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翻译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加深，中文翻译作品的数量与品质均得到了显著提升。译者个人对作品的解读差异导致了翻译文本在语言结构和特性上的多样性。“使”字句作为中文中的一种常见句型，在各种翻译文本及原创作品中的运用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这一句式不仅在语言学、语用学、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内得到广泛研究，而且对深化我们对中文及其语言学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析原创中文小说文本与汉译小说文本中“使”字句的使用情况，探究其特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问题：1) 《双城记》的汉译本与原创中文小说在“使”字句的使用频率上是否有所不同？2) 《双城记》汉译本中的“使”字句分别对应哪些英文句型？3) 译者采用“使”字句转化相应英文句型的根据是什么？
2. 与使字句相关的概念
“使”字句，无论在书面还是口头表达中，均扮演着表明两个事件间因果关系的关键角色，其中一个事件(原因)引发了另一个事件(结果)的发生。使役结构依其形式可以划分为词汇型、形态型与分析型三种主要类型。词汇型使役结构属于隐含使役，其中不涉及形态上的变化，比如一个原本不及物的动词被赋予及物性，从而获得表示致使含义的能力。形态型使役结构通过添加词缀或进行语音变化而形成，如英文中的形容词通过加入后缀-en转变成动词，或古汉语中使用特定的致动词形式。分析型使役结构则通过引入专用的使役动词构建，这些使役动词与表达结果的谓语在结构上保持独立性 [1] 。
使动句特指那些含有如“使”、“令”、“让”、“make”、“let”等使役动词的句子，这类句子的主语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目的是描述主体如何引起某个结果的发生 [2] 。与此同时，役格句并不直接使用使役动词，其谓语本身就具备使役功能 [3] [4] ，这类句型通过带有致使意义的谓语动词来直接表达事件的变化及其起因。例如，“规范作风”或“This film amused her”中，“规范”和“amused”便承载了引发变化和状态转换的意义，无需借助使役动词来明示使动含义。
在汉语表达中，使役句往往含有明确的标志词，即使役动词如“使”、“令”、“让”，这些使动句中的使役动词为句子的显性标记；相对地，役格式结构中使役动词以隐含形式出现，无明显标志词，故为隐性标记。“使”字在汉语中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显性标记，在使动句构造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3. 《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的应用与分布
3.1. 宋译本和石译本与汉语原创小说中“使”字句的应用对比
为对比汉语原创小说与《双城记》译本中“使”字句的使用状况，本文选取了莫言小说与钱钟书小说为汉语原创小说进行比较。通过下载正式发行本并进行电子文本转换、文本清理等步骤，得到汉语原创小说文本及《双城记》译本语料库，再通过语料库检索工具分别获取每一本汉语原创小说文本以及《双城记》译本中“使”字句的出现次数以及出现频率，完成对《双城记》宋译本以及石译本和莫言小说《红高粱》《丰乳肥臀》《蛙》和钱钟书小说《围城》的定量分析，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Frequency of using causative sentences in origin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two translations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表1. 汉语原创文学作品与《双城记》两个译本“使”字句使用频率
根据上表可知，“使”字句在宋译本和石译本中分别出现248次和145次，宋译本中“使”字句的使用频率最高，为每千字1.02次；石译本次之，为每千字0.48次；这些译本中“使”字句的使用频率均显著高于汉语戏剧原创作品(P < 0.05)。
3.2. 《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的具体应用
3.2.1. 《双城记》汉译本中与“使”字句对应的英语语句结构分类
通过对《双城记》中“使”字句及其相对应英语表达的深入分析，揭示出其英文结构主要涵盖六种类型：
A) 使动式，基本结构为使役动词 + 宾语 + 宾补：
(1) Be that as it may, a change in his position making him conscious of a bar of light across his face.
宋译本：这使他觉察到有一束光线照在他脸上。
B) 役格式，基本结构为役格动词 + 宾语：
(2) Miss Pross had nothing beautiful about her; years had not tamed the wildness, or softened the grimness, of her appearance.
