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ASEAN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摘要: 本文首先利用RCA指数方法分析中国东盟农产品竞争优势，发现中国农产品竞争优势低于东盟国家平均水平，这解释了近些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进口量一直大于出口量且差额逐年扩大的现象。之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异方差稳健的固定效应模型和Driscoll-Kraay标准误模型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引入相关影响因素和政治治理指标等变量，以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爆发作为虚拟变量，发现汇率变动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贸易双方的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显著影响中国出口东盟农产品，而东盟国家经济水平显著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农产品进口，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都受到显著影响。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uses the RCA index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ASEAN countries. This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mport volume has always exceeded the export volum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with ASEAN countries, and the gap has been expanding year by year. Then, we use the fixed effect model, heteroscedastic robust fixed effect model and Driscoll-Kraay standard error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on agricultur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troduc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and other variables, take the Sino US trade war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dummy variables, and find that exchange rate chang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both trading par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China’s exports of ASE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le the economic level of ASEAN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affects China’s imports of ASE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anwhil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both trading par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China’s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SEAN, while the economic level of ASEAN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affects China’s imports of ASE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ring the Sino US trade war,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1. 引言

(一) 论文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贸易合作日益紧密，农产品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合作，其中农产品贸易合作是重点领域之一，但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自然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挑战。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农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的重要传统产业，解决了很大比例的劳动就业问题。但是，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相比，我国农业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落后地位，提高农业的发展质量迫在眉睫。同时，201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重要任务。此后，农业农村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23年8月15日联合发布《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在2025年基本建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我国急需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而提升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民币纳入篮子货币、RCEP协定签署生效等事件使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汇率作为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出口的影响一直是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自央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大，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激励机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汇率波动范围扩大。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原因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加明显。我国的出口型企业面临着汇率风险挑战加剧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减少对出口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

(二) 论文研究意义

首先，受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东盟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开阔海外市场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而农产品贸易一直是中国–东盟贸易的重要领域。研究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既是为了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也对中国汇率走向市场化可以提供重要的战略建议。

然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化潮流冲击，研究好对外贸易不仅有助于恢复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也为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打好了经济基础。

其次，粮食安全问题愈发引起全球关注，习总书记于2017年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粮食安全的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合作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农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的物价水平，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相随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价格上涨的后果是农产品的销路受阻。农产品销路受阻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刺激国内物价水平上涨从而减少国民实际有效收入。所以研究好农产品对外贸易，找到一条在不会大幅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又能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道路，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再次，中美贸易战打响后，中国一直在调整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东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到2021年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已经分别占到了中国农产品和东盟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的近两成。东盟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一度从2003年的26亿美元上涨到了2021年的335亿美元，增加近12倍。从目前的国际大环境来看，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从机遇上来讲，首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协定升级为中国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环境，从而减小了双边贸易阻力；其次，2015年习总书记提出供给侧改革后，国内大力改善农产品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生产质量，使中国的农产品能适应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从挑战上来讲，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些年来虽然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速已经渐渐放缓，而出口额的增速是慢于进口额的；二是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存在产品单一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出口东盟国家农产品势必会遇到抗风险能力不足的情形。研究好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对中国抓住机遇抵抗风险有重要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农产品贸易指的是农产品的买卖活动，即以农业生产的商品作为客体而进行的贸易，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发生变化，但农产品这一交易对象并未改变的农产品交易活动。它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农产品贸易是否顺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人民的生产实践和贸易方式，甚至是该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逐步落实相关协议，不断降低关税水平，解除农产品贸易配额的限制，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产品面对着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中国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大量贸易协定，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粮食安全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助于稳定物价水平。

从研究的贸易对象来看，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相关研究更是大幅增加。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中国与美国、中亚五国、南亚、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贸易，这为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起到了良好的横向对比作用。

