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外关于企业治理的实践随着公司制组织形式的出现就已经产生。如果以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作为标志，企业治理在实践层面已经有了十分悠久的历史。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首次对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一企业治理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述，被学界认为是企业治理研究产生的标志 [1] 。威廉姆森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中提出“治理结构”的概念；并于1984年直接以“corporate governance”为题对公司治理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指出公司治理的研究经过了漫长的沉寂，最近正在复兴，导致这种沉寂僵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公司治理经济的微观分析 [2] 。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治理实践是一个老话题，但理论上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23年及以前WOS数据库中有关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梳理、总结出国外研究的关注重心与研究脉络，可以对我国企业治理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WOS数据库中以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报纸、年鉴等非研究类文献，筛选出了1999年到2023年间发表的3881篇文献作为样本，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2. 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发文情况
通过分析国外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研究主体分布和研究领域分布，可以从宏观层面把握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情况。
2.1. 学科领域分析
利用CiteSpace对样本文献进行学科领域共现分析，使用关键路径算法，网络节点为学科领域，时间切片选择为一年，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在图谱中，左上角相关指标中的N值代表了网络节点的数量，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学科领域，节点越大说明该领域出现的频次越高；E值代表了连线数量，反映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关联情况。图2中，企业治理的学科领域图谱共有99个节点，217条连线。可以看出，国外企业治理研究涉及到的学科领域较为丰富，且不同学科间的合作研究较多。其中出现频次高于100次的领域有9个，涉及到为企业财务(BUSINESS FINANCE)、商业(BUSINESS)、管理学(MANAGEMENT)、经济学(ECONOMICS)、法学(LAW)、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绿色可持续科技(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等领域，详见表1。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从伦理学(ETHICS)、政治学(POLITICAL)、科学社会学(SCIENCE SOCIOLOGY)、运筹学与管理学(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等学科视角展开研究，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成果。
Figure 1. Visualization of research areas
图1. 研究领域可视化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表1. 研究领域篇数统计
2.2. 文献作者构成
CiteSpace软件所生成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呈现出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者情况以及他们的合作关系。在图谱中，左上角相关指标中的N值代表了网络节点的数量，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E值代表着连线数量，连线反映了作者间的合作情况；Density则代表着网络密度。图2中，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共形成了669个节点，240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11。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作者间已经产生了不少合作网络，但整体仍然较为稀疏。统计不同作者的发文量发现，Hussainey，Khaled和Aguilera，Ruth V等研究者的发文量较多其中Hussainey，Khaled发文量最高，共发文14篇(详见表2)。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ping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Table 2. Authors with more than 8 publications
表2. 发文量高于8篇的作者
2.3. 发文机构分布
对样本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可得到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3)。图谱中的节点越大，代表该机构的发文数量越多。由图可见，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发文机构共有583个(N = 583)，彼此之间合作较为密切(E = 521, Density = 0.0031)。但是，图中鲜有较为突出的节点，发文量最高的机构NYU也仅发文27篇(详见表3)。
根据普赖斯定律可以统计该领域发文的核心机构，即核心机构发文量的下限约为最高发文量机构发文数的平方根乘以0.749 (
)。已知最高发文量的机构为共发文27篇，算出N ≈ 3.89，即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的机构为核心发文机构，共计190家。这190家研究机构的总计发文量为1440篇，占发文总量2189篇的65.73%，高于普赖斯定律在定义高产机构群时给出的比值50%。因此，国外已经形成了企业治理研究的核心机构群。
Figure 3. Mapping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Table 3. Top 8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s
表3. 发文量排名前8的机构
3. 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热点的分布
关键词是研究者对于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分析、筛选某一研究领域的热门关键词，可以梳理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分布特征。本研究采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功能对样本数据的关键词进行处理，得出了国外企业社会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和关键词TimeLine图谱(图6)，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分布特征展开分析。
3.1. 研究热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3.1.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将某一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以网络图谱的方式呈现出来，能够具象化地表现该领域关键词的名称、数量以及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在图谱中，每一个节点均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则代表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之间产生连线代表着这些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过。由图4可知，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文献中共出现了764个关键词(N = 764)，关键词之间产生了7960条连线(E = 7960)。计算各关键词的词频发现，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所有权(ownership)、绩效(performance)、公司(firm)、企业绩效(firm performance)、董事(director)、所有权结构(ownership structure)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是该领域的热门关键词(详见表4)。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4.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foreign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governance
表4. 国外企业社会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3.1.2.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自动对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归类，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能够直观反映目前学界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以及这些热点所覆盖的文献集群。通过CiteSpace生成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主要有8个，分别为#0资本构成(capital structure)、#1利益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2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3法律(law)、#4家族企业(family firms)、#5财务危机(financial distress)、#6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7财务报告质量(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聚类序号的数字越大，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少；数字越小，则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3.2. 研究热点的时间跨度特征
