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我们谈及现代主义建筑的时候，会联想到方方正正的高楼，墙壁上嵌着大开窗、室内充满明亮的光线、客厅摆着几样必需的家具。你肯定不会细细思考外墙有怎样的花纹和图案，也不会觉得应当有浮雕——将现代主义建筑从“美学空谈家的束缚下”解放 [1] 1，将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美学”的焦点转变为“简洁、明确而精确”，这样的过程，和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些观点有些精妙的重合。
2. 对现代的知性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中描述了一种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也解释了作为工具的建筑在新语境下的呈现形式2。他对于住宅空间的功能区划、家居应用的去装饰原则、日常生活的动线以及财务的考量，都在为设计界酝酿着一场颠覆性的革新。如果结合康德的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知性，是对感知到一种崭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准备。
现代主义建筑最典型的特点是简洁，有时候，简洁可以被理解为去装饰的3与简化的。在二十世纪初，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在《装饰与罪恶》(Ornament and Crime)中直言不讳地说：“装饰是罪犯们做出来的”。彼时的奥地利，工匠终其一生完成某座教堂的修建，手艺人没日没夜地制作小雕像，艺术家要用蛋彩涂满壁龛——贵族想要城堡，普通人想要食物。全社会仍然执迷不悟地将宅邸奉为神圣，拜物教的精英紧握话语权，于是卢斯大声呐喊4。到了钢筋混凝土被用进摩天大楼，燃油汽车出现在街道上的时代，勒·柯布西耶则贬损了“宫殿”的地位，他将建筑去掉了繁冗的外观，只留下了几根支柱和平面，最后将住宅称为工具。当然，柯布西耶的设计看上去确实是去除了装饰的，但并不能说去除建筑的装饰和简化建筑是一个概念，去除装饰是简单地抛弃整体的某一部分，而简化建筑却需要法则。这就将现代建筑的设计引入了一个新情况，即需要什么样的法则，以及如何确立法则。
卢斯诘责装饰的浪费，诘责复古是文化倒退，机器生产已经可以为人代劳沉闷枯燥的工作，人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业，装饰已然是落后的累赘，所以卢斯不要装饰；柯布西耶痛恨谎言，谎言是美丽而无用的，而人类业已掌握精妙的数学与几何，这被他称为宇宙法则的发现应当对应到更加文明的建筑体态。
然而卢斯与柯布西耶的思考都没有到为建筑立法的程度。由于二十世纪出现了新材料和新技术，这些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敏锐的人，有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情形发生着——对于这种情形的认知，是由于人在其生活的时代直接接触客观的外界变化(比如大工厂、蒸汽机的出现)而获得的认知，实际上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的“直观” [2] 。然而“直观”需要“……通过对象以某种方式刺激心灵……” [3] 才能获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里解释说：“通过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做感性。” [3] 由于人本身所具有的品性，直观只能是感性的，那么前文提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情形”就是一种感性直观，但又是什么在致使他们诘责装饰、谴责谎言呢？
卢斯和柯布西耶的观点是康德所谓的“知性”，还没有到“理性”的层面。康德提到，与感性相反的、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说知识的自发性)叫做知性。概念是知性对直观的思维，概念只能是知性的，直观和概念构成了我们的一切知识，因此前文提到的这些设计师的行为，正是对感性直观的思维，去装饰与简化建筑是概念的，他们所做的是对现代的知性。
然而为什么确立法则一定需要理性呢？首先我们知道，法则应当是普适性的，或者最起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人们不会承认其合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在其推理中的功能在于知识依据概念而有的普遍性，而理性推理本身是一个先天地在其条件的全部范围内被规定的判断” [3] 。由此可见，理性是凭借普遍性的，理性是人依据知性概念对感性直观进行思维；思维是形式推理，推理是由于人的逻辑。前者是纯内容的，后者是纯形式的。当我们依据“去装饰与简化建筑”以及其它相近似的理论(内含一种普遍性)对“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情形”进行推理，就可以得出“简洁”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理性的。
形式逻辑是理性推理的思维方式，它凭借纯形式而不涉足内容的公式化方式对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进行组合，从而获得知识。形式逻辑以下又有演绎和归纳的划分，为了确立法则，除了对理性推理的归纳，还需要有演绎。
