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高铁代替了绿皮火车，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快速且便利。即时通讯技术取代了信件，使得远隔千里的两个人可以在几秒钟内实现通讯。互联网工作平台的出现，让人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5G网络的出现与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使得“居家办公”成为常态。在传统的观念中，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应该是劳动力的解放，人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好使得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事与愿违的是，与科技发展同时到来的却是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躺平”、“摆烂”、“佛系”、“工作无意义”、“生活无意义”等词条充斥着以当代青年人为主体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描绘了一幅当代青年人群体性的“心理图景”，也揭示了他们目前的集体心理状态。针对这种现象，吴裕根(2007)认为，科技进步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诱惑着当代青年人的“物质欲望”，挤压了“精神欲望”的空间。这就导致了由传统文化所建构的社会意义系统快速地解体。这种社会意义系统的解体使得青年人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进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路阳、张敦福(2023)则认为，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主导意义系统中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连接发生断裂导致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这种生活意义的失落也被称为“意义贫困”。虽然这两篇文章对我们理解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问题极具意义，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社会加速”这个时代背景在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希望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理论，来分析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具体形成机制。
2. 何为“社会加速”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周围的世界，你可以看到街头巷尾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看到地铁中拥挤的人群，看到在工位上进行“多线程工作”的文员。我们不经要问，为何现代人那么忙？他们的时间都去哪里了？针对这些问题，哈特穆特·罗萨(2018)在其“社会加速”理论中给出了解释。他认为，自18世纪以来，现代人经历了一场“社会加速”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现代人的“时间体制”也在发生着改变，并且重塑了现代人对“时间”的感知。而现代人对“时间”感知的重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以上三个维度的“时间”感知综合起来，就形成了现代人所能感知到的“社会加速”。
2.1. 何为“社会加速背景”
“社会加速”本质上是当下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时间”概念的指向。“时间”的指向意义开始泛化，仿佛一切原来“非时间”的东西，比如人的劳动、价值与意义等都可以用时间来进行“历时性”的认识。这就意味着“社会加速”不仅仅改变了人对“时间”的感知，还改变了人对“时间”的认知与概念使用。“时间”被泛化的使用着，并在当下这个时代成为了衡量“意义”的标准。故而，可以说，当下是一个以“时间”为认知核心的时代。而“社会加速”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原征，2023)。在这种“社会加速背景”下，当代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多改变。如焦虑、抑郁、压力过大等等心理问题也随着而来。所以，胡曼君(2021)认为，当代青年人的焦虑心理主要是“时间焦虑”。“时间焦虑”的来源是“社会加速”这个社会背景。“社会加速背景”的研究也是对当代青年人心理图景的研究。
2.2. 科技加速
作为现代人，我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就可以感知到科技的加速。交通工具越来越快，网速越来越快，工厂中机器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它们都仿佛为着一个特定的目标而被植入了某种“加速器”，永不停歇地，越来越快地运转着。哈特穆特·罗萨(2018)指出：“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科技加速的表象。科技加速的深层含义是，科技的高速发展正在重构现代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认知。例如，如果你问一位古代进京赶考的举子：“北京有多远”？他可能会告诉你：“遥遥千里。”如果你问现代人同样的问题，他大概会回答你：“坐高铁大概七个小时，如果坐飞机则只需要三个小时。”从这段“虚拟”的对话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人会下意识的采用“时间”作为“空间”的计量单位。这就意味着，“空间”在现代人这里是可以被“时间化”的，现代人对“物理空间”的感知正在被“物理时间”取代。而现代人感知到的“物理时间”加速就是科技加速。
2.3. 社会变迁加速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空间、生活习惯、流行话语以及实践形式的快速变革。例如，今天还在你家楼下买茶叶蛋的早餐店明天就可以消失了。这个月也还颇为时髦的衣服下个月就进了“促销专区”。上半年还是最新款的手机，下半年就已经“过时”。今天的社会热点事件明天就会被新的事件覆盖。这种种的社会变化使得现代人常常陷入一种“旧的事物还未来得及消化，新的事物又接踵而至”的惊愕中。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现代人很难在既往的社会经验之上建构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即现代人既往经验与未来期望之间的“可信赖程度”高速率地衰退。现代人对这种“可信赖程度”衰退速率的感知就是社会变迁加速。
2.4. 生活节奏加速
由于社会变迁加速的存在，现代人对既往经验与未来期望往往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链条。这种认知链的断裂的使得现代人难以对过去所经历的事件形成经验，又无法对未来要发生的事件形成预测与期望。这意味着现代人实际上生活在对“现在”所发生事件的“体验”中。徐律(2023)从认知模式的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当依附于过去经验的习惯等传统常识难以解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时，认知中轴逐渐由过去转向诸如各类事件所突显的现在，这基于现在的时间维度的事件型认知模式取代基于过去的时间维度常识型认知的过程。事件型认知模式下，事件所依附的现在，不断被压缩、愈发瞬时化，经验难以与愈发短暂的现在相关联，以过去为中轴的整全认知链(过去–未来)被打断，身处认知游离状态的个体其社会认知与想象将不断延展。”在这种“事件型认知模式”的影响下。当现代人拥有可以体验新事物的机会时，这种认知模式就会转化为一种心理动力，推动着的现代人去尽可能地体验新事物。又由于人类生命是有限的。这就使得现代人如果想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更多地体验新事物，就必须压缩体验每一件新事物的时间。而科技加速与社会变迁加速导致社会中新事物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现代人体验的速度。这就使得现代人主观上总感觉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即现代人的“时间匮乏”。现代人对这种“时间匮乏”的感知，就是生活节奏加速。
