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武”改兴“文”——宋朝文教政策的变迁
在经过了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割据后，宋朝实现了统一的局面，宋朝的统治者吸取之前朝代的教训，避免再次出现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局面，从原本的重“武”转而兴“文”。宋太祖一面采用一系列的手段从各地武将手中收回兵权，一面不断提高文人的地位，他认为应该让儒臣去治理各大洲，即便是这些儒臣心怀不轨、贪婪昏庸，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1] 。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2] 为了保障宋朝的统治，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文教政策。由于宋初对文臣的需求大大增加，统治者非常急迫地想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更多的人才，以满足治国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科举制度成为取士的重要途径，在宋朝通过科举录取的文人数量远超前代，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宋朝完成了治国策略的变更和中央集权的巩固。在此前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学校教育事业受到战乱的影响，官学不断衰落，造成了大量士人失学。正如明代的李东阳说：“书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遗志，宋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 [3] 也就是说虽然宋朝结束战乱完成了统一，确立了文教政策，但在宋初的这段时间内也因为急功近利的选拔人才而忽视了官学的发展，使得官学无法发挥其社会教化和育才的功能，书院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
朱熹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也是基于社会急需教化和育才的场所，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既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4] 学者们往往会在山林之间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讨论，加上一直以来私人讲学的传统和佛教禅林的影响，民间的书院不断地建立，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教育组织。此时书院的普遍建立也被视为是宋朝“兴文教”政策的重要标志。
2. 重“艺”而轻“德”——宋朝教育制度的弊端
在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文教政策的影响下，朝廷迫切的通过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可用之才，随着制度的完善，通过科举制度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录取范围也越来越广，“学而优则士”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整个社会充满积极好学的良好风气，即便是寒门子弟也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天下学子熙熙攘攘，都把通过科举入仕作为自己读书学习的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朱熹认为宋朝的科举制度存在解额不均、舞弊丛生的问题。在北宋时期，取得贡士资格所必须经过的考试称为“解试”。通过解试的考生数量称为“解额”。朱熹说：“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冐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 [5] 各个地方通过解试录取的人数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一些弊病的产生，比如假冒户籍。解试中存在的最大弊端则是因为名额分布不均导致无法有效的选拔人才，名额少的地方竞争激烈，可能造成人才的遗漏；而名额多的地方会有很多滥竽充数的人。名额分布不均，只会让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伪造身份来换取更多的做官机会。朱熹对此提出应对之法：“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 [5] 通过“均诸州之解额”让士人安心于学，让他们能够不被读书做官的利益所诱惑。对于科举中的这项弊病，虽然朝廷也颁布了很多限制规定，但仍然无法消除。
宋朝的教育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朱熹认为科举制度下的官学教育出现了“重艺不重德” [6] 的现象，虽然宋朝的文教政策在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在官学中的体现上也逐渐趋于完善，但朱熹认为官学仍旧存在不足。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四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对于宋朝教育的批判。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师生相视漠然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尝开之以德行道义之实……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5] 他十分反对官学一味的为科举服务的功利主义倾向，官学中的学生都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进入官学中求学的唯一目的，追名逐利，在学术上无所作为，学生缺乏基本的德行，这些做法完全不是国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本意。学者们日常所修习的内容也多学习如何写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诗赋词章，从而获取功名，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懂如何治国安邦，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等事也无法侃侃而谈，通过科举所取的“士”也都无法胜任管理国家辅佐帝王的职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即反是矣。” [7] 他在这里深刻的表明了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批判态度，认为当时的教育与“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完全相反了，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在“务记览、为词章”的教学方法下，都变成了“钓功名、取利禄”的场所，学校逐渐的被科举制度所支配。在这种“违背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学校中，学生和老师都会“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即便师生相会也会形同路人，最终会导致学校徒有学校之名，“风俗日敝，人才日衰”。
3. “穷天理，明人伦”——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说：“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一日废焉者也。” [8] 朱熹把教育视为“政事之本”和“道德之归”，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他基于对科举制度和当时官学中存在的教育和思想问题的批判，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培养能为朝廷所用的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哪些素养”等问题。他在1179年知南康军时，提出复兴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切实的教育实践来阐述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3.1. 教育目的
朱熹承袭儒家的思想和教育传统，他也将教育目的落在道德上，认为整饬封建道德伦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教育作用，在讲学的五十多年里，每去一个地方，他都会整顿当地的州学、县学，也会自己创办或复兴“精舍”，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他复兴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给尚书省和礼部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中朱熹写道：“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可以看出，他复兴白鹿洞书院一方面是因为前朝赋予白鹿洞书院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发挥白鹿洞书院应有的育才功能。白鹿洞书院修复成功后，朱熹写道：“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编讵敢议明城。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无灾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5] 以此表达他对白鹿洞书院复兴的喜悦和美好希望。
