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以基层社会日常生活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由美国学者韩格理和中国学者王政合作对全书进行翻译，该书英译本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于2012年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并向海外传播。
《乡土中国》英译本出版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学科教学实践中。然而，译学界对该书译本的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目前，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对译本翻译理论及策略的研究 [1] [2] 和译本的外宣研究 [3] [4] 。由此可见，《乡土中国》英译本的研究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2. 翻译与社会文化研究
自翻译的“文化转向”出现以来，翻译与社会文化就成为译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本世纪初，翻译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即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该理论是由米凯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在其与亚历山大拉·福卡瑞(Alexandra Fukari)合编的论文集《构建一门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 [5] 。米凯拉·沃尔夫认为：“任何翻译，无论是翻译行为还是翻译产品，都必然镶嵌于社会语境。一方面，翻译行为的不同阶段毫无疑问都由属于特定社会系统的个体实现；另一方面，翻译现象也必然牵涉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及流传，进而操控了翻译本身所采用的策略”(Wolf &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6] 。这一研究方向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推动了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发展。
目前，国内有关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和深入发展。下表收集了2000至2023年23年期间知网上有关“翻译”、“社会文化”和“翻译与社会文化”为主题和全文的相关数据(见表1)。
Table 1. Related in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socio-cultural and socio-cultural and translation searched by CNKI
表1. 知网搜索翻译、社会文化与社会文化和翻译的相关信息
从表1可知，国内目前翻译和社会文化的相关研究卓有成效。而相比之下，翻译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有关研究主要涉及翻译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 [7] [8] [9] [10] [11] 以及社会文化互动翻译在不同译本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12] 。因此，从翻译与社会文化视角对《乡土中国》英译本进行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该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
3. 《乡土中国》英译中的社会文化互动
3.1. 中西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异与互动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西社会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中心逐渐向外延伸的“差序格局”，而西方则是人人平等、相互独立的“团体格局”。按费老的描述，本文将以图画形式呈现这两种社会结构，以加深读者的印象(见图1、图2)。
注：X、Y为同一社会阶层；Z为其他社会阶层。
Figure 1. Chinese social landscape
图1. 中国社会格局
费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以外在看似复杂而内有逻辑的差序格局为特点。差序格局强调以“己”为中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向外层层推进，从而形成远近亲疏、纵横交织的社会人际关系 [13] [14]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译为“In Chinese society,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kinship—is similar to the concentric circles formed when a stone is thrown into a lake.”这里，译者用破折号对“kinship”进行强调，凸显中国社会格局注重亲属关系的特征。在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从圆心(自己)开始随着“波纹”的扩散而逐渐淡化疏远。“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译者将原文中的“薄”字译为“insignificant”，形象立体，帮助读者领会“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特点。
西方社会结构与中国截然不同，社会以团体结构为特点，个体与团体之间虽有联系，但也互相独立。费老将其比喻为捆稻草。“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这里，译者对“柴”的翻译体现了中西社会生活的差异。在西方社会，“柴”更多偏向于指树桩、木墩一类的木材，也很少用稻草生火做饭，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根据这一文化现象，译者巧妙地将其译为“rice straw to use to cook our food”，增译“to use to cook our food”，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帮助读者知悉中国基层社会生活状态。此外，“团体格局”还注重个人主义和个体独立性。“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本句译文为凸显个体互相独立的特点，译者从英汉语言评论性语用特点出发，将原文“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这一评论性结语单独译出，即“In this way, the separately bound bundles can be stacked in an orderly way.”且在句首增译了方式短语“In this way”，显化原文逻辑关系，增强评论性作用，帮助读者对中西方社会结构形成清晰直观的认识。