但是演绎逻辑要更复杂，由于人的本性先天地感性，而逻辑要么是纯粹的要么就是应用的，因此对于感性直观的推理需要理性的逻辑应用。演绎逻辑所依附的条件是必然性条件，这就需要人在推理过程中排除偶然性的情况，譬如说个体认知差异、生活环境差异、宗教文化影响等一系列情况。这些偶然性会使我们的判断产生认知偏差(confirmation bias)，导致我们的判断甚至结论带有某种倾向性——于是“当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理性地放弃了‘行动’这个选项时，他的水手们用蜂蜡堵住了耳朵，理性地放弃了‘知晓’这个选项。” [4]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似乎在说，别让海妖的歌声迷惑你，不知晓不会受伤。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人使用演绎逻辑时，若想排除偶然性就要对情况保持有理由的无知，就要抛掷掉会造成干扰的知识。
理性是“无知”的。几乎是在“简洁”成为新建筑外观造型的共识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师们便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自那以后，凭借“无知”的理性为设计立法的颠覆性时代就要到来了。
3. 凭借“无知”的理性
让我们回到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这本著作发表于1923年，而在此前，柯布西耶已经设计出了多米诺(Dom-Ino)住宅原型。在篇目《住宅指南》中，空间安排与各种家居建议，几乎都是按照多米诺住宅的模型来考量的。柯布西耶大篇幅地表述了新建筑要保持的清洁、室内的良好采光、选择家具的好品位以及对空间的合理划分，乃至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为了造房子、为了规划城市，我们需要聪明、冷静而镇定的人们。” [1] 显而易见，他所谓聪明、冷静而镇静的人们，就是如同他所描述的那般生活的人们，是崇尚着建筑服务于全新时代、建筑服从于全新人类的准则的人们。
柯布西耶的《住宅指南》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建筑的风格摆脱历史依据，二是将建筑的主要作用从文化的变成实用的。
然而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一战的浩劫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站在历史隘口的法国学者们，仍然会对柯布西耶的学说感到无比惊诧。法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之一，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和建筑遗存——亚眠大教堂是哥特式的，圣心教堂是糅合罗马与拜占庭的，贝尔佛第宫则代表了华丽精巧的洛可可风格——我们完全不能说是因为法国人品位不高因此不能欣赏现代建筑，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学品位，以至于在一种新风貌出现的时候，他们从上面没有发掘出任何与古典相似的细节。在法国，除了这种类似于历史主义的情结可以用来解释传统建筑美学的延续，还有便是建筑艺术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拥有了的品质——代表着权力，财富或者神圣。
这些已知结论演绎成了传统的建筑美学，人们认同建筑是艺术文化的集合。庄严优雅的贵族肯定相信，没有内涵的宅邸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和所受教育，这种思想连带着大多数普通民众。然而，柯布西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的观念是理性嵌套民主的，一个社会的普通群体才是大多数，因此民主是当之无愧的普适性法则。再回到《住宅指南》的片段，这些精打细算的财务劝导和仅凭清洁与采光就能达到的体面，正恰如其分地符合了普通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勒·柯布西耶的设计原则为大群体服务，除此之外，他还敬重机器，将机器批量化生产纳入“新精神”的范畴中，在篇目《成批生产的住宅》中，工厂可以制作成批量标准化的预制件，在这种机器代劳的高效率低失误条件下，对于人的一项桎梏被解放了，而对于建造，拔地而起的高楼和住宅的聚落呈现一片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色——这正是我们所认知的现代城市景观，然而柯布西耶却强调“一切需要从头做起；为实现这项巨大的计划所需要的一切都还没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面貌。” [1] 此时的法国人没想过机器制造房屋意味着什么，没想过住宅的标准意味着什么，更没想过“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将给时代和人带来什么。
这种新精神与密斯·凡·德·罗(Ludwing Mies van der Rohe)“不要用旧的形式来解决新问题，我们应该按新问题本身的特性来发展新的形式” [1] 的理论所展现的精神不谋而合。相对于柯布西耶那种“一切需要从头做起”的晦涩表达，密斯的讲话显得非常直白，他很明白什么叫做颠覆性，那就是彻头彻尾地翻新再造。密斯似乎在说：“忘掉吧。”把所有过去的造型和装饰都忽略；把雕像剔除；把图案省略；把波斯地毯扔掉——新问题本身是人的问题，人的感性直观需要再造，工业化的社会日新月异了，新材料新技术营造新可能，钢筋混凝土和光线将占据高地。这样的建筑会变成什么呢？历史中找不到依据，只能借助逻辑来解释了。在康德关于先验逻辑的论述中，说道纯粹逻辑不具有经验性原则，这种毫无参照的逻辑是自发的，而理性是知性概念的无条件的绝对综合，理性与知性的应用相关。由此推断出，当设计师试图阐释一种新的精神面貌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无条件的绝对综合”就是演绎逻辑最生动的形式，以必然性得出必然性，以“无知”为建筑立法。