朱熹认为教育宗旨应该为“五教之目”，他认为“明人伦”是教育的基础，就是用来“定本”的。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总结了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9] 学校都应该以此为教育目的，教学子以封建伦理道德，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五类社会关系中，并且一生都处在这五种关系之中。自古以来的圣者教人，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也就是“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这些可以让人懂得最基础的人伦关系，获得良好的德行，尧舜所希望施行的五教就是这些，而今天学者所需要掌握的无非就是这五教。这样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可以更好地维护封建的统治。朱熹的思想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他和孔子一样，认为“德行”为基础，在学校中应该将“德行”科放在首位。儒家认为，“伦常”若乱，人将堕落为禽兽，人类社会将成为动物世界，国将不国，天下就会大乱 [10] 。朱熹将五教作为书院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明人伦”。他希望在书院中的学子都能够自发的遵守，而不是因为有学规的限制。朱熹在《白鹿讲会次卜丈韵》中写下的诗句非常符合他对学子的美好劝诫：“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他希望学生们能够通过学习而获得精神上的富足，而不是渴望飞黄腾达或者羡慕功名利禄。
3.2. 教育内容
白鹿洞书院中的教育内容也是有选择的，以此来实现五教的教育宗旨。朱熹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理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11] 一个人有了良好的德行，不仅于自身有益，还可以惠及他人，更高一层可以治理国家，所以自古以来的为人师者，都是以德行为先。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写道：“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要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朱熹经常邀请儒家大师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其课本也多为儒家典籍。白鹿洞书院中的讲义包括《四书》和《五经》，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为基础，朱熹给四书做了注解，编成《四书章句集注》，给洞中学子作为参考教材。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白鹿洞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讲义、语录和注疏为重要读物。朱熹页阐述了阅读儒家经典的顺序，“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 [12]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提出了自身修养所必需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学生要学会控制自己激烈的情绪，在人事活动中修炼自我，磨练性情，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法。在义利观上，朱熹赞同董仲舒的观点，从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都是白鹿洞书院中的学子应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和思想的准绳，以此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
3.3. 教育方法
朱熹在教学方法上有自己的特色，他总是劝诫学生要自发的学习，完善自身修养，朱熹十分反对官学中谋取利禄、计较名誉的学习风气，也批判其唯利是图的学习态度，这在他的书院中是禁止的，朱熹并不关注考试本身，他反对为考试而学习的学习态度，他认为这种学习态度具有腐蚀性，会吞噬掉一个人的自我修养，他一直以来就希望能够在白鹿洞书院中创设一个让学生可以专心学习没有杂念的学习环境。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关于为学之序的问题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9] 首先要“博学”，对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要有所了解，但所了解的顺序要谨慎，朱熹认为应该以“其大而急者为先” [13] 。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的生命却是无限的，这正是“穷天理”，正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14] 博学中的“博”也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宽容地态度，要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因此博学是学习的第一个阶段 [10] 。其次还要心存疑问，学会思考，学会辨别。在对为学之序的评论中，朱熹写道：“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 [9] 朱熹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将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小学时，通过及早施教、生动形象的讲解来培养“圣贤坯璞”，并以《须知》和《学则》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在大学阶段是要在小学的基础上加光饰，这一阶段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发学习并与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交流沟通。
3.4. 师生关系
朱熹对师生关系也有相应的要求，他认为师生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白鹿洞书院作为大学阶段的教育机构，关键是要靠生徒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书自学，明白义理。教师在讲学过程中言传固然重要，身教更要重视，要明确自己身为老师的职责，以教师的身份自任自勉。朱熹对白鹿洞书院中的师资要求也很高，无论是名宦出身的，或是布衣出身的人，都必须是才高德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白鹿洞书院的师资分为洞主和副讲，有时只有洞主一人。洞主亦称主洞或山长，主持洞内的全面工作，从全国招聘“名儒、崇正学、黜异端、道高德厚、明体达用者”充任；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妨暂缺。副讲主批阅文字，辨析疑义，即批改作业和课外答疑，协助洞主搞好教学工作，在省内招聘“通五经、笃行谊者”充任。教师讲学所用讲义中的内容多是教师根据自己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自由发挥的内容。朱熹认为治学要以儒家思想为引导，学校更是要派遣儒家学者来治理，但是对于那些与自己学术意见不同的人从来没有偏见，因为“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 [15] 。他曾邀请他的学术论敌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来讲学，讲授经典的儒家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内容，讲授之后，朱熹十分认同他所讲授的内容，大加赞赏，还将他的讲授内容刻成讲义，朱熹不困于门户之见，重视学术之间的交流沟通，让学者们在白鹿洞书院中自由讲学自由交流，极大的增强了书院学术的丰富性。
4. 结语
邓洪波先生说：“白鹿洞真正成为海内名书院，是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建讲学。” [16] 白鹿洞书院的发扬光大离不开朱熹的努力，朱熹受孔孟影响，继承二程学说，最终成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陈青之评价朱熹的学说是“支配社会的思想历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而不衰，这算孔子以后孙中山以前第一人。” [17] 以其教育思想为纲领所复兴的白鹿洞书院，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 [13] 正是他这种不为世俗所困的精神和办学的初心，让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世书院的典范。到淳祐元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亲自写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赠给太学的学生，自此以后逐渐成为太学、地方官学的学规范本，影响不断的扩大。朱熹的理学思想还流传至海外，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书院的建立，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优秀的教育资源和方法，来指导教学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