3. 社会加速与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
“意义”问题是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末“意义心理学”取向的出现，使得心理学界开始强调“意义”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个取向中的“建构主义”认为，事件、事物、符号等等“心理客体”对于“心理主体”并不是直接给定的，而是在心理实践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所以，“意义”的获取过程是一个基于“心理主客体”间、具有“时间性” 的“建构”过程。(李炳全，2006)但是，人类的意义获取也是需要场域的，人们只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场域中“建构”意义。而生活就是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一种意义“建构”场域。而在这种生活的场域中建构的“意义”就是“生活意义”。
对于生活意义的定义，笔者采用的是朱健刚(2021)的说法：“所谓意义是指与人们认可的价值向关联的某种时间结构。换句话说，人类生活的每一刻都承载着对过去的觉醒(记忆)和对未来的参与(期望)，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等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变化形成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定义中解析出生活意义建构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生活意义的建构中必须存在一组“主体”与“客体”。因为生活意义必须与价值相关联，而价值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意味着一种的“主体”对其“客体”的指向性评估。第二，“生活意义”的建构必须发生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生活意义建构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吸收、内化并在“客体”中嵌入“主体地位”的过程(曾誉铭，关韶华，2020)。这个过程也是“主体”对“客体”形成经验的过程。又因为经验的形成就其时间维度而言是指向“过去”的，就其应用而言则是指向“未来”的。所以，经验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连接。这种连接构成了生活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时间结构。如此，对生活意义进行建构就要求“主体”对“客体”必须具有长体验\长记忆。因为在短体验\短记忆，只能形成个体感官上的“经历”，而无法形成“主体”对“客体”的经验，也无法形成“主体”对“客体”的意义赋予。所以，以上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不成立，则意味着在其基础上进行的生活意义建构也不能成立。社会加速即是通过消解这两个基本条件中的其中一个，继而影响到当代青年人对生活的意义赋予。当然，生活意义是宽泛的综合概念，其中包含事件意义、物件意义、工作意义与人际关系意义四个方面。笔者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阐述社会加速是如何导致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
3.1. 事件意义的失落
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件，“收到一条微信”就构成了一次“通讯事件”，“出门旅游”就构成了一次“旅行事件”。但是，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事件对当代青年人而言有着与过去不同的感受。在信件通讯时代，通过信件来完成一次“通讯事件”是极其漫长的。而完成一次“通讯事件”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十分珍贵的生活体验。所以他们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通讯事件”进行处理。由此形成对该“通讯事件”长久的体验与深刻的记忆，并会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经验，进而为其赋予意义。当下，即时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讯事件”的周期大幅缩短。这就使得当代青年人在几秒钟内完成一次“通讯事件”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也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处理的“通讯事件”将无限增多。这种情况下，当代青年人无法像信件时代的人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每一个“通讯事件”，自然也无法对每一个“通讯事件”形成长久的体验与记忆。更遑论对其形成经验并赋予意义了。对当代青年人而言，处理“通讯事件”不再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负担”。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旅行事件”中。过去，因为交通的闭塞，旅行是一件极其珍贵与奢侈的“生活事件”。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准备一次旅行。这使得他们会深入的游览并了解每个旅游景点，由此获得对此次“旅行事件”的长久体验与深刻记忆。这种长体验\长记忆的“旅行事件”会被他们内化为自身的经验，并赋予其意义。当下，随着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旅行的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代青年人们拥有了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引诱着他们去用更少的时间体验更多的景点。23年爆火的“特种兵式旅游”就是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采用“特种兵式旅游”策略的青年人们无法对其游览的每一处景点形成长久的体验与记忆，也无法形成经验，自然也无法为其赋予意义(舒添，2023)。
上述两个案例表明。对当代青年人而言，社会加速在缩短“事件”周期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件”随之增多。事件型认知模式的指导下，当代青年人为了体验更多的“事件”，就会尽可能压缩自己体验每一个事件的时间。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对自己经历的事件形成长体验\长记忆，也无法形成经验，进而无法为之赋予意义。他们体验的事件最后都成为了过去的“记忆碎片”。这种过去的“碎片化”也使得当代青年人生活中的事件变得“没有意义”。过去的“碎片”一旦多起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没有意义”的“忙碌”状态中(胡曼君，2021)。在这种“忙碌”的状态下，当代青年人的事件意义也就失落了。