中西社会格局各异，然而在全球文化交流互动影响下，两者彼此碰撞、相互融合，社会结构和其内涵随之发生变化。在跨文化交流和城市化推动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中亲缘、地缘关系逐渐淡化，个体的独立性意愿增强。西方社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传统的团体结构发展为网络团体形式，跨文化交流固然引起西方国家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关注，但对其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一方面是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外宣工作提供了条件。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乡土中国》的英译为西方国家呈现了独特的中国社会形态，促进不同社会结构相互学习借鉴，从而共同塑造出具有历史底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式社会结构，从而衍生出更加成熟先进的社会结构模型。
3.2. 中西社会道德礼法的差异与互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社会道德观念。中西方社会因社会格局的差异，而遵循着不同的社会道德价值观(见图3)。
社会道德礼法是历史文化的积淀。费老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深受先秦圣贤孔子思想的影响——以“礼”维持社会秩序。“礼”是一种社会规范，是历代人生活作息整合形成的传统规约，社会成员需主动自觉依规而行。“在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格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乡土社会中，人的内在修养和自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关键。在这里，费老引用文言句阐释中国差序格局中所运行的道德礼法，其中，“克己复礼”是道德体系的出发点。该词汇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译者以音译 + 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将其译为“kejifuli (subdue the self and follow the rites)”，既忠实原文，又保留中文语言特点，让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学习汉语表达，以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目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出自《大学》，译者在翻译时直接引用了该书译本原文，以避免多样化译本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文言句的引用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中国社会道德礼法的作用之大，文化历史渊源之深厚。
Figure 3. Moralities and etiquett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图3. 中西社会道德礼法
在西方社会中，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 [4] 。团体地位等同上帝，是公道和平等的象征，对团体中每个个体均一视同仁、毫无偏私。这就是西方团体格局道德体系的核心所在，也是西方社会公认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团体内部制定相关成文法律，依靠法律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管理和制约，保证权力的运行的公正与合理。“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于是发生了权力的观念。人对人得相互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利，于是发生了宪法。”西方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团体结构的形成是同步产生的，为凸显这一点，译者在对本句进行翻译时，增译了“inherently”，“Thus, a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is inherently a part of the morality of the Western mode of organization.”以凸显西方国家历来推崇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十分注重保护个体的隐私权和人身平等权的特点。而对西方制定宪法的历程的翻译，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西方社会更加注重通过外在形式对社会团体和个人加以约束和管理，而并非像中国乡土社会那样，以教化个人克己修身，提升自身内在修养进行社会治理的礼治方式。
中西方社会的道德礼法在全球文化交流发展中不断变化和更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社会道德观中出现了重契约和功利、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新元素，这是西方社会道德所特有的。西方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例如，西方罪名和量刑制度的引入，使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科学、公正和透明等。西方社会也逐渐通过各种网络媒体和著作等资源，认可和学习中国道德礼法。例如“尊老爱幼”道德观念在西方社会并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学校和社区，孩子们会学习孔融让梨的故事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道德礼法在西方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3.3. 中西社会家庭形态的差异与互动
社会结构差异影响社会道德价值理念，而道德价值理念具体体现于各具特色的社会群体及家庭中。本部分从家庭性质、节日、姓名、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五个方面分析《乡土中国》英译本中的中西方家庭形态及翻译(见表2)。
由表2可知，中国社会注重家庭伦理，家庭地位高于个体；西方社会则偏重于个体，家庭作用及地位相对弱化。然而，这种差异实则与其所遵循的社会道德礼法和文化息息相关。
受传统礼教影响，中国家庭结构以家庭和血缘为核心，注重长幼尊卑和礼数。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内部分工明确、等级明晰，这也是家庭关系平稳有序和家族体系的长久发展的核心所在。“在中国的家庭里
Table 2. Family patter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表2. 中西方社会家庭形态
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之间讲究负责和服从”，中国夫妻关系并不是家庭构成的核心，妻子有自己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即“三从四德”，译者将其译为“there are ‘the three followings and four virtues’.”译文虽能表达原文字面含义，但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掌握不深的读者来说，仍旧存在一定的理解困扰，在这里，本文在原译文的基础上，抛砖引玉，给出自己的译本以供参考，“Three Obediences (to obey her father before marriage, her husband during marriage, and her sons after the decease of her husband) and Four Virtues (morality, proper speech, modest manner and diligent work)”。在中国传统社会，“亲子”一词更多强调的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而非现代社会所说的父母与子女。