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变革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各行业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拓宽信息传播渠道的同时推动数字政府、数字文化、数字产业等新模式蓬勃发展，也对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创新以往传统的捐赠形式，向社会推出行走捐、阅读捐、购物捐、缴费捐等一系列方便、新颖的捐赠模式，同时在捐赠客体层面为用户创建了游戏养成型的虚拟客体转为现实客体的趣味流程，而以上捐赠形式与捐赠客体的深度转变也大大降低了捐赠主体参与公益活动的准入门槛，助推着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走向发展新纪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慈善事业体系变革，建构数智时代下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对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有重大意义 [1] 。然而，继“郭美美事件” [2] 、“尚德诈捐门事件” [3] 之后，再一次引来社会公众对于我国公益事业的信任危机，足见我国当前的互联网公益事业在法律监管、运营模式、理论创新、自身建设层面尚未成熟。本文将从数智时代与互联网公益的概念内涵及特征出发，基于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基本要素和实现路径两个角度，对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进行总结述评。希望能够发掘互联网公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数智时代背景聚焦搭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理论框架，为拓宽公益事业的发展思路提供理论支撑。
2. 主要概念的内涵及特征
2.1. 数智时代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智逻辑、数智产业在内的数智化表征不断嵌入社会的发展之中，带来了文明要素与文明结构的大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兴起，使人类从自我管理为主的IT时代转向创新力为主的DT时代，数智融合成为当下时代的典型特征。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这一阶段，即数智时代。数智时代体现在“数”的规模与“智”的深度的结合，处于互联网技术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向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过渡时期，创造性与破坏性兼具，表现出数据可量化、信息实时化、决策智能化、需求最优化等特点。
2.2. 互联网公益
当前，互联网公益已成为公益捐赠的新途径，逐步进入公众视野，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公益发展现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规模大、效率高、领域广、方式新等方面。罗莹等人认为，互联网公益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策划、发起、组织并在网上或现实生活中完成的公益活动 [4] ，具有便捷性、透明化等特点。于此可总结我国近代“互联网 + 公益”的发展概况，并提出当下的互联网公益事业具有高效、透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杨艳芳补充互联网公益是由普通民众发起，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传播、服务供给，从而实现满足社会公益需求的新方式 [5] 。并从参与性和互动性两个角度，将其特征归纳为参与方式多样化、效率高、互动性强、参与者年轻化这四个方面。
与此同时，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也受到了法律、监管、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存在法律定位不明晰、平台审核不严谨、信息披露不健全以及监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当下网络公益监督层面的首要问题是政府的管理体系与管理能力的缺失以及公益组织内外部缺乏专业的监督体系与监督团队。此外，在社会环境层面中，目前我国互联网公益事业中的公益文化理念落后，且针对该领域的公民社会建设也存在滞后性。
3.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基本要素
以互联网为视角对公益事业进行研究的文献中，首先指明了互联网公益的重要性及可用性。陈一丹(Yidan Chen)强调，互联网与公益事业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二者的结合可以刺激社会重新建立多样化、稳定化和持久化的联系，该举措将使公众、企业、政府与其他各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而确保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6] 。罗杰·贝内特(Roger Bennett)研究调查了九十一家英国公益机构实施在线筹款系统的运营情况，采集的数据表明在线公益机构相较于传统机构更加受到社会的欢迎 [7] 。在此基础上，从多维度梳理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建构的基本要素是保障互联网公益行稳致远的基础。
3.1. 建构主体
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构主体主要有两类：项目发起人个人与企业。柯湘认为，项目发起人会采用自己搭建或借助第三方众筹平台的模式实施公益项目 [8] 。Ines Chicos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平台和公益的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参与公益活动的意图 [9] ，显著支持了可由项目发起人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结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总体也分为两类，以微信、QQ等社交类场景为代表的超级入口和以京东、美团、拼多多等支付类场景为代表的价值交换入口。而企业主要通过建立虚拟空间的入口，譬如App、小程序，实现互联网公益的场景架构。You-Yu Dai等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了解到大多数消费者对使用公益营销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品牌信任度 [10] ，从而倒逼企业建构公益新场景展现其正面形象。
