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圣人可学而成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传统观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儒家对于圣人观的阐述也愈发清晰，特别是在成圣路径和具体工夫上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定。明代大儒王阳明所提出的内在化圣人观更是直击要害，指出圣人之道的关键在于“吾性自足”，而成圣之方的根本则在于心体上用功，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是否能致良知。王阳明圣人观的心学路径也使得圣人从天上降落到了人间，更加世俗化与平等化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主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进程。
Abstract:
It has bee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onfucianism that a saint can be learned, and with the changes in social history, Confucianism’s view of saints has become clearer and clearer, especially in the path of sainthood and the specific work with more detailed provisions. Wang Yangming,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Ming Dynasty, put forward an internalized view of saints that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pointing out that the key to the way of sainthood lies in the “Self-Sufficiency in My Nature,” and that the root of the way of becoming a saint lies in the work done on the mind and the body, believing that the saints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equal, and that the only difference lies in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ble to realize their conscience. Wang Yangming’s teleological path to sainthood also makes saints descend from the sky to the earth, making them more secularized and equalized,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self-awareness of the subject to a certain extent.
1. 引言
在中国哲学史上，圣人作为理想人格一直都是各家学派的追求目标，有关圣人的探讨更是儒家的传统命题。对于圣人内涵的不同理解反映着个人、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判断准则。在儒家思想中，自孔孟至宋儒基本上都认为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对于圣人的具体内涵以及成为圣人的具体方法等都有自己的理解，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在王阳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宽泛，其对圣人的本质与内涵的具体规定也赋予了世人更多成圣的可能性。
2. 成圣之初：何谓圣人
《说文解字》中认为“聖”“通也。从耳，呈聲”，“通”又被引申为无所不通，精通一事之义( [1] : p. 1730)，且从现代汉语字义来看，“圣”通常是对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或者在学问技术上有较高成就之人的通称，由此可看出，古今对于“圣人”的理解大体一致。孔子本人虽然对于圣人的直接描述不多，但通过《论语》一书篇章的排列顺序(开篇便是《学而》)以及书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认为的圣人应当知识渊博且多才多艺，不仅在道德伦理上有独到的见解，还应当担负起社会治理的重任。如在回答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2] : p. 72)？的问题时，孔子直言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样，就连尧舜在这些方面都还存有一定的弊病。到了孟子那里，圣人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指出圣人不仅是“人伦之至”( [3] : p. 165)，还是“百世之师”( [3] : p. 329)，既要在人伦道德方面具备最高的品德也要在政治教化上承担教育后代的责任，故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孔子“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3] : p. 63)，希望自己也能够通过向孔子学习而朝着圣人的方向进发。同时孟子还明确指出普通人通过学习也能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3] : p. 276)，只不过有快有慢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孔孟对于“圣人”的描述还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人物性形象之上，对于圣人形象的抽象概括还比较粗陋，即孔孟虽然指明了成圣的大致方向，但并未对成圣的具体方法进行实质性的说明。直到宋代新儒学运动的兴起，成圣这一话题才又受到了广泛关注。宋儒的圣人观基本上都以孔孟的圣人观为基础进行发挥，大方向上不否定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但具体的成圣方法则各不相同，其中尤以亲身经历过朱子成圣之方的王阳明的圣人观最为独到。