从研究的目标来看，学者们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特征和产生效应都展开了相关研究。首先是影响因素。张利庠、张喜才(2011) [1] 通过VAR模型发现外部冲击对不同的农产品贸易有着异质性影响；王瑞、王丽萍(2012) [2] 通过贸易引力模型提出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农产品贸易都有积极影响，贸易国间距离、人均收入差距和突发的金融危机对贸易存在负面影响。郝晓燕、韩一军和石自忠(2018) [3] 采用MS-VAR模型对农产品贸易进行分析，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孙林、倪卡卡(2013) [4] 通过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发现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农产品贸易，主要通过提高海关效率、提升港口质量等级、减少贸易壁垒和增加英特网的普及率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徐德顺、寇明珠(2022) [5] 运用GMM工具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提出货币互换协议能够发挥贸易促进作用从而促进农产品贸易。汪琦(2016) [6] 通过构建分布滞后(PDL)模型提出农业的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在短期内抑制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上促进贸易。

然后是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特征。这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基于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衡量一国出口竞争力，何敏、张宁宁和黄泽群(2016) [7] 分别通过RCA指数和TCL指数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发现中国与各国竞争性和互补性共存，但互补性更加明显。魏素豪(2018) [8] 运用QAP二次指派过程模型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存在复杂性、稳定性和等级性的特征。佟继英(2016) [9] 通过TSC、TII、和修正的CMS模型提出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中具有互补性较强、产品集中度较高和贸易强度不均衡的特点。

最后是农产品贸易产生的效应。在研究关税同盟贸易效应时，主要考虑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出口贸易绩效。曹亮、姜洪斌、黄羽(2013) [10] 以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倍差法和Hechman样本选择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数据，发现中国农产品存在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合作水平相对落后于世界水平，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张建武、钟晓凤(2022) [11]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得出中美贸易摩擦下，中美农产品贸易抑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二) 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研究

Marshall在1929年发表的《货币、信用和商业》一书中首次运用需求弹性原理对汇率和进出口变化分析，Robinson在1937年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国际收支弹性分析理论，该理论经过Lerner完善，得出了Marshall-Lerner条件，并延伸出J曲线效应。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支持汇率波动影响国家进出口贸易，Cabllero和Corbo (1989) [12] 以六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将利率函数收益的不确定性加入风险规避模型，发现实际汇率波动会影响出口。Bahmani-Oskooee (1998) [13] 使用协整技术研究欠发达国家贸易数据，Bahmani-Oskooee和Niroomand (1998) [14] 使用平稳数据和johansen协整分析，都发现J曲线效应的存在。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 [15] 通过协整自回归得出人民币汇率会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并且符合J曲线效应。安辉和黄万阳(2009) [16] 利用传统的进出口模型发现汇率波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但影响程度有限。何建奎和马红(2012) [17] 研究发现短期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但长期变现并不显著。马丹和汤棠(2013) [18] 通过中国和六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民币汇率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但不能通过调整汇率来调整贸易差。高伟刚和蓝天(2013) [19] 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促进进口，抑制出口，长期内促进出口，抑制进口。

但也有学者不认为汇率波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Andrew和Janet (1989) [20] 研究发现J曲线效应并不适用于所有经济数据。而Demirden和Pastine (1995) [21] 甚至在研究中提出J曲线效应并不存在。Bhaaurmhsha (2001) [22] 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在长期上影响进出口贸易，但短期内影响并不显著。叶永刚等(2006) [23] 发现中美、中日双边贸易中，J曲线效应并不存在。Baek (2013) [24] 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研究日韩双边贸易数据发现，短期内韩国进出口受到汇率波动影响，长期上这个效果忽略不计。

(三) 文献概述

综合以上梳理的文献资料，各国的学者已经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一国货币汇率对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等，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系统，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增加了本文研究的参照基础，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价值。但是东盟国家在汇率变动下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或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下，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几乎是空白。

3.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一) 农产品商品结构

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前人对农产品的分类方法，选取联合国制定的HS92版本中的前二十四项农产品，其中包括了四个大类。第一个大类为“活动物、动物产品”(即第01~05章)简称为“动物产品”，第二个大类为“植物产品”(即第06~14章)，第三个大类为“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脂”(即第15章)简称为“动植物油脂”，第四个大类为“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替代品的制品”(即第16~24章)简称为“农产品制成品”。

(二) 市场结构

整理东盟统计数据门户网站¹的数据得出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四大类进出口结构。从出口上看，根据该网站最新数据，中国平均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最多的是第二大类植物产品，四类商品总体上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2021年贸易额达到了62亿美元(见图1)；从进口上看，中国平均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最多的在2013年前为第三大类动植物油脂，2013年后为第二大类，第二大类在2021年贸易额达到了159亿美元，其中第一、第二、第四大类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而第三大类贸易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见图2)。

