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儿童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而绘本多模态语篇已经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语篇体裁,对儿童价值观念的塑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随着气候变化等异常生态现象从科学问题转为政治共识,以绘本形式对儿童进行生态保护教育是从根源上缓解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方式之一。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随着现代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以视听媒体为信息载体的多种符号资源被广泛应用于生态保护话语中,大量新型的多模态话语得以涌现,静态文本和动态图像共存。对于前者的研究在语料上侧重选择生态环境相关的新闻报道、政府文件等,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和生态话语分析视角出发,旨在传播生态保护理念或揭露意识形态差异,对比不同国家或机构的生态保护话语建构 [2] - [7] ;以后者为对象的研究则关注到了视觉符号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等,相关研究展现了生态保护话语的多种符号形式,揭示了相关社会实践中语言与社会因素的复杂关系 [8] - [13] 。
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从形象构建、修辞手法、符号学视角、翻译策略等特定视阈下对新闻报道、公益广告、政治漫画等进行话语分析,少有涉及对生态保护教育意义建构的探索与挖掘。如今,生态保护教育已融入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多重阶段和多样素材,对其意义和影响的研究亟需打破传统的框架,综合考量。鉴于此,本研究以Painter等人(2013)提出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 [14] 和Martin和Rose (2007)的评价理论 [15] 为基础,对绘本的图像及文字传达的人际意义进行解读。同时,结合模态间的实例化,即投入与耦合,考察图文建构出的气候保护意义及其教育效果的实现情况,为儿童生态保护教育绘本的编写提供参考。
2. 理论框架与语料选择
2.1. 理论框架
Painter等人将Kress和van Leeuwen (1996)提出的经典视觉语法框架 [16] 与语料分析结合,提出了包含人际意义、概念意义和组篇意义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其中,人际意义表达了图像人物之间、图像世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Affiliation)构建,旨在促进读者的感情(Feeling)判断和共鸣,在儿童绘本中处于中心地位。关系可以系统化为视觉聚焦(Visual focalisation)、情感(Pathos)、权势(Power)、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介入(Involvement)五个子系统。感情可分为氛围(Ambience)、视觉效果(Visual affect)和视觉极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人际意义实例化分析即对图文投入(Commitment)与耦合(Coupling)的研究,前者考察各模态对整体语义的贡献;后者细分为聚合和分歧,主要考察各模态的关系 [14] (pp. 134-148)。
对文字人际意义的分析基于评价理论,该理论系统以态度(Attitude)为核心,以介入(Engagement)和极差(Graduation)为辅助。其中,态度系统指对人类行为、文本过程及语言现象做出的判断和鉴赏,包括判断(Judge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是整个评价系统的中心 [17] 。
2.2. 语料选择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的主席特聘教授Michael E. Mann博士,联合著名剧作家、插画家Megan Herbert于2017年出版的儿童科普绘本,并于2022年进行改版发行。曾获2018年美国月光童书奖(Moonbeam Children’s Book Award)、2020年美国气象学会路易斯·J.巴坦作者奖(Louis J. Battan Author’s Award)等专业童书奖项。2022年被《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评选为“最佳气候变化新书”,被《人物》(People)评选为“世界地球日最佳儿童读物”。
绘本共包含28个双页版面,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故事情节(1~19版),第二部分为气候知识科普(20~28版)。本文仅针对故事情节部分作出分析。该绘本讲述了主人公索菲亚帮助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和动物,呼吁人们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过程,包括五个阶段:求助者来到索菲亚家(1~7版)、索菲亚态度转变(8~9版)、索菲亚向市政厅提案(10~14版)、索菲亚发脾气(15~16版)、人们参与气候保护行动(17~19版)。
3.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的人际意义分析
3.1. 图像中的人际意义