利用CiteSpace的TimeLine功能生成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见图6)。图中各行为国外企业治理的前8个聚类，这些聚类中的关键词按照他们在对应时间内出现的年份，在所属聚类中铺展开，显示了每一个聚类的发展情况。观察关键词TimeLine图可以发现，利益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法律(law)、家族企业(family firms)、财务危机(financial distress)这五个聚类从产生至今持续有研究，说明国外学界在研究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对于这五个领域有着持续性的关注。其中关于利益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自1999年至今均有研究。尽管2001年便开始有研究资本构成(capital structure)的文献，而且该聚类在产生初期有着非常丰富的关键词节点，但近几年出现在该聚类中的关键词逐渐减少，2023年尚未出现相关文章，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正逐渐趋冷。聚类#6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和聚类#7财务报告质量(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的持续时间最短，学界对于他们的关注度也明显弱于前几个聚类。
Figure 6. Keywords TimeLine mapping
图6. 关键词TimeLine图谱
4. 国外企业治理研究演变趋势
CiteSpace的突发性检测(Burst detection)功能可以分析出某一时间段内出现频次突然升高的关键词，并展示其突现的时间跨度，能够反映学界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着重点。Strength的值反映了关键词在其所在时间段内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数值越大。综合分析关键词突现图(图7)和关键词TimeLine图(图6)，可以将国外企业治理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9年到2004年，学界对企业治理进行初步探索；第二阶段为2005年到2017年，企业社会治理研究稳步发展；第三阶段为2018年到2023年，企业治理研究深入发展。
4.1. 1999年~2004年：初步探索阶段
1999年到2004年，企业治理开始逐渐进入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彼时，国外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整体关注度不够。在关键词突现图(图7)中，这一时期的突现词为金融(finance)，说明国外学界在这一阶段对于金融相关的话题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同时观察TimeLine图谱可以发现，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所有权(owner)、企业绩效(firm performance)、代理成本(agency cost)、董事(director)、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等高频关键词纷纷在这一时期出现，在往后的阶段他们都将成为学界研究企业治理的关注重心。由此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是已有的研究与后面两个阶段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它们为学界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梳理该阶段的文献发现，学者们在这一时期研究主要对于公司治理的相关概念、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也有学者对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设想。Tirole (2001)对股东价值和利益相关者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调查了修改管理激励和控制结构对于利益相关者的促进作用，分析了股东价值概念的不足和利益相关者概念面临的挑战，最后从契约、退出选项、固定索赔和扩大信托责任等方面论述了保护非控股利益相关者的方法 [3] 。Pollio (1999)、Uchida (1999)和Lehn (2002)则主要探讨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前两人分析了日本上游石油行业的管理背景、公司治理和产业重组情况。并认为该行业财务表现不佳是由于官方上游政策的失败所致，而不是企业监督或技术能力不足。他们进一步提议改变治理结构，招聘具有不同专业或管理资格的管理人员，以解决这些缺陷 [4] 。后者探讨了电信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现新进入者的治理结构与现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有很大不同，进而揭示了电信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路径依赖性 [5] 。Yong C T (2002)和Gompers P (2003)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企业治理的重要作用。前者对美国的土木工程和多元化制造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六次结构化访谈，分析了公司治理在工程公司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董事会在保护和创造股东价值方面的重要性 [6] 。后者设计了衡量股东权利水平的“治理指标”，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约1500家公司的股东水平进行了分析，发现公司治理与股票回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拥有更强股东权利的公司价值更高，利润更高，销售增长更高，资本支出更低，公司收购也更少 [7] 。Althoff (2003)对企业治理模式进行了设计，提出了一种责任管理体系(RMS)，该体系可用于履行与在企业中使用生产和设施的技术手段有关的法律和其他责任。他认为RMS可以提高企业的安全水平，提供法律保障，并开辟迄今为止无法获得的储蓄潜力 [8] 。
纵观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此时该领域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是这些早期研究不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而是更多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分析各地企业治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企业治理的作用、结构、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这是由于，相较于尚不成熟的理论研究，企业社会治理实践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国外学者在初步研究阶段便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证材料，可以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4.2. 2005年~2017年：稳步发展阶段
2005年到2017年，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稳步发展。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较长，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观察TimeLine图谱(图6)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高频关键词均集中于这一时期。由此也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研究构成了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主干，塑造了企业治理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一时期的突现度较高的关键词有法律(law)、经营业绩(operating performance)、经理(manager)、收购(takeover)、市场估值(market valuation)、美国(united states)、投资者保护(investor protection)、市场(market)、股权所有权(equity ownership)、私人利益(private benefit)、表决权(voting right)、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激励(incentive)、业务组(business group)、评估(valuation)等(见图7)，可以发现学界对企业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绩效以及企业内外部对于企业治理的影响因素。
一方面，国外学者在这一时期研究了企业治理与企业经营管理绩效之间的关联。Beiner S (2006)等人构建了广泛的企业治理指数，通过分析发现企业治理质量与公司估值之间存在正相关 [9] 。Bhagat S (2006)等人通过联立方程框架同样印证了前者的看法 [10] 。但也有学者提出，经合组织规定的的公司良好治理原则并不能减轻控股股东征用对于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 [11] 。Hoechle D (2012)等人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的多元化折扣是治理不善造成的 [12] 。Arora A (2016)等人对2001~2010年期间涵盖印度制造业二十个重要行业的大量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做法可以帮助降低机构成本，改善决策并提高公司的业绩 [13] 。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研究了企业治理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内部因素中，学者们探讨于公司透明度、股权控制权、治理条款、监督机制等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Durnev A (2005)等人收集了27个国家的公司层面的治理和透明度数据，以调查公司属性、法律环境和估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治理和透明度排名较高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估值更高 [14] 。Carney M (2005)和Wang C (2009)等学者研究了股权控制权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前者认为家族控股企业在公司治理体系方面更有竞争优势 [15] ；后者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收购公司治理不善的公司的股权会产生更高的总收益 [16] 。Jo H (2009)等学者发现，良好的监督机制有利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度，进而对公司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17] 。在Bebchuk L (2009)的研究中，企业治理的条款对于企业治理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 [18] 。
