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异化”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主体的现象。这种主体与客体颠倒的现象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具体描述，但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早已出现萌芽。马克思与老子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两人在思想上却有异同，对两者思想的考察是实现“两个结合”的重要条件。
2. 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思想
2.1.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并继承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黑格尔将现实世界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产物，把人类社会与客观的自然界视为异化的精神，在抽象的“自我意识”中运用异化理论阐述人类借助于纯粹的思想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以全部历史为内容的辩证运动的性质，扬弃异化是为了绝对精神的建立。虽然黑格尔提出的纯粹的思想活动是劳动，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真实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他的逻辑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同样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通过劳动实现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借助劳动实现自我生成。费尔巴哈将宗教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唯心主义则是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虽然谈论的是人的本质，但此时的人是“大写的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具体的人。他的异化理论是为了解释宗教的产生与消失，并恢复人失去的类本质。马克思把“大写的人”回归现实的人，并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下简称为《手稿》)体现为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是抛开一切现实关系的理想社会关系的人。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两个概念是劳动二重性的问题。对象化劳动是它的肯定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占有，它是人类生存和永恒发展的自然基础，这种劳动是不应该被废除的。异化劳动是它的否定方面，是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主要指它的资本主义形式 [1] 。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在《手稿》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生产活动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阐述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并将异化劳动的产生归因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异化则是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中才能得以消亡。但此时马克思对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因果关系的讨论并不深入。而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化了其思想，异化的主体已不再是任何先验地设定的抽象主体，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个人，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异化的生产关系 [2] 。可见，此时的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阐述在现实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从社会历史的维度上阐述人的异化，即在人的生产活动中阐述人的异化。究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3] 。马克思并为否定异化劳动思想，恰恰相反，是肯定异化劳动的历史意义，历史过程的特点是通向未来的趋向，历史的对象不仅有过去还有未来，即随着历史地不断发展，现实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定会扬弃异化劳动，最终实现对象化劳动。
2.2. 以实践为本体的异化思想
传统的本体论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其普遍的、终极的存在，因此是传统本体论仅停留在形而上学领域而无法通达现实领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并不是急于消解终极的存在，而是将更多的关注人上，将人视为主体，关注人怎样的改造现实的世界。从人的主体出发的实践关系，即认识并不直接映射对象，而是反映经过实践中介了的社会历史关系。从主体活动出发，也只有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揭开包括自然物质存在内的全部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本质的奥秘 [4] 。自然界作为活动的客体，通过历史揭开自己的秘密 [5] 。康德认为自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马克思则认为该呈现是由人的历史性实践造成的。实践作为本体表现为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对人的认识的发展，而认识与本体形成逻辑的线索，因此，以实践为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本体论与逻辑学三者的同一。
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现存世界的真实存在，其存在必然具有与之对应的一个对象世界。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的确建立在现实生活中，从实践出发，着眼于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存在关系，进而展开了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他在《手稿》中将人视为对象性的存在，与之对应的则是对象化的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自然包括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摆脱异化劳动也必然在现实活动中进行。作为本体的实践不仅包括原处的“一”，同时也是最终的“一”，是面向未来的向度的“一”，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构成了异化的扬弃路径。
3. 老子哲学中的异化思想
3.1. 以无为而治为基础的实践观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第37章)老子的无为是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由于统治者的贪婪和私欲违背自然之道，违背自然之道则造成人的异化。无为是一种手段，通过无为而得到天下和谐，这并不是让统治阶级无所作为，而是不干预的遵循“道”的法则行事，不擅自作为而顺应民意、体察民心，追求素朴的境界，使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相一致。万事万物都遵循了自己的规律，统治者“不治”则也能达到社会的和谐，百姓没有统治阶级的剥削而“自治”，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展，就不会有异化的出现，统治者的“不为”实际上是“道”的“有为”，从“不为”到“有为”这一过程就是遵循了“道”的法则，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
3.2. 以“道”为本体的异化思想
道的本意为道路，后引申为规律，与人对应的为“人道”，与天对应的则为“天道”。在后来的发展中“天道”逐渐具有自然规律和价值的意蕴，老子将“道”引入先验的形而上的范畴。因此，将“道”理解为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