通过对聚焦系统的分析发现,图像大多为旁观、无中介,即儿童读者与绘本人物没有眼神接触,以客观的视角观察索菲亚的态度转变以及气候保护行为。6张以旁观有中介聚焦,中介分为索菲亚和求助者:第5、8版由索菲亚的目光出发,读者根据其视线观察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求助者的神情和行为,侧面体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见图1);第6 (左页)、10、12、18版所有人的目光矢量均指向并聚焦于索菲亚身上,突出其主体地位,体现了索菲亚承载着求助者们的希望,将该儿童形象塑造为“小英雄”形象(见图2)。有中介的视角可以使读者融入故事,使其感同身受,因而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18] ,使读者感受到责任感和激励作用。在第13版(右页)索菲亚下定决定要为气候保护发声时,其目光与读者直接接触,建立联系和互动,使读者体会到索菲亚的坚定态度,从而易于接受其号召也加入到她代表的行列中来(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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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if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1. 绘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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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2. 绘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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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ir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3. 绘本第13版
绘本还通过情感和权势系统来构建读者与故事人物间的关系。从情感系统来看,绘本中的故事人物是与读者自身相似的儿童卡通形象,以及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具有类化风格。此类移情类图像能够以介入表征的方式构建起与读者的情感关系,增强读者的情感介入度。如在第15版中,读者通过观察索菲亚的表情很容易便能识别出生气的情绪,从而联想甚至触发自身的情感(见图4)。从权势系统来看,读者大多平视图像中的人物,这与图中的主人公也为儿童身份有关,使读者感到自己与主人公地位平等,且通过努力也可以成为索菲亚这样的拯救地球的“小英雄”。权势系统还帮助构建了故事角色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第10版中,索菲亚在市政厅与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被俯视,体现出她所代表的气候保护声音的弱势地位。相较于求助者对她的平视,工作人员则显得高高在上,对气候保护问题漠不关心(见图2)。同理,在第16版中索菲亚“发脾气”时,她位于画面左上角最高点,处于强势地位,右侧的人们需要仰视她,体现出她的传播影响力之大(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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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if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4. 绘本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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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ix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5. 绘本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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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Four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6. 绘本第14版
对介入系统和社会距离的分析显示,读者始终处于客观地位观察索菲亚的成长过程,画面多采用倾斜视角展示,且整体以远景为主。而在表现索菲亚立志要为气候保护发声时,人物正面朝向读者,表情和动作丰富,如皱眉头、举起手立志等,便于读者清晰地感知其态度和立场,感觉融入人物世界(见图3)。社交距离还帮助构建了绘本中人物的派别对立现象:索菲亚与求助者们之间多拥抱、对视等接触和互动,距离为个人近距离;相比之下,索菲亚在与市政厅工作人员对话时,二者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为公共距离(见图6)。这种距离上的差异体现出索菲亚的立场与求助者是一致的,即对气候变化持积极应对的态度,与工作人员的态度形成对立,使儿童更直观地辨别不同的立场和主张。
