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1] 。为回应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乡村变革新趋势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9年5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详细规划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根据行动计划，至2025年，乡村数字化转型将取得显著进展。届时，乡村地区5G技术将得到创新性应用，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转型将明显加速，智慧农业的建设将初步显现成效，乡村网络文化将繁荣发展，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也将日趋完善。
2022年S省T村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T村凭借自然资源、政策与人才优势开展数字乡村实践，依托智慧平台开启数字实践网格化治理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目前T村乡村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生牛犊”的成长期，特色产业数字化进程滞后、平台部分模块尚在搭建、评价考核机制不明确等问题较突显，距离成长为“猛虎”仍需进一步努力。数字治理初长成的T村是全国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典型，对于如何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相关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分析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策略及路径，从实践层面分析乡村数字化转型实践及其困境的成果并不多见。经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数字化转型中“乡村不动”现象，即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尤为突出 [2] 。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行动与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主要体现在忽视了村民的真实需求，未能充分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从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环境耦合视角不难发现乡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数字鸿沟、产业瓶颈和治理赤字等实践窘境 [3] 。数字资源投资和乡村治理存在能、利、智、权问题 [4] 。资金缺口大、人才支撑弱、科技创新供给少 [5] 、数字鸿沟 [6] 是数字化乡村振兴政策难以落地的关键所在。上述研究为深度剖析中国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弊病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从数字化落实角度，以现实实践为依托系统分析乡村数字化转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S省T村为例在战略层面梳理乡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意义，分析数字下乡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索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2. 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义
随着中国发展迈入新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社会变迁、经济转型深度融合，数字资源已然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 [7] 。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战略的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提出，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数字中国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中，高质量发展理念占据核心地位。乡村数字化转型作为乡村振兴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具有“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等特点 [8] ，是信息化时代乡村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之一 [7] 。数字乡村治理模式变革的核心在于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关系结构和地缘结构的全面转型，进而构建以交互性和群体结构性为鲜明特征的全新治理模式 [9] 。
推动“数字下乡”，全面建设数字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达成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此举不仅推动乡村经济向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至现代化水平，而且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智能化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二)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赋能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观中明确提出，数字化建设向乡村的赋能主要体现在空间再造、权力整合和利益联结等方面 [10] 。在乡村治理领域，数字技术的运用已突破地理界限，缩减了权力层级，促进了多方利益的和谐共生，进而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实质性提升 [11] 。乡村振兴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发掘新的增长动力，而乡村数字化转型正是顺应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为乡村注入时代活力，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数字下乡”策略的执行质量。只有当数字资源真正满足乡村社会主体的实际需求，并且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才能认定“数字下乡”策略取得了实际成效。这是衡量乡村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三)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变革的迫切需要
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必须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治理手段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转型，以实现简约高效的治理目标 [12] 。精细化的管理和高效的治理方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进一步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贡献。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理念认为，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具有深远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广泛应用，乡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地缘以及文化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这种变革形成了具有交互性和群体结构特征的治理模式，即交互式群治理模式 [13] 。然而，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可能并不在于变革乡村治理，而是要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与转型 [14] 。在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与发展时，应深入理解和把握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现实形势，通过审慎而全面的分析，更好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发展。
3. 乡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推动下，数字化进程正逐步深入乡村地区。数字资源的不断涌入，对于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数字化，关键在于乡村基层的变革，乡村社会的变革是数字资源得以有效应用的前提。乡村数字化转型虽已有宏观的顶层设计和微观的基层实践，然而，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过程并非平坦无障碍，而是面临多重挑战。数字乡村作为乡村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更容易从理论层面构建，但要落实到具体实践之中，则要摆脱诸多实际困境。
T村乡村数字化转型初期，村民接受能力有限、村干部内部思想不统一、公共部门利益难协调等问题纷纷涌现，传统的村务宣传方式效果甚微。如何保障信息安全、如何留住原有治理精英、数字乡村如何与本土文化更好融合、“数字鸿沟”难以弥合等问题仍是“拦路虎”，需进一步探索实践。
(一) “数字鸿沟”难以弥合