就像远古时代人们造房子就是为了抵御野兽和自然现象一样，这是一系列自发行为，是一种对外界感性直观的思维。因为野蛮人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助，他们的行为显示出纯粹的逻辑，房子什么样取决于周围的威胁和群居习惯，所以要坚硬、要宽敞、要防水、要明亮——人们不知道房子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纯按感觉来。密斯也这么做，要大到可以容纳上百人同时工作、要亮到反光让人一眼觉察城市的高洁、要可以飞快地拼装而且造型相同。密斯试图变得“无知”，抛掷掉一切经验性原则，以纯粹逻辑来处理情况。
阿道夫·卢斯也处在相似的情况中。卢斯的“无知”是看见装饰于是不要装饰，但是不要装饰的建筑怎么去评价呢？他的演绎逻辑在排除了“不要装饰”的必然条件后最终指明了一个新方向，那就是功能性。
柯布西耶提到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密斯提出一种新形式——那正是建筑作为工具需要具备功能性的理性，包括卢斯一起，其实都在意有所指地、渐进地向这“功能性”靠拢。
4. 理性的嵌套
对柯布西耶来说，人工材料是稳定的，工业技术是可靠的，在《走向新建筑》中，他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工业化环环相扣，建筑要去除厚墙、思想要去除樊篱，住宅是工具，人人都可以居住的住宅是健康的合乎道德的。除了对平等、民主这些普适性概念的运用，勒·柯布西耶将他自己得到的理性原则嵌套进了自己的理论中，那便是他那句“但还必须建立住在大批生产的住宅里的精神面貌” [1] 意有所指的部分，即那些思想上达到了可以理解新生活方式、并为此践行新生活方式的人。
柯布西耶自己使用理性作为工具设计新的精神面貌，他希望使用新设计的人也理性。这一点从密斯·凡·德·罗的话语中也能看出，密斯说形式只不过是结果，在他眼中新形式当然不应该成为社会纠纷，他关注的只不过是建造问题——这就好比，演绎逻辑导出的结论并非是他的侧重，逻辑的推理才是他的本职，密斯似乎想要教育人们，要理解建筑就要理解建造，而不是说看它最终的外观。
然而不论是柯布西耶还是密斯，都带有一种精英主义的说教意味，虽然恳切，虽然进步，但不够直白。可是理性本身就不是普通人轻易能够领悟的，只能通过隐喻或者观念演变来进行潜移默化的再造——它们便是这些现代主义者使用的方法，对理性进行嵌套。
密斯在谈工业化的建造方法时，没有像柯布西耶那样说工业化具有怎样的高效率，而是不断抛出新旧建造方式的对比，以此来判别什么样的情况会令人感到不满意或者满意；而且，他也没有全盘否定旧式建造方式，与之相反，密斯甚至肯定了旧的砌砖方法仍然具有的优越性。密斯的理性嵌套体现在这样的辩证法上，他客观地评判事实，指出新的不足和旧的优点，以此来营造出新旧方法结合再造会更加完满的情境。这是对条件的综合与归纳，这种思想方法对阅读这篇文献的读者来讲是具有作用的，听他说教的人们不都具有理性，也不都能够娴熟地使用演绎逻辑，但是通过知识素材的呈现，人们感受到了直观，由此能够产生知性——这样就足够了，从知性到理性，需要的不过是更多的普遍呈现。
以功能性反映其所处时代，住宅可以被称为建筑。这正是现代主义者不断想要强调的事实，建筑要反映时代，设计要解决时代问题。前文已经提到了柯布西耶是将理性嵌套进民主的，民主是一个大话题，人群涌向城市、贵族跌落、中产增加，旧有一套的建筑有太显著的区分度和差异性，而大部分人需要体面。拿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勒·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住宅应运而生，它就是将理性嵌套在民主里的最好概念。
5. 结语
理性一直以来都被人类奉为高高在上的法则，但是在任何渴望进步的历史语境下，理性向来如影随形，并且指导着每一次变革。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造型问题与评价标准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理性定义使用理性自身的方法，这种对理性结论进行理性方法推导的方式，在数学里被称为“递归”。
旧式建筑并不是由于谬误而被推翻，它们当初也是由理性所建立的，它们符合于自己的时代及自己时代的大多数人，直至新的直观出现，新的知性也就产生，于是新的理性也由此诞生——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理性不得不以自身去对旧理性进行推导，从而得到更高的优先级。一如《理性》(Rationality)中对于理性力量的解释：“当一个理性的论证陷入谬误或诡辩时，一个更理性的论证就会揭穿它。” [4] 。
致谢
这篇论文是在我的专业课老师赵泉泉教授的指导下修改的，在此我对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NOTES
1在密斯·凡·德·罗的《谈建筑》中的《关于建筑与形式的箴言》篇目中，密斯说“我们的任务本质上是要使实际建造从美学空谈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按其特征，回复为建造。”密斯以此为之后对于“功能性”的论述作铺垫。
2在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中的《视而不见的眼睛》对于建筑的论述中，柯布西耶说“住宅是住人的机器”，并认为“建筑在陈规陋习中闷得喘不出气来”。此处化用了柯布西耶的观点，即“住宅是机器”的新颖论点。
3著名的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卢斯在其《装饰与罪恶》中说“一个收藏着作为过去时代的艺术精力过剩的标志的神圣装饰的现代人，将会很快认出现代装饰是扭曲的、牵强的和病态的。任何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水平里的人都再也做不出装饰来了。”他的论点一直是围绕“去除装饰”而展开的。
4在《装饰与罪恶》中，卢斯在论证装饰的落后性时，拿“穿黑色道袍的神职人员”举例，说他们在装饰面前“奴颜婢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