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较之文学翻译或科技翻译，社科文献翻译在国内外翻译研究界称不上是显学” [1] 。近年来，中国对社科类文献外译的重视日益加深，要想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社科类文本的外译同样必不可少。同时，随着时代的更迭，西方国家也迫切需要通过中国学者的著作更多的了解中国。2006年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发起制定的《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Texts)较为完整全面地阐述了社科文献翻译中的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文本翻译》项目根据其文本的独特性指出，社会科学文本翻译“需要采用一种独特的翻译方法” [2] 。
根据André Alphons Lefevere的操纵理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受到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的影响。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在社会科学文本翻译中的作用，作者对《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部分章节进行汉英翻译，并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与该书的官方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发现直译、增译、改译、省译等四种翻译方法。本文旨在探讨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操纵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科学文本的译文翻译，以期促进中国精彩纷呈的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出去。
2. 文本分析
提高译文的准确性，理解原文必不可少。《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城中村”现象。广州的城中村作为研究样本，展示了城市扩张下乡村社会的变迁。这些村庄虽未完全融入城市，但其社会结构、关系、生活方式及建筑风格正经历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涉及产权、社会网络和利益观念的冲突与重组，映射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复杂性。书中基于2003年广州村镇的实地调查，展现了城市转型的动态过程。
社科类文本通过所调查的事实来阐述社会科学类的观点，结构严谨，其对问题的观点是通过作者直接表述出来的，主要是通过案例亦或是事实来佐证作者对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对其调查的对象进行评价，阐述其意义。该类文本通常语言表达简洁明了，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特征；然而，这种表述方式有时可能导致内容的理解难度增加，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晦涩难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从而提高译文准确性，并向读者传递更易理解且高质量的信息 [3] 。
3. 操纵理论及其操纵因素
Lefevere被认为是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操纵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Lefevere主张，译者能够在目标文化中重构原作，甚至重新定义作者的形象。换言之，译者实际上是“重写者”，可以创造原作者的形象，为读者介绍作品的出处，甚至作品的背景 [4] 。改写是一种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发展 [5] 。因此，翻译文本肯定是可以被译者重新创造和操纵的目的。
Lefevere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它是对读者、作者和重写者的一系列“约束”，他或她可以通过保持在限制内来顺应这些系统，也可以通过在限制外的方式或角度来阅读、写作或重写它来违背它。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社会或文化，是系统的环境。根据Lefevere的说法，控制系统的约束有两个：一个是属于系统的元素，包括像口译员、评论家、评论家、教师和翻译这样的参与者；另一个是系统之外的被称为赞助人的因素，它代表着帮助或阻碍文献生产的权力。然而，对于文学的重写，他认为还有两个制约因素需要考虑——话语空间和语言。重写文学作品的活动至少受到其中一个限制。对于重写者来说，甚至还有第五个约束，那就是原创作品 [6] 。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是勒费弗的翻译操纵或者说改写理论的完整呈现。在这本书中，Lefevere详细解释了他的操纵理论，并通过分析一系列著名文学作品的翻译来检验这一理论。
3.1. 诗学
一般来说，翻译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情景、象征的全部清单；二是在系统中文学的角色是什么。盘点部分更多地反映了主流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手段。后一成分反映了文学在系统中的功能或地位，是诗学的功能成分。诗学的功能成分很容易受到诗学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 [7] 。
诗学与它所属的文学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诗论一旦被编纂成法典将对这一制度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编篡诗学意味着在系统内选择某些类型的实践，以及拒绝其他类型的实践。诗学的法典化是由这个系统的专业人员完成的，包括作家、批评家、教师、翻译家等。在编篡诗学时，最接近编篡诗学的作品和作家会被奉为经典，作为未来作品的样本，并作为主流文学来教授。改写文学在确立一种诗学观时，可以发挥与原作文学同样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系统环境的变化并不保证诗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诗学的目录成分。最有可能的是，功能性构件会直接受到系统外的变化和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表现在作品主题的选择上 [7] 。