因而，译者将其译为“between father and son”，以区别于现代社会的“亲子”含义，帮助读者形成准确认知。此外，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积极承担责任与义务是家庭成员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的来源之一。家庭内部成员按辈分划定长幼尊卑，每个个体都有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西方社会推崇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想，讲究个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平等与公正，各团体之间界限分明、互相独立，团体内部共同遵循公认的伦理道德。在西方社会中，家庭成员的相处和最后的归属方式均与中国社会模式截然不同。“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个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大了就离开这个团体”。在西方社会中，夫妻关系平等，家庭责任共担，子女成年后需离开原生团体，寻找和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团体。其中，“子女在这个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个团体”译为“Playing a supporting role, the children leave this organization when they become adults.”译者采用英文中的v-ing结构和时间状语处理，显化原文逻辑层次，语义重点突出，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中西方结构的差异所在。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方家庭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许多中国家庭逐渐摆脱传统刻板的家庭理念，接受西方科学的家庭文化和道德伦理，由先前“唯父母论”的家庭形态转变为“科学开明”的新型家庭模式，兼具传统家庭美德和现代新型家庭形态的特点。西方社会也逐渐了解和接受中国的优秀家庭经营理念，如《喜福会》影片中呈现了母爱教育的真谛，传达了一系列中国道德伦理价值，包括家庭价值观、责任感、孝道、尊重长辈和礼仪规矩等。这些价值观念对西方社会和家庭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4. 《乡土中国》英译中的翻译理念解读
翻译目的论认为，“目的性原则”是翻译的最佳原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采取的目的和策略也会有所不同。《乡土中国》在英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均呈现出与翻译目的的高度关联性。
4.1. 忠实等效理念
《乡土中国》原文本兼具时代性和文学性，杂糅穿插文化负载词、文言句等各种语用结构，是译语受众理解文本的关键，也是对译者翻译技能的考验。在翻译过程中，韩格理和王政结合原文语言特点，综合运用逻辑转换以及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文字下乡”意译为“Bringing Literacy to the Countryside”；“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译为“What the superior man seeks is in himself; what the pretty man seeks is in others.”再如，“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意译为“In face-to-face groups, we speak less. We convey our intentions with our eyes, our emotions with a gesture.”等。无论是文言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还是四字格“眉目传情”和“指石相证”，译者均着眼于原文基本含义，从英汉语用特点出发，调整文本逻辑，增译逻辑衔接词或是意译等，以求忠实传达原意，提升译语读者的接受度，实现翻译的交际功能。
4.2. 读者导向理念
从语言翻译角度来看，语用等效与归化翻译殊途同归，两者均是以目的语读者为取向。翻译时，译者除了要忠实原文，精准达意，还要注意译文的选词及行文结构。这就需要译者充分了解读者，找准文本理解的难点和重点，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进行处理，以求译本的地道表达。理解和接受是书籍走进译语文化世界的关键。译者通过文内加注、前言以及文末尾注帮助读者清晰准确地把握文本含义。如“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恕”译为“With sentiments such as these, Confucius could not be like Jesus, who so loved everyone under the sun, including his enemies, that he asked God to have mercy on those who killed him.”结合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语言特点，译者对原文中英汉语言结构差异较大的文本进行归化翻译处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增加关联词，如“who”、“that”和分词，如“including”来显化原文本所隐含的逻辑关系，忠实传达原文含义，提升译文的地道表达和接受度。
4.3. 多策略融合理念
翻译策略是文本翻译的润滑剂，能够让文本贴合自然地呈现在目标语中。译者综合考虑原文行文特点，灵活运用直译、意译、归化和异化等翻译策略和技巧，同时增附前言、尾注、文内加注等各种副文本，丰富文本语境，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在《乡土中国》译本中，文化负载词、专业术语以及文言句的翻译是重头戏，既要体现中国基层社会的文化特色，又要忠实达意，符合目标语语言特点，对译者翻译技能要求极高。如“差序格局”译为“a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differential social circles (chaxugeju)”；“自家人”译为“zijiaren (my own people)”；“人伦”译为“renlun (human relationships)”等。这些词汇极具中国传统语言特色，为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译者从异化和归化视角出发，采取音译 + 意译(或意译 + 音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在保证概念意义准确的同时，还原原语的形象义和风格义，强化文化差异，加深读者对原作的认知，同时也有效促进不同语言间的交流与互鉴，实现了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5. 结语
社会翻译学研究自提出以来，发展成果丰硕，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今后，社会翻译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有像《乡土中国》英译本这样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翻译文本，另一方面也需要译学界学者们的继续深入研讨，不断丰富和完善该理论。《乡土中国》蕴含深厚的社会文化，本文仅从社会格局、道德礼法以及家庭形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浅薄研究，希望能够借此引起更多研究者对《乡土中国》译本的关注，并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