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张载作为宋代儒学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更是在德育观念的塑造与传承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横渠四句为准则，阐释了他对于道德标准、道德方向和道德追求的深刻理解。《正蒙》作为张载晚年的定论之作，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德育理念。在这部书不仅诠释了他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还着重探讨了人的心性和道德修养的问题。在《正蒙》中，张载提出了许多关于道德修养、人性本质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的观点，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对道德教育的理论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重要意义。
2. 《正蒙》中的德育观
2.1. 建立道德标准——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是建立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道德。“人为天地之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论断之一，《礼记·礼运》篇曾言：“人者，天地之心也 [2] 。”既然人为天地之心，张载为何不说为人立心，却说为天地立心？《正蒙·诚明篇》言，“诚明所知，乃天地良知”，又言“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 [1] 。在张载看来，“立人心又必须依据天地之心而立，其价值依据来自天” [3] 。清代学者认为，“天地无心，人者天地之心也” [4] 。“为天地立心”中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是人，人是天地的生生之物，是天地的衍生之物，人源于天地。虽然天地本身不能为自己树立本心，但是天地衍生出的人可以为树立人的本心，人树立起人的本心，也就是树立了天地的本心。因此“为天地立心”即是“为人树立本心”，“为人树立本心”即是“为天地树立本心”。什么是心？《正蒙·太和》篇说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1] 。心是性与知觉的集合，而性包括两方面，“性其总，合两也” [1] ，合性即是合天地之性与和气质之性。“在张载的构想中，天地之性是全然至善的，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而气质之性相对来说包含的内容相对复杂，首先它是人性中‘恶’的来源；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个性差异的原因” [5] 。知觉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自己的行为，过滤“气质之性”中恶的成分，使气质之性合乎天地之性，达到至高的道德，这就是心。“‘天地之性’的至善性和至高性，‘气质之性’的可移性和变化的可能性，为他最终变化气质的论断做铺垫，是人一切变化和礼化活动的立足点和根据” [6] 。“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 [1] 。心可以使道德得到充分的弘扬和发展，立心不仅仅是顺应天地，立心更为重要的是修养道德。张载对于心的定义侧重了心的道德属性，“为天地立心”的命题体现了“天人合一”和“修养道德”的有机结合。道德教育应当以客观规律为依据，注重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顺应天地。同时，道德教育还必须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受教育者主动思考和探究道德问题，树立起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
2.2. 把握道德方向——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是明确和把握人的命运中的道德方向。立命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议题之一。人一生中的旦夕祸福，前途命运都是难以推测和意料的。在难以预料世事之中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方向是极为重要的。《正蒙·诚明篇》言，“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 [1] 。张载认为，人有两种前途命运，“气命”和“德命”。一种前途命运是道德没有战胜“气质之性”，也就是人没有去除“气质之性”中不符合道德的成分，这种人的命运就是气质之命。另一种命运是道德战胜了“气质之性”，也就是人的言行符合道德要求。张载认为，“德命”是人可以通过修养自身的道德实现“德命”，显然张载认为“德命”是人应该追求的。如何实现“德命”？张载在《正蒙·诚明篇》言，“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又言“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 [1] 。人充分发挥人和物的性可以达到天命，这是因为性与命之间是相互贯通的关系，同时人还必须穷理才能尽其性，穷理不仅仅要穷事物之理，亦要穷人伦之理。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中的一类，穷事物之理可以使人正确的认识到天性，也就是认识到客观世界的规律。人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人，又常常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容易违背“天地之性”，学习人伦道德，使人固有的“天地之性”得到彰显，使“气质之性”得以修正，就可以达到“尽性至命”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的目标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的价值引领导向，发挥道德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做到尽学生之性，使学生能够自觉形成正确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追求。
2.3. 提出道德追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继承圣学，启发民智，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宋朝初期，儒学衰微，佛道思想盛行以至于人伦失序，空谈流行，民生艰难。张载清晰地认识到佛道思想无法承担起改善社会民生，振奋百姓精神的责任。张载认为，儒学作为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伦理，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伦关系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继承和弘扬儒学，才能够重新建立起社会的人伦秩序，带领民众走向繁荣和稳定。“为万世开太平”则表达了张载对于未来社会的期许和追求。他认为，只有通过继承往圣绝学，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久太平与繁荣。这种太平不仅仅是指社会的安定，更是指人民在道德水平上的进步和社会风气的改善。