石译本：虽然上了年岁，未曾使她外貌上那股野性有所驯化，也未曾使她那副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变得温和。
C) 名词/形容词/分词/介词短语：
(3) They had a sinister expression, under an old cocked-hat like a three-cornered spittoon, and over a great muffler for the chin and throat, which descended nearly to the wearer’s knees.
宋译本：眼睛上面低扣着一顶三角痰盂似的旧三角帽，下面是一条裹住下巴和脖子、几乎拖到膝盖的大围巾，使得藏在中间的眼睛显得格外凶恶阴险。
D) (so)...that连接的从句：
(4) Her look so discomposed him that he stopped, wandered, and began anew.
石译本：她那副样子使他很不安。他停下来，走神了，接着又开始说道
E) 被动式：
(5) A face, habitually suppressed and quieted, was still lighted up under the quaint wig by a pair of moist bright eyes that it must have cost their owner, in years gone by.
宋译本：他长着一张惯于不动声色、平静安详的脸，但古怪的假发下那双灵活明亮的眼睛，仍使他显得满脸生辉。
F) 零对应：
(6) Reins and whip and coachman and guard, however, in combination, had read that article of war which forbad a purpose otherwise strongly in favour of the argument, that some brute animals are endued with Reason; and the team had capitulated and returned to their duty.
宋译本：幸而缰绳、皮鞭、车夫和警卫联合作战，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种认为牲畜也有理性的论点，使马儿降服，重新执行自己的任务。
3.2.2. 《双城记》汉译本中与不同英语句式结构对应的“使”字句使用频率比较
本文定量统计了《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所对应的各类英语语句型结构，并分析了其应用规律。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s corresponding to causative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表2. 《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对应的英语句式结构统计
通过表2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宋译本中与A类英语使动式结构相对应的“使”字句共计153句，而石译本为62句。这显示出在翻译英语使役结构时，宋兆霖倾向于维持源文结构，采用汉语的使动句式。相反，当涉及B类英语役格式结构时，石译本中相应的“使”字句数量超过了宋译本，表明石永礼更偏好采用与英语役格式相对应的汉语结构。
在这些《双城记》汉译本分析中，源自英语使役结构的“使”字句(A + B类)占比最高，超过了各自总数的70%。特别是在宋译本和石译本中，源自英语使动式的“使”字句频率分别达到了61.7%和42.8%，突显了汉语中“使”字句与英语使役结构的密切对应关系。此外，与C、D和E类英语非使役结构相对应的“使”字句在上述译本中较少，所占比例分别为12.6%和13.6%，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与英语使役结构相对应的“使”字句比例。
4. 《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应用的原因分析
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综合考量众多要素，包括源文的句法、语义、语用特性及其所蕴含的认知信息，如源文中的意象图式，以决定如何恰当地采用目标语言的句式结构。这意味着源文的句法结构并非随意或独立存在，而是受到认知、功能和语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5] 。基于不同的目标和需求，译者可能会采纳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旨在实现翻译的最佳效果。据此，《双城记》的汉译版本中“使”字句的使用，主要由源文的意象图式以及译者选取的翻译策略和技巧驱动。
4.1. 意向图式与《双城记》汉译本中“使”字句的应用
无可否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Chesterman在1997年指出，表面上，翻译似乎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然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涉及复杂认知过程的活动，这一过程完全依赖于译者这一认知主体 [6]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会深刻理解源文中的意向图式，并基于此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言句型，以精准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及语义。所谓图式，指的是个体对于某一类别所持有的知识结构，它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特别是，意象图式作为内容图式的一种，构建于人们对事物间基本关系的认知之上，它帮助我们理解并解释复杂的世界 [7] 。