就氛围系统而言,颜色作为视觉符号,可以代替语言实现人际意义,对读者产生感情效应。图中人物肤色、衣着等以高色度、暖色调居多,色彩丰富且贴近自然,主人公索菲亚的穿着更是以橘黄色上衣与蓝色裤子形成鲜亮色度对比,激活感情氛围,给儿童以熟悉、亲近的感觉。绘本中的颜色对比还具有区分态度立场以及体现故事进展的作用。例如在第12版中,索菲亚与求助者均为高色度、暖色调的红色,而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为低色度、冷色调的蓝色,分别构建温馨、舒适的氛围与冷漠、疏远的氛围 [18] ,将其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的不同体现了出来(见图7)。读者在认知上倾向于对于暖色调,即索菲亚一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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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welf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7. 绘本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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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Ni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8. 绘本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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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Eigh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9. 绘本第18版
形成感情趋同,从而提高对气候保护的认同感。在第9版与第18版的对比中,两张图片背景构图基本相同,只有天空与大地、房子的颜色调换:天空由绿色(异常)变为蓝色(正常),大地由蓝色(异常)变为绿色(正常),反映出经过索菲亚一行人的努力,气候变化得到改善这一故事进展结果(见图8、图9)。
在极差系统中,当画面中的某一相同元素数量增多时,观众可能会有更多情绪上的反馈 [19] 。在绘本前五版中,不停有求助者来到索菲亚家中寻求帮助,直至索菲亚家的客厅被“挤满”。这种形态量化及数量剧增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使其更直观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造成影响的严峻性(见图1)。绘本还灵活使用了放大程度量化与缩小程度量化,使视觉叙事过程富于变化,针对读者可能存在的情感进行渲染表意。索菲亚作为儿童,体型相对于其他人或动物较小,符合实际比例,同时也侧面体现了她的弱势地位,具体如提案不受重视、儿童能力被弱化等。这种视觉上的弱势易唤起读者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鸣。在第16、17 (左页)版中,索菲亚“发脾气”、进行气候保护宣传时,她的体型相对他人变大,与之前形成对比,体现出她的能力和影响力变大,强调关注个体,表明儿童同样拥有影响人们认知和保护气候的能力(见图10)。在17版(右页)中,索菲亚的体型在与气候保护群体对比时又有一定的缩小程度量化,反映出气候保护理念传播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集体力量之大,对读者造成感情上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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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Seven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10. 绘本第17版
3.2. 文字中的人际意义
绘本中的情感资源十分丰富。从情感评价的显性/隐性维度上来看,显性资源的数量明显超过隐性资源,这与该绘本的目标受众是儿童有关:文字中的态度需要直观地传达给儿童,在降低阅读难度的同时,增强情感感染力。从肯定/否定意义来看,绘本在暗示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如讲述求助者的不幸遭遇、描述索菲亚面对不速之客的态度,使用了大量否定意义词语,体现出气候变化给生物圈带来的危害,以及索菲亚面对气候变化感到烦躁与不知所措。具体分析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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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egative affective resources
表1. 否定意义情感资源
在索菲亚进行气候保护行为时,如态度转变、与市政厅工作人员交涉、发脾气号召人们,绘本文字对她的能力及影响给予了肯定的评判,使用的是积极意义词,体现希望性。具体分析如下表2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Positive affective resources
表2. 肯定意义情感资源