在外部因素中，学者们关注到了文化价值观、法律、组织环境对企业治理的影响。Licht A N (2005)等人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调查了投资者的合法权利与国家文化概况之间的关系，发现文化价值观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方式，并提出了解这些文化影响对于理解公司治理体系的多样性和融合非常重要 [19] 。Aguilera R V (2008)等人提出，公司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取决于组织与不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20]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投资者保护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其中John K (2008)等人认为，更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导致企业进行风险更高但能提高价值的投资 [21] 。Boulton T J (2010)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后发现，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企业估值过低的情况 [22] 。Cohen D A (2013)等学者探讨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发现由于投资发生变化，企业经营业绩有所下降 [23] 。McCahery J A (2016)和Ducassy I (2017)等学者的研究则着眼于揭示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治理的作用。前者发现，机构投资者将幕后干预和以治理为动机的退出作为补充手段，他们的偏好和行为可以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24] 。后者则进一步提出二级股东在公司优化治理中可以发挥监督作用 [25] 。
这一时期学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企业治理进行了诸多研究，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更多着眼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的社会效益缺乏关注。与此同时，学者们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微观领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也可以发展，尽管有学者研究到了文化价值观对于企业治理的影响，但是对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仍然是较少的。
4.3. 2018年~2023年：深入研究阶段
2018年到2023年，国外学界围绕企业治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一阶段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不多，但是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出现了性别多样性(gender diversity)、董事会特征(board characteristics)、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董事会多样性质(board diversity)、良好公司治理(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女性(women)、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等突现词(见图6)。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企业管理层的结构有所关注，并且学者们也意识到企业治理不仅要关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还要兼顾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开始有所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是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Bae S M (2018)等人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了南亚国家公司治理与全面可持续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可持续性披露总额与外国持股、机构持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规模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关系。董事持股与总体可持续发展披露呈负面但显著相关。文章进一步指出可持续报告是公司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机构成本的重要方式 [26] 。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Kurnia P (2020)等人探讨了碳排放披露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财务业绩在这些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研究得出，碳排放披露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没有直接影响，而是财务业绩间接导致了这些变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27] 。López-Cabarcos M Á则将研究重点关注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在经过数据分析后发现ESG对于公司的在股票市场的回报具有重要影响 [28] 。
另一方面，董事会结构是这一时期的关注重点。Sarhan A A (2019)等人采用定量研究法分析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董事性别和国籍衡量的董事会多元化对公司的财务业绩有积极影响。同时在治理较好的公司中，董事会多元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要比治理不善的同行更紧密 [29] 。Khatib S F A (2021)等人在分析了COVID-19时期的公司绩效之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董事会的多元化似乎显著提高了危机时期的公司业绩 [30] 。但是，Ria R (2023)在研究中则指出，性别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微乎其微 [31] 。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拓宽了国外企业治理的视野，对于上一个时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深化作用。但是国外学界对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仍相对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5. 结语
总体而言，可以发现国外企业治理研究正不断成熟完善，尽管科研主体合作网络还需进一步完善，但研究主体较为丰富，已经形成了企业治理研究的核心机构群。由此，该领域所涉及的学科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学者们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环境学、绿色可持续科技、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资本构成、利益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家族企业、财务危机、董事会、财务报告质量等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学界对于资本构成和利益管理的关注度最高，对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注度最低且在近年逐渐趋冷。在资本构成与利益管理两个领域中，所有权和绩效是最为热门的研究方向。
纵观国外各阶段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该领域更倾向于采用问卷法、访谈法、数据分析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对企业治理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股东价值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视角出发对企业治理的结构、作用、影响因素、治理要素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中，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企业治理的影响因素和治理要素。但是，国外学界从宏观的制度、文化等层面对企业治理的研究较少，还有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尽管如此，国外在微观层面的细致研究仍然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其围绕治理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责任管理体系、投资者保护、激励机制、企业透明度、治理条款、监督机制、组织环境、社会责任披露等方面产生的诸多成果对我国企业治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