张载强调了继往圣绝学与开太平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儒家传统对于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作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辩证统一的。“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复兴和发展儒家道统，重新构建起社会人伦秩序。“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创万代盛世，体现了张载以及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价值追求。“继往圣之绝学”是实现“万世太平”的前提和基础，“开万世太平”是“继往圣绝学”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只有继承往圣绝学才能够实现万世太平，只有以开万世太平为价值导向，才能够真正继承往圣绝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成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往圣绝学之精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和应用。同时，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以“为万世开太平”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价值引领，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3. 道德教育的三维目标——“立人”“求贤”“化圣”
张载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德育的最终目的是“成圣”。《张载传》记载，他“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 [7] ”。 “成圣”是张载一生的追求，也是张载德育思想的最终目标。根据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张载将人划分为四个层次：凡人、贤人、大人和圣人。因此道德教育的目标可以分为“立人”“求贤”“大人”“化圣”四个阶段的目标。
3.1. 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立人之性
第一层次为“立人之性”，这是道德教育的最基础的目标，即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的独特之处。张载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德性，这是区别于其他万物的根本特质。“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辩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 [1] 。人既是天地产物，具有万物共有的物质性，与飞禽走兽无异，但是人同时还是社会产物，具有为人所特有的属性——“德性”。“德性”是使人与其余万物有所区别的根本特质，认识到人的“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立人之性”就是使人认识到之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以人的标准要求自我的言行合乎“仁”，这是张载道德教育的最低要求。张载认为“立人之性”不仅仅是静态的认识，而且需要不断学习和修养。“知礼成性”是张载的一个重要德育思想。“知礼”是“成性”的重要方法，张载认为，“学者阶段是‘性未成善恶混’的状态，通过学礼可以有所操守” [8] 。学者通过知“礼”可以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德性，在实践中规范自我的言行并不断加深对于德性的理解。张载提出，学者应该始终保持对德性的关注和涵养，而这种关注和涵养必须建立在对于德性的深刻理解之上。《正蒙·天道篇》言，“学者常存德性” [1] 。张载认为学者要涵养、保存德性。涵养、保存德性必须首先认识德性。人通过对于“礼”的学习才能够达到对于“性”的认识，但仅仅认识到“性”是不够的，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维持和加深对于“德性”的理解，只有在不断的涵养过程之中才能够达到下一个道德阶段，即“求贤”。
3.2. 道德教育的阶段目标——求为贤人
在“立人之性”的基本道德目标的基础上，张载又提出了“求为贤人”这一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目标，这是张载道德教育的阶段性目标，属于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阶段。贤人的标准是什么？张载认为，“克己行法为贤。”处在贤人阶段的人可以自觉的克制自身的不当欲望，做到与礼法相一致。贤人在立人之德性的基础上进行德性的修养，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这种“无我”境界是区分学者和贤人的重要标志。“学者行德是‘有我’的境界，贤人行德是‘无我’的境界” [9] 。也就是说，贤人和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学者已经将礼法与自身的行为自觉地融为一体，不需要刻意要求自我行为符合礼法，而学者需时时自我提醒，将自己的言行与礼法进行对照。贤人在自我道德修养具有“勉勉以成性”的特征，《正蒙·中正篇》所说的“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 [1] ，指的就是贤人的修养方法与修养特征。学者阶段虽然同样具备了德性修养，仍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地涵养德性，这样才能够实现“勉勉以成性”。尽管学者和贤人都停留在“成人不成物”的阶段，但是贤人在“成人”这一方面的修养已经完成，贤人的行为举止已经和圣人相近，但二者的内心境界存在差距。正如张载所言，“克己行法为贤，乐己可法为圣，圣与贤，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 [1] 。贤人要做到“能尽其道”成为圣人，就必须进一步扩展延伸到“成人”及“成物”的阶段，从而进入“成不独成”圣人的阶段。
3.3.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大而化圣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圣人，即“化圣”。贤人在进一步学习和涵养的基础性，从行为上已经和圣人完全一致，但是还不能称之为圣人。“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 [1] 。处于“大人”阶段的人能够推己及人，推己及物，超越了“独成”的狭隘界限。同时，大人的外在行为举止已经和圣人已经完全相同，外人难以分辨。如张载所言，“大与圣难于分别” [1] 。大人和圣人的主要区分在于“心化”。“实现‘化’的境界，需要达到极致的德盛仁熟，这并非是通过聪明才智就能够实现的” [10] 。“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皋陶辈犹未必能知。然须当皆谓之圣人，盖为所以接人者与圣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为圣” [1] 。张载认为，大人是否称得上圣人，只有处于大人阶段的人自己知道。《正蒙·作者篇》言，“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1] 。张载认为，从大人阶段实现向圣人阶段的飞跃，不在于外在功业的累积，如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他们建立功业的目的并非述于人，而在于内心的“仁熟”。张载又言“故尝谓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盖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功则是助长也，要在乎仁熟而已” [1] 。与大人相比，圣人已经达到了与天道和人道融通的境界。“圣人之动，无非至德” [1] 。圣人是至德之人，能尽天地之性，明察万物而无所偏私，教化百姓于潜移默化之中，开创万世伟业，实现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化圣”不仅仅体现了张载德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体现了张载德育思想中积极入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崇高历史使命感与价值追求。