Figure 1.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ed by China to ASEAN from 2003 to 2021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图1. 2003年~2021年中国出口东盟农产品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Figure 2. China’s import volume of ASE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2003 to 2021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图2. 2003年~2021年中国进口东盟农产品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在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贸易量最大，其次分别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占的比重很小，4国所占比重不到7%，甚至柬埔寨、老挝、文莱所占比重都不到1% (如图3)。可以得出，中国主要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6国进行农产品贸易，与其他4国还有很大的贸易潜力可以挖掘。

Figure 3. Product Trade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2021

图3. 2021年中国与东盟产品贸易结构²

2003年到2021年，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和进出口额都呈上升趋势(如图4)，总贸易额从2003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45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3.36%，要高于世界12.07%，可以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前景光明。

而东盟出口中国的农产品从2003年的2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335亿美元，东盟进口中国的农产品从2003年的22亿美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124亿美元，可以看出东盟进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增速是小于东盟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而东盟对中国的农产品自2003后一直为顺差，所以这个顺差自2003年后被持续拉大，从2003年的4亿美元净出口增长到2021年的211亿美元，增加了五十多倍。

Figure 4. Import and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from 2003 to 2021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图4. 2003年~2021年中国东盟农产品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三) 中国与东盟十国农产品竞争性分析

为分析农产品顺差扩大原因，先对中国与东盟十国农产品展开竞争性分析。

描述国家的产品竞争性需要用到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 Bela)于1965年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RCA指标)公式如下：

$RC{A}_{ij}=\frac{\left(X_{ij}/{\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X}_{ij}}\right)}{\left({\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m}{\sum }}{X}_{ij}}/{\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m}{\sum }}{\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X}_{ij}}}\right)}$ (1)

即用该国家该商品的出口值占该国总出口值的比重比上世界该商品总出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比重。0 < RCA < 0.8则该国某商品不具备竞争优势，0.8 ≤ RCA < 1.25则表明该国某个商品的竞争力比较弱，具有较为平均的竞争优势，1.25 ≤ RCA < 2.5则表明该国某个商品的竞争力比较强，RCA > 2.5则表明该国该商品贸易竞争力很强。

现拟用东盟统计数据库、国际基金货币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三个数据库的2003年~202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东盟十国与中国的RCA指数(如表1)。根据RCA指数可以看出文莱、柬埔寨、新加坡和中国农产品一直都不具备竞争优势，而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农产品也只具备较为平均的竞争优势。在农产品贸易中，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一直都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而越南早年竞争优势明显，在2015年后下降到了平均水平。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竞争平均优势有较大差距，且有下降的趋势，比较优势长期处于劣势。占据竞争优势的老挝、柬埔寨竞争优势水平波动较大，但也一直高于中国。其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RCA指数普遍高于1.25，且印度尼西亚RCA指数有稳步增长的趋势，竞争力水平高，是东盟十国中最稳定的占据农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产品RCA指数普遍低于东盟国家农产品RCA，说明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是弱于东盟国家，这也能解释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进口量一直大于出口量且该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原因。

Table 1. RCA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21

表1. 2003年~202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RCA

4. 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来源

接下来研究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本文选取的变量名称、简写与注释如表2所示。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东盟国家与人民币的双边名义汇率，通过各国本币和美元的汇率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相比得到。其次用双边名义汇率乘以外国价格指数比本国价格指数得到实际汇率(本文使用CPI代替价格指数)，后文将用实际汇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参考以前的研究，Naknoi (2005) [25] 指出世界银行评价国家政治环境的六个指标(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没有暴力或者恐怖主义；政治效力；监管质量；法律规定；控制腐败)近乎全面的考察了国际贸易市场的政治形式和治理环境，本文选取全球治理指数WGI (即前文提到的六个指标的平均值)作为政治治理环境的考察变量，取值在−2.5到2.5之间，越高代表政治环境越好。

考虑到东盟国家数据的可获得性，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本文选取中国与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 2010年~2020年时间跨度内的相关月度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基金货币组织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等。