文字还运用鉴赏和判断资源对求助者们的生存境遇作出了消极评判,如“Farmers whose farmland was withered and dry.”、“The fact we’ve been waiting so long is quite wrong.”,表现出气候变化给生物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人们对气候问题并不重视的事实。这种消极的态度还体现在一开始索菲亚对于自身能力的判断上,在面对求助者们的期望时,她表示“I’m just a kid! What can I do?”,并认为“Tantrums were pointless.”,这体现了儿童对于自身能力的低估。后来索菲亚“发脾气”号召人们参与到气候保护中来时,文字对她行为结果的判断是积极的,如“They won hearts with kindness and minds with good will.”,与之前形成对比,强调了儿童的作用和力量。
绘本中还有一类特殊现象,即用消极含义词表达积极意义,用积极含义词表达消极意义。例如在索菲亚发脾气的时候,“tantrum”、“rage”等带有消极意义的词汇达成的效果是气候保护行为得到宣传和重视,绘本对该行为的评价显然是积极的。再比如市政厅工作人员与索菲亚对话时,虽然使用的是“sentiment”、“sweet”等正面词,但是后续并未对索菲亚等人的提案作出反应,认为她们是在多管闲事,这种表述达成的是负面效果。在第15版中,文字系统使用的“tantrum”一词原指儿童“耍脾气,使性子”,带有贬义色彩,但索菲亚发脾气的目的竟是“拯救世界”(见图4),一改对儿童的刻板印象。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该绘本的主旨有关,即呼吁儿童树立主人翁意识,主动承担气候保护责任。因此,绘本通过语言本意与其在语境中达成效果的分歧,在人际意义上传达给儿童“小人物,大力量”的印象。
4.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人际意义层面的图文实例化
4.1. 人际意义层面的图文投入
从关系系统来看,图像对构建起读者与人物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图像是绘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故事的主要情节通过图画的形式展示给读者 [20] 。绘本间歇使用求助者作为聚焦中介,采用移情类图像以及平视的方式,吸引读者进入主人公世界。然而,图像还多采用旁观无中介聚焦、倾斜视角以及远景的方式将读者与人物分离、置于观察者视角,使其能够与索菲亚保持情感上的安全距离,从而能够客观、完整地获知故事主题和发展过程。在绘本不同人物间的关系方面,通过社交距离的远近和权势上的差异,读者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对气候变化持不同态度的两方,既展现了索菲亚与求助者之间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同伴情谊,也反映了索菲亚一方与市政厅工作人员的对立关系。文字对关系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物声音的介入,对索菲亚和工作人员的态度加以阐释,强化了二者的关系对立。
在感情系统中,文字投入较多,图像则较少。绘本由于采用远景镜头,对人物的神态表情刻画较为粗略,除第7、13、15、16版中能识别出索菲亚悲伤、气愤等明显情绪外,其他图像中人物的表情基本没有变化,从而使读者无法敏锐地感知其情感。虽通过使用彩色和放大、缩小程度量化等激活情感氛围,但远不如文字表述得直观、清楚。文字中大量的态度资源对索菲亚的情绪和心理进行了细致刻画,并且对其能力和影响力给予了积极评判,使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还得到了积极反馈,从而加强对人物立场的认同感。
该绘本文字的显著特点是引入了声音系统。每页文字都呈押韵分布,部分采用倒装语序,增强绘本语言的可读性,读者可以根据声音的变化分辨人物情绪、情节发展、场景转换等信息。例如“But what she saw next brought Sophia up short.”结束了前文中索菲亚独自在房间里生闷气的情节,下句“They needed support!”表示索菲亚的态度发生转变,情绪上扬(见图11)。同时,押韵的语言增强了文本的音律性,结合拟声词(如Bing Bong!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对偶句(如Her food disappeared? Her home overheated?)、疑问句(Would it be too late?)等的重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音调、节奏等变化,更易被调动情感进行心理跟读,增强与绘本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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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Eigh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11. 绘本第8版
4.2. 人际意义层面的图文耦合
在该绘本中,图文之间最显著的关系是通过耦合中的聚合实现的,文字与视觉图像具有人际意义上的一致性。一方面,文字是对图像的描述和补充 [21] 。例如在求助者来到索菲亚家时,图像中是索菲亚为求助者开门的场景,文字则交代了索菲亚的行为、心理及求助者不幸遭遇等背景信息(见图12)。对气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这一意义的构建主要由文字来实现,图像则展现了最终结果,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另一方面,在人际系统中图文投入互补。旁观无中介式聚焦、远景倾斜镜头与第三人称叙事相聚合,建立起了外部观察视角,使读者既可以全面得知索菲亚和求助者们的行为、心理、状态等信息,又不会过度地介入到她的感情中。然而,读者依旧可以通过多模态聚合,如类化风格的彩色图像和文字中的态度资源等,定位索菲亚与求助者们的态度,使自身与人物不会过度分离而造成理解障碍。故事中人物面对气候保护的态度统一或对立,造成的人物间情感氛围亲疏、社会距离远近、权势高低、文字评判积极或消极等现象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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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Third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12. 绘本第3版