在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征途上，旨在着力解决乡村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方面所存在的短板问题。然而，乡村现代化发展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数字鸿沟”不仅深不见底，而且宽不可测。造成这一鸿沟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地区缺乏高质量的网络基础设施，农民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相对较弱，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不足等，原因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障碍。
所谓“数字鸿沟”，一般指不同社会群体在数字或信息技术拥有及应用方面存在的差别，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代际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使用方面的不均衡 [15] 。经过对“数字鸿沟”的深入量化分析，互联网普及率是衡量我国不同地域和群体在信息技术获取及使用方面差异的核心指标。通过严密观察此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城镇与农村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虽然呈现出收敛的态势，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面对乡村数字化转型这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只有这样，才能让乡村地区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浪潮中迎头赶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对于为严重的乡村内在性的、结构性和变动性等困境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内生性问题就是乡村老年化问题 [16] 。在乡村社会结构中，老年群体占据主体地位，成为维系乡村日常运转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需正视这一现实情况，着力解决数字化建设的适老性问题，并应对老年群体在数字化进程中的滞后现象，缩减由老年人群体特征所引发的内在结构性“数字鸿沟”。
(二) 边缘化的“原住民”、外来的“技术流”
随着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迅猛推进以及治理手段的技术化升级，“原住民”(原有治理精英)被逐渐替代，高度依赖外部力量的趋势愈发明显。鉴于乡村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时效性和紧迫性，受制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激励，地方政府普遍追求时效以及短期、外显化的治理绩效 [17] 。依赖原有基层组织在短时间内培养内部技术人才以满足工作需求显然不切实际，现行策略下，为加速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通常采取派遣干部、吸引外来技术人才等措施来组建“技术流”工作团队。伴随“技术流”的加入，对村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但缺乏技术治理经验和能力的村干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传统的乡村治理精英，凭借着丰富的乡土知识和实践经验，长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乡村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治理手段的技术化升级，要求治理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取，往往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而非传统的乡土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然而，对原有治理精英的动员和培训不足，进一步削弱了村庄的内生力量。虽然引入的外部技术人才在短期内能够为乡村数字化转型带来积极效应，但他们对乡村本土文化的了解有限，难以完全融入村庄社会。在与村民互动、建立权威和展现公共领导力等方面，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此外，他们的工作往往依赖于上级部门的权威支持，难以有效推动村庄集体行动的实现。相较于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村庄引进的外部技术人才往往享受较高的薪酬和待遇，但由于尚未完全融入村庄治理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任务时，通常采取“避免出错”的避责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的发展。
(三) 数字技术与乡土特色何以相兼容
数字技术正逐步在乡村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生活情境。这一变革标志着现代科技对乡村传统的重塑与转型。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文化土壤中的扎根与成长，与其对乡土特色的兼容性和融合性密切相关。虽然技术本身具有影响和引导社会选择的能力，但其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对于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至关重要。最终，这些社会需求将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命运。乡村数字化转型与现代智慧城市的建设同样存在显著差异。现代城市因其与数字及信息技术的紧密融合，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其新业态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动力与社会需求支撑。然而，乡村数字化转型则面临独特的挑战，不仅受限于客观的物质条件，还需妥善处理现代技术与乡村传统之间的融合问题。在乡村环境中，居民对数字技术的采纳和应用选择相对受限。若数字技术无法与乡村环境相融合，数字化建设的推进与发展将难以从乡村社会中获得必要的资源与支撑。
随着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逐步深入，乡村社会将迎来众多新元素与变革。这些新元素与变革要获得地方社会与文化的接纳与认同，才能有效转化为真正的发展动力，并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唯有如此，新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固有成员才能实现和谐共生。
(四) 数字平台建设“悬浮”表面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坚决落实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并全力投入数字乡村平台的建设工作，积极筹措资金，建设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然而，在政治锦标赛的行动逻辑下，地方政府普遍担心在核心考核指标上落后于人，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乡村领导层与很多企业和团队在探讨研发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基础架构的稳固性，更关注于实现各种炫酷的功能和界面，却忽视了背后的技术支撑和用户体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相伴随的是投资额过高、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
以S省T村为例，该县于2022年成功搭建了包括“MLT”治理平台，平台涵盖乡村企业管理咨询、智慧党建、线上农产品销售等三大板块，旨在推动治理重心智慧迁移、倡导助农爱农、推动信息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该县为此累计投入了4200万元经费，占该县2022年度财政收入的2.14%，这一投入对当地公共财政支出造成了一定压力。此外，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各类数字平台和设备难免会出现损耗，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更新，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同时，平台运营缺乏统一协调。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与绩效考核标准，各部门均已自主开发相应的政务小程序或信息系统。在当前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下，部门间尚未实现全面的数据共享与互联互通，数字平台重复建设的问题较为突出，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在应用层面，当前各部门数字化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大多局限于信息发布和通知公告，与传统的政务网站功能相似，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初心存在较大违背，制约了平台建设效益的充分发挥。
4. 驱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国家推动乡村建设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行动，同时也是乡村社会自身在不断现代化、信息化进程中的自我变革与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国家积极投入公共建设力量，推动乡村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广泛推广与应用，旨在提升乡村现代化水平，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乡村社会转型与变迁的重要过程，数字乡村在内生需求的驱动下，通过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不断扩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开创出更多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新场景、新形态，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信息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以确保乡村地区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
(一) 多主体共建机制
