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以下简称ESG)体现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公正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双碳”目标、绿色创新、科教兴国等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ESG既是评估企业市场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也在贯彻“双碳”战略、推动绿色金融稳步发展 [1] 、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注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推动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协调，稳步推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ESG表现综合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情况及持续经营能力，影响企业ESG表现披露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司规模、公司治理、财务状况、外部管制、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与压力等。现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会影响企业的EGS表现。基于激励视角，高管薪酬的结构和设计可以通过激励和引导高管关注企业的ESG表现，在战略层面推动企业的ESG表现取得良好表现。高管薪酬反映了企业的治理水平和节约成本的意愿，激励管理层的表现以期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研究ESG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更有活力；高管薪酬和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共同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为研究高管薪酬对ESG表现的影响，现有研究对高管薪酬所选取的代理变量主要有高管薪酬黏性、高管薪酬差异等，这些代理变量开拓了高管薪酬的范围，但是高管薪酬总额更能直接反映企业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价值认可，因此本文选取高管薪酬总额与ESG表现之间关系进行探讨。
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ESG影响因素的研究，揭示独董比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二是为高管薪酬影响企业ESG表现二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改善企业的ESG表现、提升管理效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高管薪酬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高管薪酬有助于深入了解薪酬结构及设计，研究其与公司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在研究高管薪酬时，选择的代理变量主要为高管薪酬、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薪酬黏性、高管薪酬支付方式、高管薪酬激励等。研发与创新是企业重要的驱动力，现有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黏性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显著抑制研发操纵 [3] ；国有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黏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及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4] ，也有学者提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具有锦标激励作用 [5] 。
2.2. 企业ESG表现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对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层面，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 [6] ，在企业的内部治理中，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也对ESG表现起促进作用 [7] ，而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8] 。外部层面，宋岩等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影响企业的ESG表现 [8] ，而王雪等分析师关注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信息透明程度低和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9] 。在政策上，“一带一路”倡议 [10] 和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 [11] 均对ESG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在研究ESG产生的经济后果方面，ESG责任履行强化企业的价值创造 [12] ，ESG评级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13] ，ESG发展对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4] ，以及企业加强ESG实践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 [15] 。由此可见，企业ESG表现不仅对于企业自身发展有益，对于社会发展也大有促进作用。
2.3. 文献述评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对于高管薪酬的研究聚焦于创新、研发等公司治理的单一维度，缺少对于环境和社会治理维度的研究。同时，ESG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外部因素为主，但是ESG关系着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以企业的内部驱动为主。综合来看，高管薪酬的经济后果研究中主要是对公司治理体系下的创新与研发相关，是否其对于ESG体系中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产生影响有待讨论。本文探讨高管薪酬是否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其贡献之处在于：一是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经济后果分析，二是丰富了ESG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理论指导。
3. 假设提出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的管理高层相较于投资者拥有更大的信息资源优势，结合其掌握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企业高层能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好战略规划并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作出及时的调整 [16]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企业通过合理的高管薪酬设计，促进高管落实绿色转型 [17] ，有利于提高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表现。
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政府对企业ESG表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策不断出台，加大对企业ESG披露的合法性的要求。2020年9月中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2021年2月，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进行全面绿色转型，202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月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讲述新时代绿色发展路径下的中国故事。目前在国家双碳战略、绿色经济的主导下，企业开始迫于合法性压力以及同行压力，重视其ESG表现并自觉披露ESG表现相关信息。社会也重视企业的ESG表现，ESG表现也是投资者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管理高层为迎合投资者需求，对其进行有效识别后并引导企业ESG发展程度来巩固其决策地位。为应对这些现状，企业建立合理的薪酬水平，引导高管重视企业的ESG表现。高管为了更好的薪酬水平，其对ESG的重视程度愈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正向的影响，促进ESG表现的提升。
2001年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保证企业经营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的出台取消了企业在决定是否聘请外部独立董事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强制要求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遏制企业中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一股独大的恶性局面，实现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 [18] 。传统代理理论认为独董除了监督作用和缓解代理冲突外，还能在管理层进行专业决策时为其提供支持 [19] 。同时独立董事由于其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和背景，在异质性知识的组合下协同发力，促进了高管的决策能力的提升 [20] 。独董以其独立地位和异质性知识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加客观的现状分析，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宏观视野，能提供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建议，对企业在承担环境责任、社会治理责任和提高公司治理层面均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独董比例本身也可以向公众传达积极信号，反映企业的公司治理质量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调节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
假设2：独立董事比例在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SP、TP企业；剔除了部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影响，对所有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数据在处理后最终得到了8931个有效观测值。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均通过Stata16实现。
4.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ESG表现