分歧主要体现在情感上。绘本在描述索菲亚及求助者们的感受时,使用了大量的情感、鉴赏以及判断资源,细致刻画了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如沮丧、气愤等情绪。但就图像来说大多为群像,人物表情、动作等模糊或单一,对其态度的表现并不明显。从介入系统来看,图文也存在少量分歧。例如在第13版中,索菲亚在立志时唯一一次正对读者,与读者建立起直接的目光接触,但是文字仍以第三人称讲述她的心理状态(见图3);人物的对话以投射的形式引入了索菲亚、求助者们和工作人员的声音,叙事人称转变为第一人称,而图像仍以旁观无中介式聚焦等(见图2)。此类分歧使故事讲述的同时拥有了多种视角共同作用于意义潜势 [22] ,构建起索菲亚与求助者间的亲密统一关系以及与工作人员间的对立关系。
5.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中生态保护意义的建构及教育效果
图文在人际意义层面上的实例化通过上述投入和耦合共同构建了生态保护意义(侧重于气候保护),主要为三个方面:1) 整体性;2) 艰巨性:紧迫性、持续性;3) 责任性。并为提高儿童受众的接受度、优化气候保护教育效果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首先,绘本构建起读者与人物间的“共同体”关系,吸引儿童主动介入故事。从绘本内部来看,求助者们的形象多以群像出现,且社会距离十分贴近、画面上多有重叠,含有“气候变化对生态圈的影响是整体的,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得以独存”的意味。在故事最后,参与到气候保护的人越来越多,整体呈不断扩大的三角形布局,体现了气候保护是全员性运动,大家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见图10),无不向儿童传递着“命运共同体”的客观信息。就绘本与儿童的关系而言,绘本中的主人公形象为类化风格,与儿童本身形象贴近,易使儿童在通过水平视角观察索菲亚行为时下意识代入自身。且主人公索菲亚与求助者们之间则多接触、互动以及相互凝视等,带给读者正向反馈,象征着以主人公索菲亚为代表的儿童形象介入,将儿童自然带入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同时,人称代词“we”和描述心理的情感词汇等的经常使用,还会使读者在心理上形成认知趋同,将个人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绘本中角色传达的观念统一起来。在第13版中,文字更是直接清楚地点明了这一主题:“That everyone loses when one part’s neglected.”(见图3),使读者感受到自己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应参与到气候保护行动中的整体中的一份子,有利于吸引儿童主动以绘本中的主人公为榜样,对其观念和行为进行模仿。
其次,绘本将气候保护事业的现存问题及未来行动真实呈现,使儿童读者感受更加直观。绘本一开始不断有求助者来到索菲亚家中直至挤满客厅,门铃响的拟声词“Bing Bong”反复出现,辅之文字声音系统介入和高色度自然色激活情感氛围,给读者的感官带来冲击。视觉上数量的增多以及声音、色彩系统带来的情感加强,体现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整体之大、之广,使读者更直观地体会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事实。索菲亚被求助者们打扰时的不耐烦、提案受挫时的沮丧、与市政厅工作人员交谈时的生气等表情都在画面中详细地刻画了出来,这种较真实的移情类图像可以使读者清楚地跟随她的情绪变化,感知到气候保护对生物圈的影响巨大、政府未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等问题。在文字系统中。“depleted”、“overheated”等消极意义词语的直接使用,同样体现了气候状况的现状不容乐观、亟待改善,使读者更直观地意识到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图文聚合关系上,图像与文字互为补充。如第19版中索菲亚与北极熊共同按门铃的图像,经左侧指示牌解释也只能表明她按的是总统住所的门铃,然而配上右页文字“But Sophia was busy, she had things to do.”,再联想到前文求助者们的问题纷纷解决,与索菲亚告别,而北极熊却留了下来,立马便能让人明白她是在继续气候保护行为,还有为北极熊寻找家园等气候变化后果待解决(见图13)。这种通过图文聚合向儿童展示主人公实际行动的方式,远比仅靠文字呼吁儿童持续进行气候保护要更加生动和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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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Nineteenth spread of 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
图13. 绘本第19版
