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众所周知，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公众利益而制定的，而其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更在于公众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政策。如果公众对某项公共政策持否定态度，即便初时并未产生明显反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情绪会逐渐积累，最终可能因为某个触发事件而爆发，导致不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李大治，王二平，2007)。因此，深入探讨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是一个反映公众对公共政策态度的重要指标(童星，2010)。根据李大治和王二平(2007)的观点，政策的可接受性可以理解为不同利益群体对同一公共政策所持态度的一致性程度。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界定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主观认可和接受程度表现。
已有的研究指出，程序公正、不确定性都是决定公共政策能否被公众接受的关键因素(van Dijke & Verboon, 2010; Vainio, 2011)。然而，过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于对这些因素的定性研究，至于它们具体如何作用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尚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和探讨。本研究基于公平启发理论、不确定管理理论，将以程序公正为自变量，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为因变量，不确定性为中介变量，探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程序公正是指决策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公平性(Leventhal, 1980)。程序公正对组织和个人的态度和行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Ambrose & Schminke, 2009; Cohen-Charash & Spector, 2001)。当人们经历了公平的过程，他们对结果的评价和对规则的遵守将可以得到改善，称为“公正过程效应”(Folger, 1977)。当个体在程序中受到公平对待时，他们会认为组织或权威机构更加合法，并感到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即他们感受到了更强的群体认同感。因此，个体会认为组织或权威机构更加值得信赖，并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Bradford, 2014; Jackson et al., 2013; Sunshine & Tyler, 2003; Tyler, 2003; Wu & Liu, 2021)。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将会以更负面的眼光看待权威机构及其决定(Van den Bos et al., 1998, 2014)。
公正过程效应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验证(Reisig et al., 2021)。Colquitt等(Colquitt, 2001)总结了组织管理领域程序公正研究中最常见的结果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权威信任、组织公民行为、绩效等。除了组织管理领域，程序公正也逐渐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Leung et al., 2007)。公共政策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Easton, 1965)。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已经成为评估政策的重要标准(Tong, 2010)。它与所有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没有考虑到公众的接受程度，它们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损害社会和谐与稳定(Shan, 2010)。公平启发理论(Lind, 2001)提出，个体往往根据公平启发，来决定是否对事物做出接受行为。相比于他人受到的程序不公正对待，当权威遵照公正的程序对待他人(如同事)时，个体会快速建立公平启发，即判断权威是值得信任的，从而更愿意表现出对权威或对权威决策的接受行为(Lind, 2001)。先前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感知的程序公正不仅会影响人们对群体决策的支持以及对权威的评价(Leung et al., 2007)，还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满意度和政治信任度(Ulbig, 2008)。
不确定性是指重要行为、认知和经验之间的显著不一致，或者对未来事件的显著不可预测性(Van den Bos & Lind, 2002)。不确定性往往令人不安，并导致焦虑。根据不确定性管理理论(Van den Bos, 2001)，公正是一种帮助人们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程序公正可以在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作用(Herian et al., 2012)。因此，如果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得到公正对待，那些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潜在负面心理结果可能会减少(Lind & Van den Bos, 2002)。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侯方俊等学者(2017)发现，他人的程序公正能够显著降低个体的不确定感。当个体经历不确定性时，公正能够发挥其作用来降低不确定性。哪怕只是仅仅提到公正，都会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Sleesman & Conlon, 2016)。
同时，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另一观点认为，人们通过收集信息来形成对事物的理解和对他人的看法，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Van den Bos, 2001)。当公众无法获得有关权威机构事务的信息时，他们不确定机构制定这项政策或决定的原因，这使得他们难以判断政府决策的对错以及对自己利益的影响。这影响了公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并威胁到个人对权威的认同。已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与公共管理领域相关的结果变量呈负相关。正如Wang et al. (2018)所揭示的那样，当人们对政策感知到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他们对政策的接受度就越低。Faccioli等人(2019)还发现，高不确定性降低了个人为环境政策付费的意愿。
综上所述，程序公正可以使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增加，减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降低又可以增加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不确定性可能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程序公正会增加公共政策可接受性
H2：不确定性中介了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
3. 研究一：问卷研究
研究1的背景是2022年北京市进行的医疗改革。通过问卷法调查被试针对取消设置职工医保门诊最高支付限额，降低职工大病起付标准，以及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的观点，探究程序公正、不确定性以及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确定性是否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1. 被试与研究设计
在北京市的几处公共场所随机分发问卷，共有160名参与者成功参与了调查，其中男性占43.8%，女性占56.3%。年龄在20岁至24岁之间的参与者占20.6%，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参与者占76.9%，年龄在36岁至45岁之间的参与者占0.6%，46岁以上1.9%。参与者均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
3.2. 测量工具
程序公正和不确定性分别采用Colquitt在2001年和2012年编制的量表(Colquitt, 2001; Colquitt et al, 2012)，分别包括七道题和四道题，例题如“您认为本次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公正的”(程序公正)、“目前在该政策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0.86，KMO系数为0.92、0.82，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
