折装、旋风装，不但革新了书籍的装帧形式，更有利于写本的阅读与传播，为唐朝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优良的传播媒介。
6.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藏书由简帛时代发展成为写本书时代的重要时期 [26] 。写本时代的到来，使得文献的传播、交流变得更容易，也更频繁。因而，这个时期的写本传播也更具特色，无论对当时，还是对隋唐，甚至对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印刷术产生并成熟后，抄本还是历经各朝而经久不衰，倍受文人青睐。因此，对抄本及其传播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与挖掘。
基金项目
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及其文化价值研究”(项目编号：321022018)系列成果之一。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