将“道”视为形而上的存在本体是相对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万物的本原，但异于“上帝”和“绝对精神”的实体性创造者。作为形而上的“道”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并先于天地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25章)但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逻辑关系上的先后，并非时间关系上的先后，这是为了突出“道”的本体性。亦是无名无形，无法看见形状，听不见其声音，无法感知其形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第14章)对于恍惚之物又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1章)因此是不知其名。“道”有两种属性：“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1章)“无”是天地的原初，而“有”是万物的根源。“无”和“有”则是“道”由无形质向有形质的生成的活动过程，“道”在化生万物之前为“无”，化生万物之后为“有” [6] 。但老子的“有”和“无”也表现在具体事物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11章)通过观察老子得出车轮是毂与毂中的洞组成，即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才使其有所用。老子通过观察得出的辩证法虽有现存世界所证实，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运动规律是向其本身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相似的，即“反者道之动”，但是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没有表明其转化的条件。因此，老子的辩证法具有感性经验的价值，其哲学基础是以“道”为精神实体，运用人的直觉去体悟真实的世界。若作为本体的“道”的地位被威胁，则“大道废”，异化生。
将“道”视为价值本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天道、地道、人道的顺序原则是价值本体的原则，是自然、无为原则在宇宙、自然、社会中的展现，价值本体通过这三种原则将自然、无为原则贯彻到各领域中。“道法自然”则阐述按照自然规律的“道”的准则。在社会中一些不断增长的物欲会造成“道”的丧失使人异化：“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12章)社会的进步违背了自然之道，违背自然之道则产生异化。又因利器增多，法令森严而造成人的异化：“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57章)又因统治阶级的过度干预和管理使人异化：“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75章)戒律森严使人的本性束缚，统治阶级违背“道”而进行管理造成人的异化。但归其根本还是统治阶级的礼法规矩造成人的异化：“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义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38章)用“道”规范心性，礼法规矩却使“道”自然流露仁义之善的异化。
4. 马克思与老子扬弃异化思想的对比
基于上述简要分析，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与老子异化思想的理论根基之间的差异和马克思与老子异化思想的解决路径之间的差异进行简要分析。
4.1. 两者异化思想的理论根基差异
首先，是以“实践”为本体与“道”为本体之间的差异。“实践”是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将人作为主体的实践，因此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和检验的，若不能在当今的生活中认识和检验，也可以在未来的实践中认识，这种一直发展地实践是包括过去向未来生成的实践。“道”具有不可言说、虚无的性质，又以宇宙万物为研究对象，而宇宙万物本身就不可言说，这就造就了“道”本身的神秘性，并在现存世界中只能体悟而无法真正认识的。
其次，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朴素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客观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的物质。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则是未来的历史。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是以直观的感性经验为基础，眼见不一定为真，因此无法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虽然在《道德经》本质与现象是统一的，但随着现实只是暂时的统一，因为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的和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是变化的。
最后，基于以上两点而分析马克思和老子对异化思想的态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对于异化思想是肯定的态度，马克思没有否定异化思想，认为异化是推动历史的前进动力，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超越异化思想，在以人为主体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检验，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实现自身的消亡进而实现对象化劳动。老子则是对异化思想采取否定的态度，否定现实的进步而回到过去的原始质朴的生活中，百姓回到“愚”的状态，人的异化就能消失。但现实的发展是不能回到过去的，人类能做的是在现实的生活的发展中不断地认识，吸收从现在面向过去的经验与生成从未来面向现在的认识。
4.2. 两者解决异化问题的路径差异
基于马克思与老子的异化思想的理论根基的差异，就必定会导致马克思与老子在异化问题上解决的路径有差异。
首先，是共产主义与小国寡民之间的差异。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物质基础高度富足的情况下，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升的情况下，按需分配、各尽其能，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同时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此基础上人的异化消失，但在共产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不会消失，通过自身力量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共产主义理想旗帜也许不一定会成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但在每个阶段都建立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经验中，理想旗帜在此阶段激励着人民向前发展。因此，在发展中超越异化本身就是在此阶段与之相匹配的“共产主义”。老子则提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又言：“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德经》第60章)。老子认为的理想社会，治大国应该向烹饪小鱼那样，尽量避免去干涉，奉行“无为”的原则，治大国应该遵循“小其国”和“寡其民”的方式，而“小国寡民”则是老子认为的理想社会。“利器”和“伎巧”代表着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但同时带来了人的异化，担心物质生产力的进步造成对“道”的破坏，因此想要“返朴归真”，不用现代化的技术工具，回归原始的生活。老子应该除了重视物质生活的发展还应重视精神生活的培养，排斥了科技的进步，否定了历史的前进，而重于“反”。
其次，是“归根”与“斗争”之间的差异。马克思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用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革命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是矛盾的斗争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法是解决物质上的匮乏，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利器”不但不会造成人的异化，反而是促进异化消解的手段，因为生产工具会促进历史的发展。老子则认为异化的根源是人的“有为”，“有为”源于人的欲望和人向前发展的意志，向前发展的无止境导致离“道”越来越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因此，老子认为“归根”也就是“返”是消除异化的最根本方式。但人的意志是向前发展的，“现在的我”是由“过去的我”生成，“现在的意志”也就包含“过去的意志”，所以，“现在的意志”不能刨除现在的因素而回到“过去的意志”。消除异化不能用返回过去的方式，相反，只能在前进的未来解决。
最后，基于以上两点而分析马克思与老子解决异化问题的逻辑差异。由上述两点可知马克思与老子解决异化问题在逻辑上是相反的，即马克思是“生成的增加的正向的”逻辑，而老子是“削减的减少的反向的”逻辑；一个是面向物质的逻辑，一个面向自身的逻辑，但两者都认识到物质的重要性。物质的发展带来的异化问题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现象，但是在此阶段的人能够做到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创造自然，使自然规律发生的形式融入越来越多的人类意识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