公共政策可接受性采用Leung等人(2007)的量表，包括三道题，例题如“您对该政策是满意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KMO系数为0.86，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以上均采用6点量表，其中1为完全不同意，6为完全同意。
3.3. 结果分析
3.3.1. 共同方法偏差
使用SPSS23.0对本研究中所用到的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即对整体量表
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因子数量为5，且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6.97%，小于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研究一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性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均显著互相相关，表现为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有显著的正相关，程序公正与不确定性存在显著负相关，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年龄和职业与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参与数据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of variables (Study 1)
表1. 研究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
3.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AMOS 24.0对研究一测量模型进行全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全模型拟合指标良好，c² = 276.30；c²/df = 3.18；RMSEA = 0.08；IFI = 0.91；CFI = 0.91，模型可以接受，该模型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3.4. 假设检验
采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中Model4 (简单中介模型)，对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模型2中程序公正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不确定性(β = −0.68, t = −13.20, p < 0.001)，且在模型3中不确定性够负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β = −0.36, t = −3.79, p < 0.001)。并且在放入不确定性后，程序公正还可以直接显著正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β = 0.28, t = 3.32, p < 0.001)，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明程序公正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而且能够通过负向影响不确定性间接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根据表3的Bootstrap 5000次抽样法的结果，程序公正和不确定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13, Boot CI [0.05, 0.23])。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Study 1)
表2. 研究一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注：***p < 0.001。
Table 3.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uncertainty (Study 1)
表3. 研究一不确定性的中介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3.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会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产生积极影响，对不确定性产生消极影响；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所有研究假设。
然而，本研究的政策背景较为单一，且问卷数据结果很难获得较高的内部效度。考虑到这些不足，我们将在研究二采用实验法再次验证本研究假设。
4. 研究二：实验研究
4.1. 实验设计
采用Scenario实验范式，进行单因素两水平(程序公正：高vs低)被试间实验设计。
4.2. 实验程序
4.2.1. 情景阅读
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招募140名被试，被试被随机分配到2种实验情境中，其中高程序公正组71人，低程序公正组69人。在全部参与实验的被试中，男生占40%，女生占60%，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参与者占79.3%，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参与者占20.7%。在招募被试和实验进行过程中，被试均被告知这是一项社会感知实验。
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被告知要参加一项社会感知的纸笔实验，请被试仔细阅读情景材料并充分融入其中。材料如下：
您在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A市工作，已经工作三年，但至今还未解决户口问题。没有户口，您享受不到很多福利，办理各种事物也处处受限。能拿到A城市的户口是您梦寐以求的事情。最近，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引进，A城市准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阅读完情境之后，被试需要填答一份情景后测验，以测量其是否充分融入情境。全部答对情景后测验的被试即为有效被试。
4.2.2. 变量操纵
接着，请被试阅读有关变量操纵的材料。采用发言权效应以及无偏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操纵程序公正。高(低)程序公正组，分别将阅读到以下材料。
在制定户口政策的过程中，A市政府没有存在任何偏见，能够遵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A市政府存在偏见，不能够遵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A市政府广泛地听取居民的意见，其中包括：召开数次听证会，通过微博、微信、专线电话等方式广泛听取市民意见(A市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方式了解民众的意见)。最终A市出台新政策：凡在A市工作满五年均可获得A市户口。
最后，被试要填写实验后问卷(包括操纵检验、因变量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及被试基本信息)。
4.3. 变量测量
程序公正测量采用了Leung等人(2007)的方法，分别包括两个测项，如：“A市政府对户籍改革制度的制定过程是公正的。”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采用了和研究一相同的量表进行测量。三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8、0.94、0.95，KMO系数分别为0.80、0.83、0.81，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
以上均采用6点量表，其中1为完全不同意，6为完全同意。
4.4. 结果分析
4.4.1. 数据筛查
对情境理解测验和实验后问卷进行简单分析发现：全部被试正确理解情境内容。同时，被试的态度反应结果中未发现缺失值。因此，在分析前没有进行数据删除。
4.4.2. 操纵检验
利用ANOVA进行操纵检验，发现本实验对程序公正的操纵是有效的。高程序公正组相对低程序公正组的被试具有更高水平的程序公正(Ms = 164.74 vs.0.58, F (1, 138) = 285.15, p < 0.001, η² = 0.67)。
4.4.3. 描述性统计
研究二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程序公正和不确定性显著负相关，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显著正相关，不确定性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显著负相关。因变量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与全部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of variables (Study 2)
表4. 研究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 0.01。
4.4.4. 假设检验