Table 2. Variable table

表2. 变量表

(二) 模型构建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构建两个模型，一个是汇率影响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模型，一个是汇率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模型。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使用名义利率，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实际汇率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ln {\text{im}}_{it}={\alpha }_0+{\alpha }_1\ln {\text{texch}}_{it}+{\alpha }_2{\text{pol}}_{it}+{\alpha }_3\ln {\text{bgdp}}_{it}+{\alpha }_4\ln {\text{cgbp}}_{it}+{\alpha }_5{\text{catw}}_t+{\alpha }_6{\text{ill}}_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 (2)

$\ln {\text{ex}}_{it}={\alpha }_0+{\alpha }_1\ln {\text{texch}}_{it}+{\alpha }_2{\text{pol}}_{it}+{\alpha }_3\ln {\text{bgdp}}_{it}+{\alpha }_4\ln {\text{cgbp}}_{it}+{\alpha }_5{\text{catw}}_t+{\alpha }_6{\text{ill}}_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 (3)

公式(2)和(3)中im_it和ex_i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从第i个东盟国家样本国的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texch表示t时期中国与第i个东盟国家样本国的双边名义汇率，pol_it表示第i和东盟样本国在t时期的政治环境，bgdp_it表示第i个东盟样本国在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cgdp_t表示中国在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catw、ill代表虚拟变量在相应的时间区间分别取值0和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5. 实证分析

(一) 回归结果分析

对数据平稳性检验的检验方法最常用的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选取Fisher-ADF方法对研究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在Fisher-ADF单位根检验中，所有变量P值小于0.1，以此判定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在经过平稳性检验后，需进一步确定面板回归的形式，对数据组进行Hausman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研究。

(1) 进口模型结果分析

在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后，对进口模型进行回归，同时为更清晰的研判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爆发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情况，本文首先借鉴丁一兵和傅缨捷(2012) [26] 、罗来军等(2014) [27] 、宇文源泽(2020) [28] 的研究，在对核心变量进行基础回归后，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加入虚拟变量分析，其中T1为基础回归，T2、T3为依次增加变量的结果。其次，基于对固定效应、自相关、截面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的检验结果，对于模型的回归依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异方差稳健的固定效应模型和Driscoll-Kraay标准误模型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mport model

表4. 进口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味对应t统计量，^*为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为5%显著水平上显著，^***为1%显著水平上显著。

由表4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名义汇率与中国–东盟农产品进口额都呈显著正相关，汇率每提升1%，中国进口东盟农产品贸易额将提升0.183%，这是由于在农产品进口贸易中，人民币汇率上升，即等量的人民币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使得农产品进口增加。其次，东盟样本国的GDP水平也与农产品进口额呈现显著正相关，GDP每增长1%，进口额增长0.743%，这是由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而农产品也具备较好的竞争优势，GDP的增长会带动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农产品出口到中国。而国家政治环境、中国GDP与中国–东盟进口额不存在显著关联。

对于虚拟变量，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进口额有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进口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上升13.3%左右，这是由于贸易战爆发后，东盟国家因地缘关系和自身农产品竞争优势，分担了中国本来对于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需求缺口。

(2) 出口模型分析

采用同样的方法回归得到出口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U1表示基础回归，U2、U3表示依次增加虚拟变量的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export model

表5. 出口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味对应t统计量，^*为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为5%显著水平上显著，^***为1%显著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5的结果，双边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东盟农产品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东盟国家农产品额反而增加，这违背一般的经济学现象。该结果产生的原因是：一是由于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是一种短期经济行为，所以并没有考虑到供求关系等长期影响因素，而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居民对价格变化不敏感，更何况是对需求弹性较低的农产品。二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只要具备比较优势就行，绝对优势并不是硬性条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力资本是我国主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初级农产品生产需要的比较优势之一，这使得我国的农产品虽然受人民币升值影响，但仍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三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农产品的价格会进一步降低，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上升的影响。

如表5所示，国家政治环境对中国出口东盟农产品有显著的负效应，这是由于东盟国家的政治环境大多出于世界的中低水平，这说明这些国家可能会存在政府管制、调控不全面所造成的产能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所以随着政治环境好转，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布局逐步完善全面，对外的进口的依赖也会随之降低。而中国与东盟GDP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即双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出口贸易是有正向影响的。样本国GDP每上升1%，出口贸易额上升1.86%，即东盟经济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国内的需求，从而增加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中国GDP每上升1%，出口贸易额上升0.264%，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促进国内的农产品供给，从而增加对东盟的出口。