王阳明的圣人观相对其他宋儒而言更为复杂，因为其思想受到了儒家内部学说以及儒学之外的佛道两家学说的双重影响。就儒家内部而言，由于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后期正是朱子学成为官方正统学说的时期，因而王阳明圣人观的形成过程中受朱熹圣人观的影响最为深刻。朱熹虽然认为圣人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成就的，但成圣的难度却非常大，“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 [4] : p. 2805)，原因在于朱熹将圣人的标准定得太高，使得圣人的形象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所能够达到的途径。在朱熹那里，“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 [4] : p. 81-82)，“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 [4] : p. 247)“圣人心体广大虚明，物物无遗”( [4] : p. 372)。为了拥有这些品格，朱熹主张向外所求即格物致知，认为只有了解外在的事物之理后才能够认识统一的天理，而后才能成为圣人，“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虽在静处坐，亦须验个敬、肆”( [4] : p. 306-307)。但这恰恰是朱熹为圣之方的弊病所在，朱子所讲的“格物致知”主要是指通过穷究外在事物之理来获得知识、体认天理以成为圣人，但关键就在于“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 [4] : p. 290)，一件事物有一个对应的理，虽然“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而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 [5] ，或如朱熹引伊川言“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出”( [4] : p. 420)，但就如何将外在的事物之理内化为主体内在的心理却是朱熹未能解决的问题。王阳明幼时正是受朱熹影响，于少年时期便立志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而后便开始“泛滥于词章”( [6] : p. 1503)“遍求考亭遗书读之”( [6] : p. 1348)，但当他果真按照朱熹的为圣之方去格竹时却发觉不仅“沉思其理不得”( [6] : p. 1349)，还导致自己劳思成疾，得不偿失。在遵循朱熹为圣之方失败之后，王阳明转向儒学之外的佛老去寻求成为圣人的方法，经过亲身实行之后又发现“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 [6] : p. 273)，完全将天地万物置之身后的做法又过于极端，更不可能以此成为圣人。直至被贬至龙场，面对“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 [6] : p. 1354)的恶劣环境，王阳明始终没有放弃成圣之志向，时刻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最终“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6] : p. 1354)。
3. 成圣之方：向内用功
王阳明的圣人观之所以更为独到，不仅在于其沿袭了传统儒家圣人可学而成的观念，并通过亲身经历发觉了朱子为圣之方“析心与理为二”( [6] : p. 51)的弊病，还在于其独创了直指人心的内在化的为圣之方，完美地化解了朱子如何将外在的普遍天理内化为主体自身的道德感知之间的问题，且将在朱子那里被二重化了的主体与客体、心与理之间进行了贯通，建立起了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的世界，消解了外在的天理与个体的特殊之间的紧张与对峙，从外在的机械性的循理堆砌转向了内心的自我探求。
在王阳明的圣人观中，成圣第一步就是要先立志，“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6] : p. 16)“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 [6] : p. 34)，这里所讲 “本原”和“头脑工夫”都是指为学要先立志，个体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志向，定下目标，而后才能够在现实中为了实现自身的志向去用功，否则主体的所作所为都是空空荡荡的，没有支点，更何谈成为圣人。那么如何立志呢？立志不是口头上说明自己的志向，而是需要在实际中用功表示出来的，但王阳明所讲的用功与朱子的由外至内的“格物致知”之功不同，王阳明更强调由内至外的“诚意”之功，因为王阳明认为“理”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心便是理，故其将“诚意”看作为比“格物”更为重要的工夫，认为“《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6] : p. 7)。除此，王阳明还对朱子所讲的穷求外在事物之理的“格物”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格”是纠正心中所存有的不正之念，“物”也不是外在的自然之事物而是意念的发动处便是“物”，也就是说“格物”是要在意念发动之处去纠正心体的不正之念的内在工夫路径，故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6] : p. 13)。