采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中Model4 (简单中介模型)，对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5结果所示，在模型2中程序公正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不确定性(β = −2.1, t = −21.65, p < 0.001)，且在模型3中不确定性够负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β = −0.46, t = −3.35, p < 0.001)。在放入不确定性后，程序公正不能显著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β = 0.37, p = 0.26)，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表明程序公正只能够通过负向影响不确定性来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根据表6的Bootstrap 5000次抽样法的结果，程序公正和不确定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37, Boot CI [0.35, 1.64])。
Tabl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public policy (Study 2)
表5. 研究二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6.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uncertainty (Study 2)
表6. 研究二不确定性的中介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4.5. 讨论
研究二再次验证了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即程序公正能够正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负向预测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负向预测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同时，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存在显著完全中介效应。
研究二的实验数据结果与研究一问卷数据结果相一致，验证了本研究所有假设。
5. 总讨论
本文的问卷研究和实验研究均支持了程序公正、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讲，表现为在公共政策领域，程序公正可以增加公共政策可接受性，降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减少也会使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增加。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程序公正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产生积极影响已经普遍得到验证。根据公平启发理论，一旦个体形成公平判断，这个判断就会对其后续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影响他们是否选择接受或者合作(Lind, 2001)。当个体受到公平对待时，会对权威表现出更多的接受行为。反之，对权威的接受行为会减少。实证研究方面，Madon等(2017)发现，程序公正对于人们接受公共政策会产生有益的效果，这一点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当公众认为政策制定过程公正、透明时，他们更可能接受和支持这些政策。程序公正确保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和考虑，增强了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种公正性可以减少公众对政策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从而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程序公正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较多(Sunshine & Tyler, 2003; Wolfe et al., 2015)，中国崇尚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然而，目前的研究结果证实，与西方国家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如南非)相比，公正过程效应也适用于中国(Bradford et al., 2014)。这表明，公正过程效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
本研究中最突出的结果是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人们普遍不喜欢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会导致焦虑(Conlon & Shapiro, 2002; Paterson & Cary, 2002)。为了避免或减少焦虑，人们通常通过回避或退缩来应对不确定性。因此，他们非常需要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程序公正就是减少个人感知的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Van den Bos, 2001)。通过确保各方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程序公正可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和误解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可以间接提升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因为公众更倾向于接受稳定、可靠的政策。过往的研究中也发现，增加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即经历更为公正的程序)使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使人们认为权威机构的行为更加合法和可信(Tyler, 2003)，进而能够降低政策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政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对政策的接受度。以上研究发现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贡献。第一，现有关于程序公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本土视角的考量。本研究从东方文化背景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数据验证了程序公正、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人们感觉受到公正对待并有机会参与决策时，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政策，从而减少了社会冲突和不满的可能性。第二，本研究还验证了不确定性在程序公正和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提供了跨文化实证支持。此外，本研究还具有以下现实意义。第一，程序公正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有积极影响。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权威机构应充分考虑公民的需求，通过举办听证会、征求公民意见以及保证政务公开等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同时，重要的是让公众意识到他们的意见能够影响政策结果。第二，程序公正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高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因此，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保持公开透明，降低公民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其对政策的接受程度。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可接受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式，进而为提高政策满意度、维护社会安全做出了贡献。
最后，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是通过遵循发言权效应以及无偏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来确保程序公正的，但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可以考虑采用其他程序公正原则来实现程序公正。其次，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但由于其主要是基于横断面研究，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应该增加更多的追踪研究，以更全面地探究问题。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No.17GLC067)。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