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产生的基础和核心内容。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AT)，Searle继承并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SAT)，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SAT)。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诗性语篇隐喻的解读，旨在揭示诗性语篇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及诗性语篇隐喻的内在深层含义。
Abstract:
Speech act theory i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content of pragmatics. Austin proposed the Speech Act Theory (SAT), while Searl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Speech Act Theory (SAT) and proposed the Indirect Speech Act Theory (ISAT). The indirect speech act theory aims to interpret poetic discourse metaphors, revealing the literal and implicit meanings expressed in poetic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meanings of poetic discourse metaphors.
1.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渊源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语用学家J.L. Austin和他的学生、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言语行为的行为方面，而Searle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将注意力转向了言语行为的语言方面。此外，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也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渊源。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和分析哲学对语言和意义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如格里斯(H. Paul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理论，都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可见，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涵盖了语用学、行为主义、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基础共同对言语行为的间接性、含蓄性和言外之意等现象进行了解释和阐释。本研究主要是基于Austin和Searle的观点进行论述。
Austin认为，一个言语行为被抽象为三个行为，即人在发出一个话语的同时执行了三个行为：言内行为就是言语的字面意义，又称以言指事；言外行为是指言外之意，又称以言行事；言后行为是指言语产生的效果，又称以言取效。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
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转向和言语行为的语言革命背景下，Searle指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局限性，于1975年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Searle认为，要把意义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言语行为的研究也就是语句意义的研究 [2] 。言语不仅仅是用来交流和表达情感，它同时是一种行为，是通过一种言语行为从而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是通过言语的字面意义，从而表达弦外之音，即言外之力。字面之意是指言内行为，言外之力就是指言外行为，即言外之意 [3] 。因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Searle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对语用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贡献。
2. 隐喻
1980年，Lakoff和Johnson的学术专著Metaphors We Live by出版，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隐喻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是人类借助某一领域已经熟悉的事物理解和领悟另一领域不了解的事物，即从始源域映射到靶向域 [4] 。隐喻不仅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词语的置换，而且是思维的一种超逻辑因果线性主谓关系的特殊模式，这种特殊的模式能够使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同时出现，从而扩大和创造了意义的领域 [5] 。
3.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诗性语篇隐喻的解读
对中国知网CNKI中有关隐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领域，如隐喻的翻译、功能、特点、认知、语境、关联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而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探讨诗性语篇隐喻的相关研究甚少。本文基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诗性语篇中的隐喻，是因为诗性语篇是语言的原始形式，原始的语言是隐喻。隐喻广泛出现在诗性语篇中，语言作为诗人的材料，诗人借助隐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抒发思想感情，使诗篇更具感染力。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使读者更能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情感变化，进而读者与诗人产生共鸣。
例1：“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选自唐代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当年岐王宅里经常观看你的演出，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演出。谁知在这风景如画的江南，落花时节又遇你这位老朋友”。从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视角来看，《江南逢李龟年》的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所反映的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其“意和象”的对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既有“象”的外在表象，又有“意”的内在含义 [6] 。从“象”的角度分析此诗——在唐玄宗在位时，唐代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在岐王李隆范家和殿中监崔涤家经常演出，和诗人相识，如今又在风景如画的江南遇见了老朋友李龟年，甚是久别好友重相逢的感慨。而这首诗“意”——这是一首感伤诗，但全诗不露一字悲伤，读后细细品味，才体会出诗人抚今追昔之情。诗的前两句回忆了“安史之乱”前与李龟年频繁接触的情形，流露出诗人对开元鼎盛时期的怀念；后两句是对世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对本诗的分析可见，从“象”的角度，只是理解到字词的表面含义，而真正的内在含义和诗人创作的内在情感没有阐释出来，以对“象”的理解为基础，采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从“意”的角度出发，全诗通过今昔对比，概括了整个唐朝由盛入衰的时代沧桑和人生巨变，表达了诗人对唐朝鼎盛时期的怀念及对国家衰变时期的无奈，本诗的内涵无限丰富，让人深思，通过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让读者更能体会到诗人的心境及内心情感的变化，读者领会到诗人的创作内在含义。
例2：“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选自唐代杜甫的《赠花卿》。“音乐声天天响彻锦城，优美的乐曲一半汇入江风，一半飘入云霄。这么美妙的曲子应该天上才有，人间又能听到几次呢？”从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视角来看，《赠花卿》中“象”是物质性的东西，是表象的，是客观的；“意”是意识范畴，是内在的，是主观的。全诗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写成都音乐繁盛，日日奏个不停，乐声到处飘传，是实写，是“象”；后两句一转，说这种音乐只有天上才有，人间难以听到，是遐想，是“意”。这首诗，表面上看，是在赞美乐曲，从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视角来看，实际上是在讽刺花卿(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花敬定)，讽刺得非常委婉——像这样美妙动听的乐曲，只有天上(喻皇宫)才有，人间(喻皇宫之外)哪里能够听到几回呢？用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讽刺之意。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可见，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读者深刻领悟诗性语篇中隐喻的内在含义，领会意在言外的深刻内涵，这也是诗性语篇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例3：“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选自唐代杜甫的《旅夜书怀》。“微风吹拂着岸边的细草，桅杆高耸的孤舟静卧在黑夜里。星星垂向苍茫的原野，月光下滔滔江水滚滚东流。我的名声哪里是因诗文得来，年老多病想必也应归去无求。孤身漂泊何以相比？就像茫茫天地间独飞的沙鸥”。从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视角来看，杜甫在这首诗中运用“象和意”相结合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富有想象力的意境，此诗写于诗人漂泊途中，通过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反衬出诗人漂泊无依、孤独凄凉的心境，这是一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常年漂泊，年老多病，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诗人心中的失意与孤寂显露无遗。尤其是“天地一沙鸥”一句，真实地刻画了诗人孤寂无奈的形象，感人至深，一个个具体的意象结合，产生了生动的画面和凄美的艺术效果，反映出诗性隐喻的“意 + 象”的深刻内涵 [7] 。
4. 结语
通过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性语篇中隐喻的内在含义和作用 [8] 。隐喻不仅仅是象征和比喻，更是一种言外行为，通过言外行为的视角去探索诗歌隐喻所蕴含的内在含义。这种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也对于欣赏和理解诗歌的美感和内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9] 。因此，从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研究诗性语篇隐喻，不仅是学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也是一种对诗歌艺术的深入理解和赏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9BYY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