数字乡村共建机制是推动、组织和保障其建设进程的重要基石。在乡村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与发展中，以及不断提升乡村社会生活条件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合力，实现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目标。单独依靠国家、市场或技术人员等单一力量，难以全面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宏伟蓝图。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汇聚包括多个政府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乡村数字化转型稳步向前推进。
在推进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社区以及广大乡村居民等众多参与主体。这些主体在建设中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否真正成为这一建设行动的核心主体，对于实现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确保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必须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主体性作用，形成强大的共建合力，各参与主体在建设过程中达成高度共识 [18] ，共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乡村生态模式，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乡村发展，造福广大村民，共同开创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新局面。
(二) 构建内外部创新合作型人才支撑体系
构建乡村数字化内外部人才合作桥梁，不仅能够弥补乡村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还能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原有治理精英与外部技术人才交流与合作。对原有的乡村治理精英进行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紧跟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培训内容应涵盖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分析、信息化治理等方面，结合乡村实际，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定期更新培训内容，确保培训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对于引入的外部技术人才，除了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外，还应加强对乡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通过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等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乡村社会，增强与村民的互动和信任。通过设立联合工作小组，共同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项目，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治理体系内部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对“原住民”的培养和人才挖掘，通过设立激励机制、提供发展平台等方式，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发展。同时，加强对村民的数字素养培训，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在保障“技术流”薪酬和待遇的同时，注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根据其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实际贡献和表现，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晋升机会，鼓励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为乡村治理精英和外部技术人才的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提高村民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和参与度，推动乡村数字化可持续发展。
(三) 因势而动，量力而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乡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乡村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避免盲目跟风或过度投资。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口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应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优势，制定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策略。同时，乡村还应注重培养自身的内生动力，通过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政策走向，灵活调整发展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加强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引入外部资源和技术支持，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注重农村发展差异，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同时，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避免在转型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或丧失乡村特色。
(四) 推动乡村数字化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乡村数字化转型旨在推动农村社会迈向数字化，使数字社会的红利惠及农村居民。要秉持人民至上的积极治理观念，注重主动联系和服务群众；强化制度执行力和依法治理责任，精准化回应群众诉求 [19] 。将农民需放在首位，改变以往过度追求技术而忽视服务的局面，促使乡村数字化转型逐步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回归公共服务本位，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乡村数字化转型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一是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乡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民群众能够享受到高速、稳定、安全的网络服务。同时，紧密围绕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着力解决乡村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信息技能与村民素质不匹配、信息技术实施与乡村组织承接难题等问题，确保技术与实际需求的紧密结合 [20] 。整合各类资源，加强农村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平台建设，利用数据分析准确把握农村居民的动态需求和期望，实现服务重心下移、服务下沉、向下负责，提升村民政治信任；二是要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三是要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干部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乡村数字化转型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前行；四是不断完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外流、老龄化趋势严重等现实问题，推动各类数字治理应用软件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发绿色“老年模式”，改善人机界面设计，提升老年用户体验感。
5. 结论与讨论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同时，在推进乡村数字化进程时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乡村之间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乡村数字化进程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要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数字化转型新模式。
通过实施多主体的共建机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互助交流，协助乡村管理者更好地了解乡村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为乡村数字化转型提供精准的数据分析和解决方案，帮助乡村居民更好地理解和参与乡村数字化转型，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汇聚各方资源、智慧与力量，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共同助力数字乡村的建设；协助乡村管理者对乡村数字化治理进行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借助数字新平台所构建的共享机制，实现资源、信息与成果的共享，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不断调整和优化数字化发展路径，为数字乡村的建设和维护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支撑。通过明确主体性、实现多主体协调以及构建“三共”模式，将确保乡村数字化转型项目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乡村振兴和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