在翻译中，诗学可以限制原文和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译者作为这种情况下的改写者，倾向于对文本进行操纵，即对文本进行调整和修改，以使译文能够被接受。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策略受到诗学的影响。
3.2. 赞助人
操纵理论中系统的第二个控制因素称为“赞助”。此处的赞助应该理解为“帮助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勒菲弗尔使用了Foucault关于“权力”的观点，将“权力”定义为一种不仅可以拒绝事物或观念，而且可以“穿越和生产事物”和“形成知识，生产话语的力” [8] 。权力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权力可以是像路易十四或伊丽莎白一世那样有影响力的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政党、一个社会阶层、一个宫廷、出版商”或媒体 [7] 。
为了利用专业人士达到自己的目的，赞助人可以向作者和改写者提供金钱或提供工作机会，帮助他们谋生并改变塔恩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改写者接受赞助，将融入一个特定的支持团体或接受其生活方式 [7] 。与专业人士相比，这些权力或赞助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更关注意识形态而不是诗学，而专业人士则对诗学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在文学系统发展的某一阶段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专业人士，实际上与同一时期社会系统主顾的意识形态是接近的。更重要的是，赞助人不仅能够控制文学的写作，而且还能够控制文学的发行。他们需要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通过创造经典或审查删除冲突的内容来确保文学系统遵循他们的意识形态。
3.3. 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局限于政治的概念。意识形态可进一步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指社会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指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动机实际上也是赞助因素的一部分。在重写文学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重写者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态度，是认同并接受它，还是意识形态被他人强行作为一种限制，都可以在重写的生产中体现出来。在翻译中，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决定翻译文学作品形象的一个因素。种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译者将如何处理原作中提到的对象、概念或其他(根据勒菲弗尔的说法，这就是原文中所表达的“话语的宇宙，以及原文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甚至会影响到原文意义的表达，因为译者可能会面临译入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与原文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冲突。例如，与原文不同的委婉语翻译可以被理解为译者为了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而操纵文本的结果。勒菲弗尔讨论的另一个例子是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日记不仅在出版前被修改和重写，而且在德语翻译中也被修改，以避免可能冒犯所有德国人的不恰当表达。这种译本的改写也是译者和出版商意识形态考虑的结果 [9] 。诗学和意识形态都是重写文学的关键因素。Lefevere指出，在翻译中，意识形态、诗学因素通常会超过语言因素。
4. 操纵因素影响下对《村落的终结：羊城的故事》翻译方法
(一) 省略：当目的语的与源语的认知环境大相径庭时，且源语言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被目的语国家读者所误会，目的语读者和源语作者之间建立联系极具挑战性。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译者可以根据客观条件审查省略删除意识形态冲突部分的内容，以提高译作接受度，从而维护国家形象，确保文学系统遵循赞助人的意识形态。
例1：城市公共楼梯过道里堆放杂物，是中国的一大“景观”，即便是在首都北京，也难逃这种“习性”，本来就不宽敞的楼梯过道，总是堆放着旧箱子、废瓶子、菜篮子甚至不用的家具和怕偷的自行车。
译文1：It is a strange phenomenon that public passages in cities always pile up sundries, even in capital Beijing can’t cut out this bahabit. Although stairway passages are not that spacious, old boxes, used bottles, market basket and even the unused furniture and bicycles that owners are worried to be stolen are still stacked over there.
译文2：Chinese urban residents used to stack sundries, including old suitcases, waste bottles, vegetable baskets, used furniture, or bicycles, in the passageways or even staircase landings, which became so cluttered and messy that they were jokingly referred to as a “common landscape” of urban residential buildings.