3.2. 物件意义的失落
人对物件的意义赋予过程与对事件的意义赋予过程相似，同样要求“主体”对“客体”进行长体验\长记忆，并将之内化形成经验，进而赋予其意义。过去，因为购买渠道的缺少与物资的匮乏，所以人们对身边的物件往往抱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态度，在生活中格外珍惜，并反复使用它。人们可以在对物件的使用过程中与其反复互动，并在这种反复互动中形成长体验\长记忆。这样就可以对物件形成经验并赋予意义。随着社会加速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当代青年人身边的物件开始丰富了起来，购买渠道也多了起来，并且物件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化导致了当下人与物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吴宁与孔静漪(2024)在其文章中将这种变化描述为：“物件的频繁更迭使得人与物的稳定关系难以建立。只有长时间的存在，自我才能融入物中。如今物件更迭速度越来越快，道德消费已经取代物理消费，人们在东西坏掉之前就将其替换掉。因为高效率的创新使得它们在达到物理寿命极限前就被淘汰了。随着物件更迭加速，人们对于物件也越来越陌生。产品更迭的周期渐趋缩短，人们对新产品的学习适应能力被迫提升。”
通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代青年人对物件的态度与过去人们对物件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当代青年人与物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对自己使用过的物件不太可能形成长期且反复的使用。这就导致其无法对物件形成长体验\长记忆，也很难将自己融入物件中形成主体性意识，更无法对物件形成经验，自然也无法对物件倾注感情，赋予意义。
3.3. 工作意义的失落
在当前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工作无意义”已然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并且与之相关的语词，如“打工人”、“摸鱼”等，也开始甚嚣尘上。从这种现象中，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工作无意义”似乎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心理常态。针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赵温馨(2023)解释到：“工作无意义话语流行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青年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的消极劳动心态是对自身逐渐丧失工作主体性的一种精神反抗。”那么，我们不经要问，当代青年人的工作“主体性”为何会丧失，又是怎么丧失的？
“工作主体性”丧失的原因，可以在社会加速内嵌的“资本逻辑”中找到答案。韩升与段昀辉(2023)在介绍罗萨的“资本逻辑”时指出：“由于资本的根本属性是自我增值，而资本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身的无限增值。根据资本的总公式G-W-G，想要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就必须缩短资本循环与资本周期的时间，通过加快资本的流动速率来实现单位时间中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也要求社会的运行速度必须加快。故而，社会加速的底层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即“效率逻辑”。这种“效率逻辑”规定了资本必须以“提升效率”作为实现自身无限增值的手段。而“提升效率”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对生产者的工作时间进行精确的安排，并对其工作内容进行细致的“分化”。对生产者而言，为了保证自己在加速的社会中不被“淘汰”，就必须将“效率逻辑”内化为自己的“工作逻辑”，并接受资本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安排与工作内容的分化。
在“效率逻辑”的驱动下，资本对工作时间的精准控制和对工作内容的细致划分，对生产者造成双重影响。首先，对生产者而言，工作时间不再是自己的时间，而是被资本精确安排的时间。如此，生产者就很难对工作时间形成“主体性”意识。其次，被资本细致分化的工作内容要求生产者只能重复执行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其中一个步骤，使得生产者无法看到自己最终的劳动成果，也就无法在劳动成果上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两个结果共同导致了生产者在工作中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既然生产者无法在工作上获得自身“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其也无法以“主体”的地位对作为“客体”的工作进行意义赋予。当代青年人作为当下生产者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自然成为了工作“主体性”地位丧失的主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当代青年人也渐渐的丧失了对工作进行意义赋予的能力。因此，“工作无意义”就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心理常态”。这就是社会加速导致工作意义失落的过程。
3.4. 人际关系意义的失落
人际关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了个体之间的物质、信息、情感交换与沟通的渠道。同时，人际关系还是人们意义赋予的重要场域。人们总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与他者互动，也在互动中为每个关系赋予意义。但是，随着社会加速，当代青年人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意义赋予也随着发生改变。“搭子文化”、“浅社交”、“塑料感情”、“宅男宅女”等网络热门词条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暂时性”与“弱关联性”(贺嘉乐，2024)。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人际关系意义的失落。那么，社会加速为何会导致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出现这些问题？以及社会加速是怎样使得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意义失落的呢？针对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社会加速改变了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中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权重。在社会学当中，一般将人际关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人的天赋而建构的初级关系。例如由“血缘”建构的“家人”、“亲戚”等关系。或者由“地缘”建构的“同乡”、“邻居”等关系。这类人际关系因为具有天赋性，所以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在这类人际关系进行的意义赋予也是稳定的。第二类是基于工具性目的建构的次级关系。