4. 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
4.1. 知礼成性
张载的道德教育最基本的两种途径就是“知礼成性”与“变化气质”，这两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始终贯穿于道德教育的始终。张载认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1] 。人身上虽然都有“天地之性”，但常常会被各种欲望和恶习所蒙蔽。“‘气质之性’遮蔽并影响了‘天地之性’的体现和发挥，而‘天地之性’又必须通过‘气质之性’来落到实处，故而张载提出了以‘知礼成性’为特点的修养工夫论” [11] 。“知礼”的追求是成“天地之性”，“变化气质”同样是为了改变“气质之性”达到“天地之性”，“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这两种修养方法是内在统一的。
知礼为何能够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礼’与‘性’都是天之固有。在人身上表现为性，在社会上表现为礼义秩序” [12] 。礼与性二者之间存在共通性，二者都是天在不同主体上的表现，所以知“礼”可以成“性”。“知礼成性”中“知”是指通过认知学习获得智慧，儒家学者通过深刻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获得了这种大智慧。在张载看来，认知的内容主要涉及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知识，“知”的层次则不仅包括了对道德信条的认知性学习，还包括了对道德信条的超越性体悟而得的道德敏锐感。“知礼成性”中的“礼”指的是古代的礼仪文明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蕴含的核心精神。据张载的观点，学者通过遵循礼仪来引导行为，是实现修养进阶的一种快速途径。遵守礼仪的规定，追求善良并摒弃恶行，去除个体的人气质之性中“善恶混杂”的状态向纯善的“天地之性”转变，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4.2. 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基于张载的二重人性论。“变化气质”的学说，可以和恶的来源问题联系起来，虽然气质不全是恶的，气质也有清的一面、粹美的一面，这是不需要变化的，但大多教情况下，几乎每个人在气质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人的气质有刚强柔弱、急躁缓慢、灵巧笨拙、聪明愚蠢的分别。人常常被种种不同气质所框定” [13] ，所以通过修养改变气质中的缺陷就显得十分必要。改变气质同样与“礼”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变化气质必须不断地学习“礼”。首先要有学“礼”之志，张载言，“有志于学者，却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 [1] 。变化气质还要保持虚心的态度，张载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 [1] ，所谓“虚心”就是“忘成心”。何为“成心”？《正蒙·大心》篇中说：“成心者，私意也” [1] 。“张载认为有了私意，就无法‘虚心’，‘恶己之异，便是固、必、意、我，无由得虚’” [14] 。私心的存在会妨碍个体的虚心态度，因为私心使个体固执于自我意志，无法真正达到“虚心”的境界。
尽管这两种方法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内在上是统一的。知礼成性强调外在行为的规范和礼仪，而变化气质则更注重内在的修炼和心态的调整。然而，两者都可以相辅相成，人通过学习礼仪和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可以影响内在的气质；反之亦然，通过内在修炼改变气质，也会体现在外在行为上。因此，这两种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实践中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帮助个人达到更高的修养境界。
5. 《正蒙》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必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多元文化的碰撞，青年学生更容易受到各种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同时指出“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15] 。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方向。张载的德育思想与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张载在《正蒙·中正篇》同样说道，“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 [1] 。只有德性高尚的人才能够保持学问的正确方向，并将学问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秉持德育为先的理念，培养青年一代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载的德育目标的设置层次鲜明，既有普遍适用的基础道德标准，也有较高水平的道德追求，同时也树立了最高道德标准的榜样。张载对于德育目标的设置体现了广泛性和先进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置同样需要兼顾这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目标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公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促成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水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历史责任感。
张载的德育方法包括“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两种基本方法。“知礼成性”通过强调通过学习和遵循传统礼仪来培养品德和修养，在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需要强调尊重传统文化、礼仪规范，培养学生的文明素养和道德品质。变化气质则注重个体气质的改变和提升，通过志向、虚心等方法涵养德性。在现代教育中，也需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品格。“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的德育方法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