立志之后，便是用功。在用功方面，王阳明多次强调用功的重点就在于“精”与“一”，“精”是要从细微处省察克治，“一”则是要专一，一心只在天理上用功，不依靠外在无数经典文本的灌输。在阳明处，圣人不是靠外在的书本知识堆砌出来的，而是依靠自身内在精神修养而成的，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评判圣人的标准不在于外在知识的博寡而在于主体内在精神力量是否充足。这些从王阳明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中也能窥见一二，“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6] : p. 10)，经典的价值意义不是在于让读书人死记硬背去考科举做官，而在于使人明道，只是后儒不仅不明白圣人的本义，也不明白经典只是学习圣人之道的手段而非目的，才会将重点落在学习经典文本上，而这也是造成后世部分学者认为王阳明只讲“尊德性”而忽视“道问学”的原因之一。就实际而言，王阳明虽然在言语中更加推崇“尊德性”，但原因在于他已然将“道问学”看作为了“尊德性”的工夫，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其实是一回事，最终还是以涵养人的心体为根本的，“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 [6] : p. 138)？与朱熹将认为应当先“道问学”而后再“尊德性”完全将之分为两件事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并且朱子为学讲究“日增”，希望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学到越来越多的知识，而阳明却在早年道教的影响之下认为：“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6] : p. 32)。同时，王阳明所讲的“精一”之“一”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用功时要懂得知行合一。阳明先生认为“知”与“行”从本体上来讲是一个工夫，不一定非要在现实中产生了某种行为才是“行”，而是只要有念头产生就是“行”，同理，倘若知道孝悌之理却不去做，实际上还是不知道孝悌之理，因为真正的“知”是只要知道这个理就会立马去做，也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6] : p. 4)。由此可见，为圣之方之根本还是在于要从心体上用功，一旦心体上产生了欲念，就已然是行了，需要立马去加以省察克治之功，存养本心之天理，去除人欲之杂念，使心体处于无欲之清明状态，发挥心体即良知至善之作用。
用功的同时还需涵养。王阳明所讲的“圣人”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不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就已然是“圣人”之人，王阳明称之为“利根之人”，一种是通过后天学习形成的圣人，也就是普通人。王阳明认为“利根之人”的圣人虽然是“生而知之”的，但“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即圣人“生而知之”的内容只是就义理而言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学习就已然知晓，后一种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圣人的“学而知之”者和“困而知之”者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也主要是义理而非礼乐名物。虽然圣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两种，但除去后一种圣人要学习义理之外，这两种圣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苛，二者都需要就如何涵养“良知”而进行学习，即“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6] : p. 108)。前一种圣人用王龙溪的话来说就是“ 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 [6] : p. 133)的“四无”之人，这类人虽然天生具有良知懂得义理，但还需要后天着意去保全良知，这对于圣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后一种圣人则是钱德洪所讲的心、意、知、物皆有善恶的“四有”之人，他们虽也有良知，但良知大多被后天欲念所遮蔽，因而更要做克己省察的工夫，相对于前一种圣人而言自然便是“学知利行”了。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阳明肯定了学以成圣的途径，但就具体条目而言，普通人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资质才分进行学习，于心体处用功，方可成圣，“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 [6] : p. 32)，施教者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6] : p. 117)“狂者便从狂者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 [6] : p. 118)。
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于圣人的研究是十分透彻的，他在吸收佛道两家思想的同时将之融入了儒家传统思想之中，不仅给众人指明了成圣的途径，还将往常高高在上的远离世俗的圣人转化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圣人，使人们不需要具备外在的丰富的书本知识也能通过“存天理、去人欲”的内在修养而成为圣人，自作主宰。在王阳明以前，圣人都被局限在一定的刻板形象之中，知书达理、博览古今、才高八斗，以至于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接触到圣人，从而人们要想成为圣人也就需要沿袭以往学者的成圣之路，完全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将成圣之路的范围一步步缩小，判断是否是圣人的标准也愈来愈严苛，自然发展到后期圣人也只会越来越少。但王阳明认为对于圣人的外在的评判标准是毫无意义的，外在的知识再丰富若不能将之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良知也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何王阳明说“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 [6] : p. 887)。“每个人的自然肉体生命乃至‘圣人’都会消失成为过去(‘千圣皆过影’)，唯有激发自我的良知、成就自我的圣贤人格，才能成为精神不死、‘生命’永恒的‘神仙’”( [7] : p. 31)。
4. 固圣之要：上下一贯