例如基于“业缘”建构的“同事”、“领导”等关系，或者基于“趣缘”建构的“牌友”、“车友”等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其“工具”的属性，会随着工作的变动或者兴趣点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故而是不稳定的。人们往往难以为这类次级关系赋予稳定的意义(李汉宗，2013)。社会加速为整个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当代青年人为了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状态，不得不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进行频繁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血缘”与“地缘”这种初级关系很难为他们提供工作与生活上的帮助。对当代青年人而言，反而是“业缘”与“趣缘”这种次级关系的作用更大。如此，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权重就发生了改变。也正是这种权重上的改变，导致了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再稳定，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其次，社会加速还在时间层面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意义赋予。因为人际关系的建构与意义赋予直接与时间挂钩(粟花，2021)。如同当代青年人在事件与物件上的意义赋予一样。对人际关系的意义赋予也要求人们对某种人际关系进行长体验与长记忆，如此才能形成对此人际关系的经验，进而赋予意义。但是，社会加速在为当代青年人提供更多社交渠道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建立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而体验与维系人际关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例如，在过去，一个人或许一生只会在一个地方从事一种工作。其在工作与生活建立的人际关系往往非常简单且稳定。如今，在加速的社会中，当代青年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与不同的人或群体建立关系。从而导致了当代青年人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也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在压缩处理每一个人际关系的时间。时间上的压缩又使得他们无法对人际关系形成长体验与长记忆，自然也难以对所有人际关系形成经验，更遑论对其进行意义赋予了。
最后，除了时间之外，空间也是影响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意义赋予的重要因素。因为空间上的距离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关联强度。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科技加速使得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发生了改变，现代人更加倾向于用时间来认识空间。这种现象在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建构过程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过去，人与父母的人际关系关联强度往往是在“空间”中进行评价的。“父母在，不远游”、“床前尽孝”是评价与父母关系关联强度的标准。现在，由于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加速。当代青年人与父母之间的人际关系评价标准从“空间”转向了“时间”。他们会认为“多久给父母打一次电话”、“打多长时间的电话”、“多久回一次家”就是与父母关系关联强度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时间”取代“空间”的过程中。对当代青年人而言，“空间”在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变得不再重要，“时间”的地位大幅上升。“空间”的地位下降，使得当代青年人越来越漠视“空间”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这种漠视导致了他们人际关系关联强度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意义赋予。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关于“社会加速”背景下的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成因的五点结论。第一，“社会加速”作为当下时代的现实背景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第二，在当代青年人的事件意义方面，“社会加速”可以通过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数量、加快事件周期，来迫使他们主动地“压缩”自己体验每一个事件的时间。通过这种对事件体验时间上的“压缩”，使得当代青年人难以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赋予意义。第三，在当代青年人的物件意义方面，“社会加速”通过增加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件数量、加快物件的迭代速度，使得他们难以对身边的物件形成长时间的、反复的互动。从而导致了当代青年人难以为身边的物件赋予意义。第四，在当代青年人的工作意义方面，“社会加速”利用其内嵌的“效率逻辑”消解了当代青年人对工作的“主体性”地位，进而使得他们无法为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第五，在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方面，“社会加速”通过改变他们人际关系中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权重、增加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数量、“压缩”他们建构与维护人际关系的“时间”、降低“空间”在人际关系建构中的地位等四种形式，使得当代青年人难以在“加速”的“社会”中建构稳定的人际关系，同时也让他们难以为自己人际关系赋予稳定的意义。第六，“社会加速”通过对当代青年人的“事件意义”、“物件意义”、“工作意义”、“人际关系意义”进行影响。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代青年人整体性的生活意义失落。以上六点结论充分证明了“社会加速”是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重要原因。这也在提醒人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要更加关注“社会加速”对生活意义的影响，特别是对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同时，在分析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成因之后，未来的研究就应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重建”上。在“重建”问题上，虽然罗萨有提出过“共鸣”理论来作为解决途径。但是在理论的实践方式上，罗萨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学界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比如可以用“日常仪式化行为”理论来指导当代青年人的生活实践，帮助他们“重建”“生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