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国家教育建设的不断深入，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完成，高等教育扩张稳步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经历了一百多年，从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建设腾飞，2010年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方针。高等教育建设发展迅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1999年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 [1] ，到2009年，在校大学生总人数达到2144万人，增长了两倍 [2] 。到202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已经达到4763.19万人 [3]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得到重视。高校培养高端技术型人才，同时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人文素养，是学生跳出中学框架，向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同时，高等教育扩招从逐步提升受教育人数转向到不断强化教育质量和水平，从培养精英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体现的是国民受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提升。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科研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点场域。人才推动创新，创新给予一个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学和国家发展关系密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动力源泉。高等教育和就业密切关联，高等教育获得因此和社会地位、阶层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高等教育扩张背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问题仍然明显存在。高等教育不平等体现在不同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之中。不同性别、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地域的人群都会面临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情况。其原因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因此，高等教育获得问题是社会平等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平等化的过程也是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
教育获得平等，不仅指教育机会平等，也需要教育质量的平等。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又需要在教育的录取和就业的环节同时做到平等。教育质量的平等体现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上的平等。“尽管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但如果资源分配差异超过了社会良性运转的限度，势必会带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 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当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带来过大的贫富差异和阶级固化时，将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这种现状加以分析以及对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提出建议。
2. 文化资本理论与现实假设
2.1. 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解释目前中国的状况。该理论指出，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环节。文化在私有制下成为一种资源。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通过学校教育这一场所转换成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强制性力量。这是社会权力积累的附加环节。而教育是文化、权力、阶级运作的重要机构。
2.2. 文化再生产
“现代社会以科学知识为主线进行社会体系的调整与组织。文化再生产在具有独立特性的学校教育中，实现了文化特权的再生产与再分配。” [3] 而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资本也具有积累的特性。例如，优势阶层的子女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而更丰厚的文化资本可以帮助子女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因此文化资本是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文化再生产理论考虑到文化资本在代际间的传递性和积累性，对于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
2.3.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教育扩张并不会直接带来教育的平等化。因为在文化再生产的环节，教育扩张之后，“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新机会，会被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占据优势的阶层所获得，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才会下降。” [4] 。
在MMI假设下，教育扩张和教育的平等化并没有直接关联。反而有一定几率加深教育的不平等。并且，教育扩张在兼顾缺乏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的同时，给上层社会群体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社会的教育不平等程度被扩大。上层社会群体更容易通过父代积累的文化资本进入重点大学或成为高学历者。而下层子女进入高校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升高，相对于已经完成全民普及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在个体的职业获得和地位获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子代发展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扩大。高等教育部门成为教育均等问题集中体现的场所，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平等的重要环节。
3. 教育不平等现状分析
3.1. 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
王立军老师在2022年关于教育领域性别分层的研究中指出，小学、初中阶段，男女没有明显的受教育水平差异。高中男女受教育水平差异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15岁女性入学比例高于男性。而大学阶段，即从17岁开始，性别教育差异在此前高中的性别教育差异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19岁的女性受教育年龄比同龄男性高0.47年。
女性高等教育获得的占比自新中国建立起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时，本专科在校女学生占比已经超过男性。虽然女性和男性在重点大学的入学率方面仍然存在差异，但差异有逐年减小的情况。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出现明显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在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3.2. 教育获得地区不平等
1) 发达与欠发达区位差异