第3.2.1节深入讨论了在汉语中与“使”字句相匹配的英文句型，揭示了所有这些句型都融入了动力意象图式的核心思想。该图式由两个主要角色组成：动力体和对抗体，其中动力体是中心，而对抗体则居于其周围环境中。每个动力体内部都携带了一种倾向于发挥作用或受到对抗体挑战的力量 [1] 。
具体来看，A类(使动式)、B类(役格式)和E类(被动式)等英语句型，都体现了“致使”这一核心观念。A类和B类中描述了两个互相作用的个体，展现了它们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这包括施动者或对抗体的能量生成及其对受动者或主动力体的作用，这可能导致主动力体内在力量的克服或失败，并最终表现为某种状态。例如，在A类结构中，主动力体的状态通过宾语补足语明示；而在B类结构中，这一状态则隐含于谓语之中，反映了状态的变化。在句子“Miss Pross had nothing beautiful about her; years had not tamed the wildness, or softened the grimness, of her appearance.”中，动词“soften”后的宾语所表达的柔和状态直接反映在“soften”这一动词上。在E类的被动句型中，通过-ed后缀来突出动力体。动力体所达到的最终状态蕴含在被动语态动词的含义里，虽然对抗体未被直接明示，但可通过上下文来推测。因此，可以推论，A类、B类和E类句型均涵盖了动力意象图式的元素。
汉语的“使”字句，作为一种表达致使关系的句式，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不仅涉及源文本的结构和意象图式，还包括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选择。Langacker的突显原则将词类区分为事体类和关系类，指出名词通常指向具体事件，而形容词、动词和介词等则强调各种关系，如动作、过程和状态等 [8] 。此外，C类结构展现了动力体与对抗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英语中的某些名词却可能同时突显事件性和关系性，这些词汇在表达时可能需要细微的调整以匹配汉语的表达习惯。在这类名词用法中，它们更多强调的是关系而不是事件本身，这一点在C类结构的用法中尤为明显。此类结构中的形容词、现在分词及介词重点强调的是各种关系。通过形容词和现在分词对名词的修饰，这些名词被视为动力意象图式中的对抗体，而动力体通常是省略的。例如：在句子“and long habit alone could have slowly formed in any one, the ability to do any work requiring nicety in such obscurity.”中，“nicety”被视作对抗体，动力体是隐含的。同时，介词及其宾语形式的出现，将施力的影响体现在动力体的状态或位置上。例如，在句子“you, to restore him to life, love, duty, rest, comfort.”中，介词“to”暗示了“使恢复”的动作，同时呈现了对抗体与动力体之间的致使关系。总的来说，C类结构下的名词、形容词、现在分词和介词短语都蕴含了动力意象图式的元素。
虽然D类和F类句型不显著地标注致使关系，通过分析主从复合句及上下文，仍可辨识出动力体与对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so)...that”结构既能引导目的状语从句，也能引导结果状语从句。由于致使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故而它所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实质上传达了致使意义，如句子“So close was her hold upon his arm, that he feared to detach himself lest he should hurt her; therefore he called out loudly for assistance without moving.”通过上下文，“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导致“他不敢挣脱以免伤到她”明显展现了因果关系。在F类结构中，尽管致使意义可能不明显，译者往往会明确其表达。
翻译实践中，译者需将源文中的意象图式转换为目标语中的相应结构，这通常包括动宾结构、动词 + 宾语 + 宾补结构、“把”字句和“使”字句等。这些结构中的动宾结构，作为役格式的表现，其谓语动词不仅表达致使含义，还反映了动力体状态的变化。尽管英文的役格式可转译为汉语的动宾结构，英文的使动式则不必然对应汉语的动宾结构。因为“役格句总是有对应的使动句，而使动句则不一定有对应的役格句” [2] 。
(7) A man not desirable to be met，rushing down a narrow path with a gulf on either side, for nothing would turn the man.
他显然是一个刚强、坚决的人；如果我们匆匆走过架在深渊上的独木桥时，是不愿遇上这样的人的，因为无法使他回头。
(8) Be that as it may, a change in his position making him conscious of a bar of light across his face, he looked up.