再次,绘本在故事发展中创设立场和矛盾,增强与儿童间的互动。绘本通过冷暖色彩对立、距离与权势差异、文字态度积极或消极等构建起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立场,即以索菲亚为代表的积极派和以工作人员为代表的消极派。对索菲亚一方的刻画侧重于其身上的责任性。当索菲亚与求助者、市政厅工作人员对话时,读者的目光以求助者为中介聚焦于索菲亚身上,认定她是承载着所有人希望的“小英雄”,从而对其产生崇拜感和情感趋向。索菲亚在立志时正面朝向读者,二者目光直接接触,建立起互动,令儿童更易对她身上的责任形成情感认同,从而激起自身的责任感。文字则与图像产生分歧,以第三人称叙述,为读者感知她的态度和决心提供了多种互动视角。设置立场差异突出强调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化了对儿童的态度导向作用。同时,绘本还通过矛盾和反预期增强与儿童间的互动,以促进教育效果更好落实。例如图像中索菲亚进行气候保护行为时,她的体型相对其他人物更大,体现其责任的扩大,对儿童形成鼓舞;文字中索菲亚前后对自身能力的评判变化、消极和积极意义词在语境中的矛盾等肯定了索菲亚代表的儿童形象的能力和影响力,激发了儿童的责任意识;故事情节经历了主人公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在市政府受挫又重振信心等波折,表让步的文字资源又通过话锋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如连接词“but”、“despite”,接续词“now that”、“still”等,通过一次次反预期引导读者主动思考和探索绘本传达的儿童责任意义。
最后,绘本搭建起读者与人物间的特殊平衡关系,提高儿童情感上的理解度和接受度。该绘本从主题来说是一个相对于其他儿童绘本较为正式、宏观、陌生的话题,讲述的是一个儿童承担起了保护气候、拯救地球的责任,并敢于向以市政厅工作人员为代表的权威“大人”提出挑战。读者需要紧跟故事情节,去合理化索菲亚的选择,从而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因此,绘本设法在读者和人物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将读者置于价值判断的中心,而不是鼓励纯粹的情感反应 [14] (p. 156)。绘本图文通过耦合既在部分上吸引儿童主动参与人物立场、与人物进行互动,又在整体上使其以远景视角观察人物选择和故事发展,以把握自身角色与故事中人物的平衡。并不是要求读者把主人公索菲亚当作一个心理关注的焦点,企图与其达到心智完全一致,而是把她定义为榜样力量和模仿对象,从而避免了给儿童带来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和压力感,以及对环境保护现状的不信任感和纯粹的愤怒感等不良影响,帮助其更好地接受绘本所述事实,响应绘本发出的气候保护号召。
6. 结语
本文运用视觉叙事分析框架及评价理论对儿童生态保护教育绘本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中的人际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并探讨了不同模态在人际意义层面的实例化,即投入与耦合。通过研究发现,图文建构出的生态保护意义(侧重于气候保护)为:1) 整体性,即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任何一方受到影响,其他人断然不能置身事外,全社会都需要参与到气候保护中来;2) 艰巨性:紧迫性,即如今气候变化已经给生物圈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大量生物的栖息地被破坏;持续性,即气候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工作,它需要全社会携手久久为功;3) 责任性,即儿童也肩负着气候保护的责任,从小就应该接受生态保护教育,正视气候变化现状并采取行动。
将视觉叙事分析框架应用于对The Tantrum That Saved the World等儿童生态保护教育绘本的分析中,可以更好地解读图文在传达和培养读者生态保护意识方面所发挥的教育作用。该绘本通过不同模态的投入与聚合来提供背景知识、强化人物关系和情感,有助于表现故事的主题关注。同时,图文分歧又为故事的叙述增加了意义潜势,允许读者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感受,使其在挖掘绘本的教育价值观方面变得更为敏感。
儿童绘本对儿童认知有着重大影响,其启蒙功能不容小觑。因此,有必要深化儿童绘本设计与识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通过国内外儿童绘本研究的相互借鉴和对话,探索优质儿童绘本的设计和创新之路 [23] 。在绘本主题的选择中,要避免因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而对儿童避而不谈,应将气候保护理念尽早地渗透于儿童教育中,可通过视觉极差、声音等各系统调动儿童多重感官,直观地呈现现实状况并明确表达对其的期望。其次,绘本应有选择地对图文进行投入,如采用类化风格图像、间歇接触聚焦等方式,帮助儿童树立整体的世界观,并着力构建绘本人物与目标读者间的统一关系,吸引儿童主动参与到绘本所倡导的行为中。然后,绘本应灵活运用图文聚合与分歧,在故事发展中合理构建立场差异、叙述矛盾等,以增强读者与绘本人物的多维互动为渠道,对儿童形成正确的情感导向。最后,绘本在设计图文时还需注意把握好儿童介入与互动的程度,为儿童搭建情感“安全区”,既保证其思想上的独立性,又避免与故事人物过度分离,更好地激发儿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202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多模态视阈下儿童气候保护话语的互动特征与教育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023080116)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