3.2. 驱动方式
数智时代互联网新场景建构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其背后是基于新的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新的联结渠道的公益合作机制，以降低人们接触公益项目的门槛，提升公益服务的供给效率。Sarah Quinton与Paul Fennemore明确阐述了英国公益市场在线社交网络发展的战略营销意义，并通过对十二家英国公益机构与三家数字营销机构进行访谈，总结出英国公益机构与网络结合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品牌控制权、社会外界压力及获得新受众三个方面 [11] 。
从新的技术来看，Kesavan Rupa等人开发了面向公益事业的云化用户推荐和电子管理系统，进行动态更新以适应政策变化 [12] 。无独有偶，Ling Chen等学者也认为可以根据社交媒体的内容位置感知，开发公益活动PWA信息推送系统，实现公益活动潜在用户的精准定位 [13] 。
从新的传播方式来看，有学者指出，腾讯“99公益日”就以三大PC端平台为主体，特定网络流量为辅，从而提升公益项目的曝光度，保障了公益的传播度与互动性 [14] 。Bo Peng认为当前的公益众筹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式公益众筹，它在具备受众广、成本低、影响大的特点的同时，还在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互助精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5] 。
从新的联结渠道看，2020年，Yiting Wang团队参与了中国计算机学会CAD&CG技术委员会、阿里云天池、阿里云DataV等联合发起的“天池同心同德、天池人才抗疫”公益活动。围绕科普宣传、物资供应、趋势预测等多种需求场景，将疫情数据可视化，为防疫工作者提供有效的数据工具。同时，为疾病预防提供可靠、易懂且易于传输的信息，协助政府、企业和机构抗击COVID [16] ，成为较为典型的驱动构建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案例。
3.3. 资金来源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资金来源可从资金使用与募集渠道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资金的属性由金融转向公益，资金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由私人转为共享，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计划。Jiang Haiyue对这款公益产品进行了研究，提出“蚂蚁森林”正利用社会互动来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它将公益活动与游戏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线上虚拟场景与线下实际生活相联系，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17] 。另一方面，国内互联网公益筹资平台呈现出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基金会、电商为主的三足鼎立格局，包括专门性公益平台及淘宝网这类以商业为主的综合性公益平台，不同平台的平均项目筹资额差异也非常显著。国外的关注点主要倾向于利用社会资本与大众合作丰富资金来源的渠道。Yuliarmi等人就使用SEM-PLS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社会资本和合作社赋权对合作社成员的社区福利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18] ，足见资金对于构建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重要支持作用。
4. 建构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实现路径
4.1. 借力数字化手段赋能互联网公益行动
我国科技部等六部门在《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场景创新是以技术应用为导向，供需联动为途径，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增长的过程。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互联网与公益领域的深度融合，创新公益理念和发展模式，成为焦点话题。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展了对数字公益的热议，与会嘉宾提出建设“互联网公益大脑”，建立符合公益事业特点的大数据分析模型。为国内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数字化工具箱”，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互联网公益项目运营、善款管理、公众动员等核心能力 [19] 。同年，小米集团也宣布上线小米公益平台，依托“手机 × AIoT”的优势资源，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公益募捐的新场景。
4.2. 深耕特色行业培育互联网公益新模式
互联网平台正加速在垂直行业落地深耕，广泛应用到钢铁、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30多个行业，为培育互联网公益新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李慧敏从场景理论视角，提出公益众筹元宇宙平台场景建设。利用元宇宙场景的三维建模、动态光场构建等核心算法和裸眼3D、数字孪生、全息成像等技术，模拟捐赠临场感 [20] ，拓宽了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设。邹金利认为，可以通过短视频趣味化、多元化、精准化的传播特点，打破传统公益传播效率低、善款状态难追踪的困境，建构公益传播新场景。代露和卢晓华从虚拟互动视角出发，研究“蚂蚁森林”公益平台这一成功案例，认为“蚂蚁森林”搭建线上互动仪式场景，使群体产生的共享情感不断累积，形成互动仪式链，注重互动体验，推动公益传播创新发展 [21] 。孙智华则综合了元宇宙、大数据、全媒体行业，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人人公益”的互联网公益格局的实践路径。
4.3. 整合区域资源发挥公益平台集聚效应