在性别差异缩小的同时，地区差异仍然存在。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获得存在机会不平等、质量不协调等问题。高校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区位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高等教育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层群体倾斜。例如，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共有普通高校共92所。其中包括本科高校67所，专科学校25所。数量和密度远高于其他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北京的大学在招生时又对省内的学生有所倾斜，对本地学生的录取率更高、录取分数更低。总体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获得在地域上表现为，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多于相对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又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即高考录取计划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不同地区的考生面临不同的命运的情况。这样的“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已经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将面临更大的教育不平等。
2) “高考移民”与地区不平等
地区差异已经存在，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进行“高考移民”来打破或利用这种不平衡：让孩子在教育资源优越的省接受教育，再回到教育资源落后的省参加高考，以获取更高的名次。而有能力选择高考移民的父代本身已经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不论是资源倾斜还是“高考移民”，都只会加剧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情况。
3.3. 教育不平等的积累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不同阶层通过三个因素在个体选择上产生差异：升学成本、毕业概率、毕业收益。以底层子女的教育为例，底层家庭的收入水平低，高等教育支出对于他们而言会带来一定压力。因此，部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即女孩子不上大学，把钱省出来供家里的男孩上大学的情况。这样的家庭中，由于父代缺乏文化积累，且子代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产生厌学情绪，子代顺利毕业的几率小于精英阶层的子代。最后由于底层家庭缺乏文化积累，子代也缺乏学习的动力，子代的教育成果以及获得的教育回报会少于精英阶层。
教育不平等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社会资本在家庭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已经很难成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 [5] 目前的中国社会，就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直接指向了就业不平等。下层子女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由此导向了社会阶级固化。
文化资本并不是显性的权力。正是由于文化资本潜藏在财富、政治地位之下，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时更不容易被看到。但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想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抓住教育获得不平等的问题。在义务教育得到普及的情况下，推动高等教育扩张也要兼顾公平性和正当性。
4. 文化资本理论带来的教育建设启示
4.1. 完善财政手段平衡教育资源差距
目前，中国各地高校资源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设施，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和平台。而欠发达地区缺乏教育资源。面对机会不平等，政府应当使用财政手段，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用国家力量弥补文化资本差距。欠发达地区政府一方面给地方高校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完善高等教育奖助学金体系，既可以让贫困家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校接受教育，也可以通过奖学金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
4.2. 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可以为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例如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方式，解决困难学生在学费、住宿等方面的负担。此外，通过普惠的经济援助，社会福利可以帮助缩小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机会获得差距，帮助建立相对公平的教育系统。通过经济支持，社会福利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共享，促进更多学生平等获得高等教育。为个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福祉。目前我国不少高校已经建设了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助学金申请咨询、经济援助指导和学业辅导等服务。此外，还有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和就业指导中心，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职业发展指导。针对困难学生，各级政府和学校也设立了助学金和贷款，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大学教育。
4.3. 改进高校系统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系统内数量增长与结构、质量、效益相互和谐的整体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要义和真谛所在。” [6] 大学需要转变管理模式，优化学科结构，构建多元化的课程模式。高等教育的效益改善是实现数量增长和结构、质量和谐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高校和社会之间应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实现知识转化和技术创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和智力支持。在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只有在这种综合发展的基础上，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
5. 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始终是个体积累资源的重要环节，也是最终职业地位获得的关键。近些年，人口增长趋势放缓，而就业压力激增，高等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目前，高等教育获得的地区差距明显，不同地区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并不平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子女往往在高等教育获得上占据优势，且这样的优势会随着代际传递，最终造成社会分层的固化。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更多出身底层的子女可以获得进入高校的机会，但并不足以使他们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多优势。资源仍然掌握在上层群体手中。
完善高等教育获得公平性可以减少高等教育获得的地区差异，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培养更多人才，通过本地的人才政策鼓励他们毕业后参与家乡建设。此外，可以促进当地人的文化资本积累，帮助经济落后地区搭建教育平台，让更多落后地区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到高等教育建设和地区经济建设中。长此以往，地区间的教育差距缩小，代际间形成文化资本的传递，高等教育获得的差距缩小，当地的经济也会得到发展，更加有机会吸引外来人口参与到建设之中，形成良性循环。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是消解阶层固化的突破口。高等教育是很多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目标和途径。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招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的重要性在增强。底层子女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在走出学校后也没有家庭资本的帮助，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最终仍然没有机会向上流动 [7] 。因此目前看来高等教育实际上仍然在固化社会阶层的阶段。因此想要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性是必由之路。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公平化可以帮助下层子女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