分析：针对“即便是在首都北京，也难逃这种‘习性’”的翻译问题，两种译文展现了不同的处理策略。译1直接翻译了原文，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即这种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连首都北京也无法避免。这种直译的方式虽然忠于原文，但可能忽略了目标读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普遍期待和文化背景。译2则选择了省译的方式，省略了原文中关于首都北京的部分。这种处理可能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强调北京也存在这一现象主要是为了突出其普遍性，但在英文语境中，过度强调首都的特殊地位可能会引起误解或文化冲突，因为首都通常被视为更加文明、有序的地方。其次，省译简化了句子结构，使得翻译更加流畅自然。最后，这样的翻译更符合目标读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普遍期待。因此，译2的处理方式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更好地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预期。这种处理体现了译者在忠实原文和适应目标文化之间的平衡，既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又使翻译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认知。因此，译2的翻译更为合理。
(二) 替换：替换是指用译入语中现成的说法替代原文中的说法，主要用于处理文化因素造成的翻译问题 [10] 。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势必会存在文化空缺现象。在翻译过程中，发生这种文化空白情况时，译者无法在目标语中寻找到同样的表达时，译者可以根据源语言的词汇意义与内涵，选择目的语中的类似表达对其进行操控替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强译文可读性，消除译作带来的陌生感觉，使译文能够被接受。
例2：在巴黎，除雨果和左拉安葬在先贤祠、莫泊桑长眠在蒙巴那斯公墓外，其他那些文学大师都沉睡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译1：In Paris，Hugo and Zola buried in the Panthéon, and Maupassant buried in the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beyond that other literary masters was buried in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译2：It happened that most of these great men of letters chose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to be their final resting place.
分析：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红白喜事等重要场合的用词往往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涉及白事时，人们倾向于使用更为委婉、含蓄的词汇来表达，如“安葬”、“长眠”和“沉睡”等词语实际上都是指“埋葬”，但在中文语境中，这些词汇的使用能够体现出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然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于白事的表达方式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在译1中，直接翻译为“buried”，实则不妥，因为这样翻译表达的意思是“这些伟人被埋在此”。而在译2中，译者通过选择使用目的语的类似表达“choose”来翻译原文中的词汇，理解为“伟人将这个地方作为长眠之地”，选用主动语态的方式，不仅传达了原文的语义大意，规避冒犯之意。这样翻译既传达出原文的语义大意，增强可读性，又帮助消除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带来的陌生感，提升国家形象。
(三) 直译：直译法是指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言的语义内容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11] 。在源语言的表达与目标语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不存在冲突时候，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大意，相似的语言习惯的保留可以拉近与目标语读者的距离。
例3：那些作品成为扭转我人生轨迹的界碑
译1：Those books are the boundary marker turning my life trajectory around.
译2：Largely changed my life trajectory.
分析：对于此句话的翻译，实际上作者表达的意思是“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译1采用的是直译的方式，将“界碑”理解为“boundary marker”，虽然字面准确，但这样翻译可能导致读者误解或感到冗余。相比之下，译2深入理解原文语境，将“界碑”理解为“转折点”或“决定性事件”，再进行直译，则既能传达原文的含义，又能保持语言的简洁性和流畅性。这种方法不仅避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还能使目的语读者更贴近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灵活直译，以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
(四) 增译：当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原文含义，提高原文的可接受度，就要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即增译。通过增补部分内容，能够更好传达源语文化同时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子4：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我愿意在过度紧张之后去独自沉思的地方，那就是拉雪兹神甫公墓。
译1：When I pursued my study in Paris,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is a place where I would like to ponder alone after experience excessive stress.
译2：During my overseas study in the 1980s, I used to visit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the most prestigious and largest historical cemetery in Paris. It was a good place for meditation after my long-time reading.
分析：“拉雪兹神甫公墓”是巴黎面积最大且久负盛名的历史公墓，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缺少对其知识的理解，会造成理解上的断层，因此，相较于直译版本(译1)，增译版本(译2)通过增译“the most prestigious and largest historical cemetery in Paris”，为读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一地点的重要性及其在文本中的作用。增加补充的部分有助于加强西方读者对“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认识，并促进对后续内容的深入理解，从而提升译文的整体接受度和学术价值。
5. 结语
社科类文本的外译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钥匙。本文在Lefevere操纵理论的指导下，以笔者对《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部分章节的汉英翻译以及官方译本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科学类文本外译受到操纵理论中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等操纵因素的影响，归纳发现直译、增译、改译、省译等四种翻译方法，让译文符合译入语诗学和意识形态，提高译文质量，以期促进精彩纷呈的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