从“平台 + 区域”的角度看，互联网公益新场景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打造产业集聚新形态。蔡明章等学者认为，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可追溯、不可伪造等特征可以应用于互联网公益的信息安全、数据共享等五个方面，从而搭建公益领域应用的新场景 [22] 。王丽荣认为，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制定数据优化策略，建立数据流动跟踪机制和双向评价的深度反馈控制机制，提升公益信息流转的广度、深度与速度，推动信息透明化 [23] 。在区块链与产业链的双重支撑下，我国数智时代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建构呈现出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一体化，技术、资本等要素共享，保障公益项目行稳致远的新局面。
4.4. 精细各方管控优化公益组织建设环境
互联网公益不断建构发展，公益组织内外部监管控制力度与精细化程度随之逐步递增。金碧华等人指出，应建立专门的、权威的行业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担负起促进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社会责任 [24] 。李旎也从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发挥社会监管作用、增强组织内部监管效果以及构建多元协同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对网络公益组织的监管对策进行了具体分析 [25] 。程令令对培育公民公益精神、加大公益精神的宣传力度进行强调，并建议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大众传媒对现代公益理念进行宣扬。从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公民等多方管控互联网公益组织建设发展环境，互联网公益新场景构建则得以进一步优化 [26] 。
5. 文献述评及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于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体、公益传播机制、发展模式及路径拓展四个方面，也关注到了“互联网 + 公益”的发展困境，从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出发，为破除“数字鸿沟”等困境，赋能公益新场景建构，给出了理论层面的参考意见。但是目前以“数字互联网公益”为主题搜索到的关于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文献，近两年发文数量呈下降趋势，且倾向于关注其现状、传播、风险、筹款的问题与公益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场景，缺乏对数智时代这一背景的关注，对互联网公益新场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研究没有过多深入。笔者将结合文献资料回顾，总结一些建构数智时代下互联网公益新场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期望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
5.1. 攻克“卡脖子”难关，让公益跨越数字鸿沟
当前，我国5G、芯片、CAD等核心技术受到西方国家的打压，产业支撑薄弱。比起研发投入，企业更愿意将资金倾斜于短期收益较大的项目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公益新场景的技术迭代与模式更新。应积极攀登高新技术前沿阵地，拓展网络虚拟服务、信息化的数字功能等 [27] ，将公益服务与智能化平台相结合。还可推出适用于老年人的小程序，简化平台功能，使更多群体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公益，扩大其覆盖面，实现“适老化”、“全民化”公益。立足数字公益的新思路，打造一体式的互联网公益与数字通道，形成线上化的捐助新生态 [28] 。
5.2.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规范互联网公益场景建构
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的公益平台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以解决整合公益资源、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需不断探索适应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公益管理与监督机制，打通立法、司法、工商、科技、文化等各条线，形成联合监督监管体制，要求互联网公益平台可出台公益捐助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对诈捐、骗捐等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定期公示公益款项的流向，加强群众与公益平台的交流，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将慈善公益事业融入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线上办公、“虚拟”产业园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互联网公益场景建构提供新思路，助力数字公益发展。在法律层面上主张坚守底线原则，强化法治意识，提倡健全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把握该领域中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设立互联网求助信息共享制度。在监管层面上主张改革监管体系，强调透明运营，强调改革公益组织的监管体系，明确政府在互联网公益事业中的监管定位，强化公益组织的内外部监管机制。
5.3. 完善人才供需结构，使互联网公益焕发新活力
发展离不开人才，但目前从事互联网公益事业的主体多处于兼职状态，专业素质偏低、综合技能不强。尤其是在数智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这一问题愈发凸显。许多公益项目负责人缺少科学化、持续化的运营能力，对新媒体技术的认知不够，造成公益资源浪费、协作效率低的问题。在建设层面上应增强队伍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建议提升公益事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强化互联网公益组织的队伍建设，增强其自身的社会救助力与公信力。NGO、政府、企业三方应通力合作，加强对互联网公益组成人员的培训，通过科学合法的流程招聘新的人才。与高校开展合作，培育兼具社会工作知识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优惠政策激励广大青年群体参与到互联网公益服务中。为建构数智时代的互联网公益新场景输送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NOTES
*共同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