对于虚拟变量，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中国东盟农产品出口额也有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出口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上升37.4%左右，这是由于贸易战爆发后，东盟国家因地缘关系和自身农产品竞争优势，分担了中国本来对于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供给缺口。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用实际汇率重新代入进出口方程回归，从而验证前文结论的稳健性，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味对应t统计量，^*为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为5%显著水平上显著，^***为1%显著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6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实际汇率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认为显著正相关，而进口模型中东盟样本国GDP与进口额显著正相关，出口模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GDP、中美贸易战虚拟变量显著正相关，样本国政治环境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与前文所得基本吻合，所以原有回归模型较为稳健。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东盟因其地理位置和与中国的高度经济互补性，在2020年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文章分析了中国–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现状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采用了实证模型来支持一些具体研究结果。

首先，本文利用RCA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的农产品竞争优势是小于东盟国家平均水平，这解释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进口量一直大于出口量且差额逐年扩大的现象。之后，实证结果证明中国–东盟双边汇率上升，刺激了中国对东盟农产品的进出口，而汇率上升出口增加违反一般的经济规律，本文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生产力水平发展产生的价格优势与农产品本身的低需求弹性。其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经济状况对进出口有明显影响。东盟经济的增长刺激了中国的出口，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则提高了对东盟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一般而言，两方的经济增长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和供给推动了贸易活动的提升。最后，中美贸易战促进中国将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转移到地缘关系密切的东盟国家，大大提高双边进出口贸易额。

(二) 政策建议

经过之前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人民币的汇率变动确实会对中国–东盟双边的农产品贸易活动带来影响。除此之外，各类经济要素、政策调整以及外界的不稳定因素都有可能对该贸易关系造成影响。因此，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高质量、快速地发展，未来政策操作时必须全面考虑多种因素并综合应对。具体措施可以如下：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农产品的贸易往来，运用便捷的海陆交通，市场进一步的开放变得越来越重要。构建一个多功能、全面的信息沟通平台，实时分享各方在农业方面的法规和优待措施，以及获取农产品市场动态。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优势，利用“零关税”来降低贸易门槛。中国在动植物检疫和疾病管控方面具有高超技术和丰富经验，可以通过技术对话来消除技术障碍，促进两地贸易的顺利进行，并增加我国农产品的外销。

为实现贸易平衡，需重新构建贸易架构，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性。首要任务是加强与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关系，寻找新的商业渠道，以减轻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继续与马来西亚等六大贸易伙伴在农产品领域内的稳定合作，并探索新的合作方向。关于农产品种类，中国应继续扩充第三类农产品的出口，并在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增加第二类农产品的出口量，以减小贸易逆差。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激励企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以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建立电子商务平台专门用于两地农产品，全面拓展电子商务渠道，形成全面的农产品销售网络，以增加中国与东盟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交流。

提升中国农业的技术和基础建设，一是需要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大幅度进行农产品科研，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农业机械化，确保农机设备齐全，从小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提升生产效益；二是农村应加强科学生产知识的普及，提升农民素质，实施科学、规范和环保的农业生产，培育大量的专业人才和创新营销观念；三是根据地理条件，积极发展具有区域优势的农业，创建区域品牌，改善贸易物流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陆地交通网络，开发跨境物流港口，创建保鲜中心和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区，以延长产业链。

加强汇率管理体制的改良，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一个适应国内经济和国际外贸需求的浮动汇率体制，但仍需密切监测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国际新动态。应始终做好自我更新和风险控制，以便应对国际场合不断变化的局面和新时代的经济要求。尤其在双边贸易关系中，汇率的变动确实能对两国的进出口产生明显影响，因此需重视防范与汇率变动相关的贸易风险。虽然汇率是影响双边贸易的关键因素，但其效果通常较为复杂，并不只是促进或抑制，可能随时间而变化，甚至方向也可能发生改变。

NOTES

¹数据来源：东盟统计数据门户网站(https://www.aseanstats.org/)。

²数据来源：东盟数据网(https://data.aseanstats.org/trade-annu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