在普通人的视域中，成为圣人之后就无须担忧了，因为圣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圣人之道的，但在王阳明这里却不是这样。王阳明认为圣人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成圣之后仍需做省察克治、“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6] : p. 32)。成圣于王阳明而言不是外在的需要刻意去追寻的目的，而是人通过修养内心，恢复良知本然之状态后自然而然地会进入的一种境界，是随感即应的无功利性目的的自然之状态。圣人与普通人之间也没有地位上的尊卑、财物上的多寡、等级上的高低之分，二者在地位上、人格上是平等的，只是于后天工夫而不是良知本体上有些子差距，“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耳。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 [6] : p. 124)。王阳明的圣人观指出人人因都具有良知本体而都有成圣的内在潜能，只要去除外在的欲念遮蔽就能够成就道德主义中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通过道德上的主观努力都能实现的道德理想，这不仅为王阳明的“超凡入圣”观和“圣凡平等”观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意味着圣人必然会从高高在上的庙宇神像或书本上的符号、象征走向现实中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因为人人不论高低贵贱皆在本然意义上可以成为圣人，“满街都是圣人”( [6] : p. 132)的景象也必然能真正实现。
王阳明在传讲圣人观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圣人观虽然解决了朱熹单纯依靠外在的天理难以直抵主体内心之良知与道德自觉的问题，也推动了社会百姓个体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但也有许多人对此产生了误解，认为阳明所讲“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6] : p. 48)一句中的“物”被解为“意之所在便是物”( [6] : p. 6)是要人们远离外在事物之意，而不知阳明反对从外在事物上求理只因在于理只能自己心上求，阳明也曾在与弟子的交谈中多次强调“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这些误解也使得阳明认识到，自己的圣人观虽然在大方向上指明了成圣的途径，也在具体日用中指明了成圣之具体工夫，但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即内在化的圣人观在践行过程中应落实到日常具体事物之上，否则便会出现圣人观过于理想化和泛化之问题。按照王阳明的思想，人人都具有本然之良知，只要时时刻刻做克己省察、戒慎恐惧、格物致知等去除私欲之工夫，就自然可以到达圣人的阶段，并且这个工夫只有自己能做，别人是无法替代去做这个工夫的，“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6] : p. 4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圣人的境界。但王阳明一开始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之强烈，其所倡导的内在化的圣人观没有外在的评判标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是狂者、狷者皆可依靠良知之本然状态成为圣人，这就会导致倘若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圣人，就果真是圣人了吗？忽视了众人为恢复自身本然之良知而向内做工夫的同时也需要外界给予一定的关注或使内心之工夫能于外界之环境中落到实处，否则就算主体知道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但若只专注内心修养工夫，只凭主体个人向内做工夫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故王阳明在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为了防止弟子在复心体之本然状态时过分侧重内心主体之道德自觉而流于空泛，便时刻强调在做戒慎恐惧、格物致知等工夫时，应不离日用行常，工夫要在实地上用功，于事上磨炼，切实克己，也只有心定才能不随外物所移，才能立得住，“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6] : p. 14)。且在事上磨炼不是指主观故意去找事情进行省察戒惧之工夫，而是待事物来临时，自然而然地去依良知而行，做到物来顺应，过而不留，不执着于已过之事物，也不预先担忧未来之事件，使工夫每一步都能落到实处，方可成圣，不然终日茫茫荡荡，也是白费气力。
5. 结语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反映自己时代的历史和客观要求的哲学都是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先导，王阳明的圣人观在当时的社会中就发挥了指导社会变革的作用。就王阳明生活的时期而言，将“吾性自足”“圣凡”平等作为良知学之重要范畴的阳明心学，无疑在当时程朱理学的僵化和外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夹缝中高扬了人的价值，促进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对传统“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同时王阳明的圣人观在一定程度上还打破了阶级的固化状态，使圣人由以往普通人难以接触到的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的人格变得更加接近于现实，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成功地“为圣人祛魅，使圣人成为一个内在的观念，从而也开始了它的‘非神话化’(demythologize)的过程” [8] 。当然，即使到了现在，王阳明的内在化圣人观依旧发挥着作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导致许多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由于工作或学习等方面的压力而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而王阳明的心学圣人观恰好能于此处发挥出其现代价值，倘若人们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专注内心的修养而不过分受外在价值观的干扰，于他人不知而己所独知出做戒惧省察之功，想必外在功利性价值观的影响也不过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