这使他觉察到有一束光线照在他脸上
在例(7)中，原英文句子采用役格式，其可被翻译为汉语的使动式，例如“使他回头”。对于例(8)，原句采用的是使动式结构，故应直接译为汉语的使动式，如“使他觉察到光线”，而非采用汉语的动宾结构或役格式，因为“光线”等词汇通常不作为宾语使用。由此可见，英文的使动式结构能否转换为汉语的役格结构，实际上依赖于特定动宾搭配的适当性。而对于C类、D类、E类及F类的英文句型，由于缺少显著的致使动词，动力体与对抗体之间的力量交互往往隐含于词义、复句结构或上下文之中，使得译者难以采用基于役格动词的动宾结构进行翻译。
通常，在英语中采用的主语 + 谓语 + 宾语 + 宾补结构，宾语部分往往较为复杂，可能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的修饰。与此同时，补语可能是形容词、副词、不定式或介词短语。如果这种结构直接翻译为汉语的对应结构，可能导致宾语和宾补显得过于冗长，这与汉语倾向于把信息前置的特性不符。因此，在处理英语中宾语较长或其后成分较复杂的情况时，我们倾向于使用“把”字句或代表致使含义的“使”字句。尽管“把”字句和“使”字句均能表达致使关系，但在选择主语和宾语时，两者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反映抗体(对抗对象)与动力体(作用力来源)的生命力方面的选择。对宋译本中的“使”字句及其对应的英语句型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名词主语中代表事物或事件的占比达到了71.3%，而代表生命的仅为28.7%；在宾语中，代表事物或事件的名词仅占17.6%，而代表人的名词高达82.4%。这表明在英文句子构造中，抗体的生命力通常较弱，而动力体的生命力较强。对于“把”字句，根据宛新政的研究，其中将人作为主语的致使句占比达到66%，而大部分宾语是非生命的事物，占比63.3%；将人作为宾语的占比则为33% [9] 。这显示了在“把”字句中，抗体的生命力较强，而动力体的生命力较弱，这与前述英语句型中的生命力分配并不一致，因此译者很少将这些英语句型译为“把”字句。至于“使”字句中的生命力分布，姚肖莺的研究表明，作为主语的人名词仅占9.36%，而代表事物的名词则高达90.64% [10] 。因此，“使”字句中抗体的生命力较弱，动力体的生命力较强，这与英语句型中的生命力分配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令”字句在宋译本和石译本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分别为36次和52次，远低于“使”字句的使用频率。“令”字句的使用展示了抗体(施力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与上述英语句型中的生命力分配相悖。由此可见，“使”字句由于承载了动力意象图式，并与源语中事件对象的生命力分配相匹配，从而在多种汉语句型中脱颖而出，成为译者的首选策略。
4.2. “使”字句的应用差异性分析——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
前一部分探讨了《双城记》的宋兆霖和石永礼译本在“使”字句使用上的不同频率，及其与英语中的A类(使动式)、B类(役格式)及F类(零对应)句式的对应比例差异。我们分析认为，这些差异根源于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手法。正如之前提到的，宋兆霖之所以翻译《双城记》，是为了激发读者对原作的兴趣，因此努力在译文中尽可能保持源语的使动句结构，这通常涉及将这些英语句式转换为含义相似的“使”字句。相比之下，石永礼则采取了多样的翻译手段，旨在使译文更易于读者理解。就“使”字句的应用而言，石译本中译自A类和B类英语句式结构的“使”字句所占比例较为接近，译自C类和F类的“使”字句所占比例接近。
5. 结论
总结来看，在《双城记》的汉译本中，大量的句子采用了充满动力意向的结构模式，比如“动词 + 宾语 + 宾语补足语”以及“役格动词 + 宾语”等形式。这些“使”字句与原文中的相应句型结构在动力意向图式的传递、语法特性以及语义角色的生命力方面显示出了高度一致性，这是《双城记》的宋兆霖译本和石永礼、赵文娟译本大量采用“使”字句的原因。不过，译者选择“使”字句的频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翻译目标、采用的策略和方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