参考曾光等的做法 [21] ，本文选择彭博ESG评级数据衡量企业的ESG表现。彭博资讯提供的ESG评分在[0, 100]区间变动，得分越高，企业ESG表现越好。本文将企业取得的ESG评级得分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高管薪酬
本文选取了高管薪酬总额取对数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3) 调节变量：独董比例
独董比例为独立董事人数在总的董事人数中的占比。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上市年限(Listage)、产权性质(Soe)、托宾Q (TobinQ)、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现金流量(Cash)、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报酬率(ROA)。为控制行业和企业个体经营差异等因素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和个体固定效应(id)。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的详细表述见表1。
4.3.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设定回归模型1：
其中ESG为企业i在t时期的ESG表现，整体反映了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企业管理方面的综合表现，LnPay是高管薪酬总额。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上市年限(Listage)、产权性质(Soe)、托宾Q (TobinQ)、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现金流量(Cash)、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报酬率(ROA)等。Id为个体固定效应，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考察独董比例对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验证假说2，本文引入高管薪酬与独董比例之间的交互项Interact，设定回归模型2：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2中企业ESG表现的中位数是27.66，均值为28.62，此时中位数小于均值，说明ESG表现整体呈现向右分布，超过一半的企业的ESG表现低于平均水平，企业的ESG意识比较单薄。同时企业的ESG表现的最大值是55.34，最小值是12.26，方差为8.677，企业之间的ESG表现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5.2. 基准回归
表3第二列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所有的控制变量，得到了回归系数为0.878，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前文提到的假说1。第三、四、五列为验证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的三个子维度——E、S、G的得分之间的关系，结果高管薪酬与E、S、G三个子项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92、0.516、0.815，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了高管薪酬能正向影响企业的ESG单项得分。
Table 3.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表3. 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5.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高管薪酬总额，是衡量公司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整体薪酬水平的指标。在表4稳健性检验中，以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取对数进行被解释变量的替换，该指标更加关注核心高管的薪酬情况，数据的集中度更高。在进行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后，重新估计模型1，主效应依然稳健。
2) 滞后一期检验
为检验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是否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即高管薪酬对企业ESG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当期，也存在于下一期。为探究该问题，本研究将解释变量高管薪酬滞后一期，在表4中得出的结果依旧显著，证明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3) 作用机制检验：独董比例的调节效应
为了提高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去中心化，使得模型更加稳健、更易解释和更易比较。研究中生成变量Interact = c_LnPay * c_Indep，带入模型2中进行调节作用的检验，所得结果见表5，结果依旧显著，说明独董比例能够提升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
Table 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proportion
表5. 独董比例调节作用
5.4. 异质性检验
1) 产权异质性检验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兼具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国有企业既要同非国有企业一样重视企业在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表现，也需要重视其在社会主义层面需要承担的责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资源配置与公平分配；引导社会向更加可持续、绿色、高效、公正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优化经济结构战略布局等。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参与市场竞争，还需要承载社会价值 [22] 。
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的归属，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重新估计基准模型。表6中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对于企业ESG表现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为：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设计往往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制约，在我国强调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背景下，国企的ESG指标被纳入高管薪酬体系中，制度上的设计使得企业高管关注企业的ESG发展。同时，企业的ESG表现往往体现了其对于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视程度 [23] 。国有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政府监管的特点，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高管薪酬体系在设计上引导高管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对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符合国有企业的长期利益考虑和可持续性发展。
2) 行业异质性检验
表6中可见，高管薪酬对于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非制造业企业通常更为依赖人力资源、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来维持竞争优势，而这些因素与ESG表现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制造业企业可能更注重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与ESG表现之间的联系可能相对较弱。因此，在非制造业中，高管薪酬对于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关注非制造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有助于引导非制造业的高管更加关注企业的ESG表现，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
6. 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高管薪酬与企业的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经实证检验后得出的结论为：高管薪酬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该结论经过替换关键解释变量以及滞后一期检验的多次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文章选取独董比例作为调节变量，在对高管薪酬和独董比例进行去中心化后进行回归，得出：独董比例促进了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
同时，在异质性分析中，通过产权异质和行业异质进行分组回归后，得出国有企业中、非制造业行业中高管薪酬对企业ESG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这说明在不同的产权结构和行业类型中，高管的薪酬对于推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国企中高管薪酬的制定受到国家监管，国家层面利用高管薪酬的设计，引导高管积极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非制造业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等与ESG相关的因素，在高管薪酬设计上让管理层重视企业的ESG表现，让企业的声誉和发展更加良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高管个人层面提出三条建议。在企业层面：企业应该注重高管薪酬的设计，在战略层面上引导企业积极提升自身的ESG表现，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第二，在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行业中，注重高管薪酬的设计更能发挥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使得企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高管个人层面：除了高薪激励外，高管也需要强调个人能力的提升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培养。在接受高额薪酬的同时，董事高管应该注重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领导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关注。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一般课题“数字经济赋能视角下贵州企业ESG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3GZYB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