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对加强家庭教育提出建议，强调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加强与孩子沟通交流，理性帮助孩子确定成长目标。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其教育质量的好坏影响人的一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逐渐消失，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转型进而影响了家庭教育模式的改变，这就需要重新定位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要求父亲参与到子女的教养中，以维持家庭的平衡。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父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但实际上父亲对孩子的智力(王娟，夏婧，2014)、情绪(张春晓，2015)、性格(孔露，蒲红霞，2015)、社会性(李晓巍，魏晓宇，2017)等方面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影响，是孩子健康成长所不能缺失的。
虽然绝大多数父亲已经意识到教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并且自己需要担起在家庭教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父亲参与教养的效能较低，教养策略也存在问题，部分父亲也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到家庭教育中。过往研究有提到父亲参与教养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观念陈旧、教养方式有失偏颇、对自身定位认识不够全面等(周玲，2006；范静平，2013)。许多学者呼吁父亲应多关注家庭，加大对子女教养的投入程度，以减轻母亲的压力，维持家庭的平衡，因此，父亲对儿童教养重要性以及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实施路径的研究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逐渐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国内外学者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方式和程度展开了多角度研究。Lamb (1986)最先提出三因素模型，明确阐述了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三因素模型包括投入、接近和责任三个层面，其中，投入指父亲身体力行地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包括照顾孩子的起居、陪孩子游戏等；接近指父亲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全身心地陪伴孩子，但是处于儿童可接触到的空间范围内，只有当儿童需要时，父亲才立刻出现，即父亲与孩子之间只是具备潜在的互动可能性；责任指父亲为孩子的幸福负责，并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能够察觉到孩子在身体、社会互动、情绪认知等方面的需求，并有意识地逐步满足。此后，研究者们相继提出了四维度模型、七种工作模型等(王桂芬，2018)。四维度模型描述了父亲参与的四种基本成分，分别为执行功能(如决策制定、制定规矩、监督和指导、安排家务、制定活动计划)、社会/情感功能(如直接的社会互动、娱乐活动、交流思想观点、身体上的情感表达、安慰、表扬鼓励)、日常照看功能(如监督和协助、洗澡穿衣喂饭、为孩子睡觉收拾床，或为孩子上学做准备、照看生病的孩子、送孩子)、教育功能(如监督和帮助完成功课、给孩子读书听、教给基本的社会技能、纪律限制、做孩子的咨询顾问、提供智力和文化的刺激、宗教或道德训练)。七种工作模型从七种父亲职责来定义父亲参与情况，即情感、伦理道德、精神、发展性、娱乐、指导性以及服务性职责。
三因素模型为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父亲行为对孩子影响的探究提供了基础。四维度模型则进一步扩展了视角，强调了父亲在儿童生活中的多元角色，展示父亲在家庭中的全方位参与。七种工作模型则通过详尽的分类，全面揭示了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多元角色和作用。这些理论框架有利于理解父亲在儿童教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影响，它们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父亲在儿童教育中的深度和广度，强化了父亲在家庭结构和社会角色中的核心地位，并为促进父亲积极、全面地参与儿童教养提供了策略指导。然而，尽管这些模型具有价值，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涵盖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所有方面，也无法适应所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因此，在实际应用这些理论时应当灵活地考虑具体情境，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并持续推动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更好地支持父亲在儿童教育中的角色转变和实践。
我国对于父亲参与教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伍新春等人(2014)对Lamb的三因素模型进行本土化重构，更符合我国国情，成为目前运用最广泛的模型，包括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互动性指的是父亲对孩子的直接照顾与教育，包括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教导和休闲活动；可及性是指父子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但在孩子需要时能够及时关注和回应，包括空间和心理上的可及；责任性指的是父亲为孩子的发展所做的准备、积累、规划和支持等活动，包括榜样示范、信息获得、父职成长、教养支持和发展规划。近年来，我国对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逐渐丰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调查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形式主要以描述性研究、实验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主(刘如意，2022)，并且我国学者针对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基于西方学者所编制的相关问卷，编制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调查问卷。尽管针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研究也逐年丰富，但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父亲缺位”现象。此外，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在研究广度与深度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因此，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方面的132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其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分析现有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以期为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本文借助CiteSpace的强大功能绘制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合作网络图谱，将作者、相关机构的合作关系、研究贡献及研究热点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深入解析生成的知识图谱，得以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及动态趋势，实现对未来研究前沿的预见。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学术论文为数据来源，使用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限定检索条件为：主题包含“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检索方式为“精确”，时间为“不限–2024年”(检索时间：2024年3月12日)，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共检索到136条记录。为了提高数据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对数据进行筛查，剔除了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主题无关且不符合研究目的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132篇。
2.3. 数据处理
从CNKI数据库中获取检索文献的RefWorks格式题录文件，导出132篇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有效文献信息，利用Excel 2019和CiteSpace6.3.R1软件对导出的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建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主题数据处理项目，分别从发文数量、发文时间、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计量学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分布分析
基于CNKI数据库检索的数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到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文献发文趋势图，如图1所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2024年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Figure 1. Trend in annual publication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1.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文献发文年度趋势
第一个阶段为2005~2017年，该阶段发文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4篇，说明2005~2017年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2013~2014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父亲在儿童成长中有多重要？》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对“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方式”“父亲与幼儿之间的亲子互动”等问题的持续关注，重新审视新时代背景下的父性教育(李佳璇，2018)。这些讨论推动了教育政策和实践的调整，强调了父亲角色在早期儿童教育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鼓励父亲们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教养，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和亲子关系的深化。
第二个阶段为2018~2024年，发文量有所提高，且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达到最大峰值，年发文量为14篇。2021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落实了父母等监护人的育人“主体责任”，也提高了人们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重视。
3.2.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是学科领域研究的主导力量，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创新。通过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及合作情况。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圆点，即网络节点，其大小对应该作者的发文量多少，节点间连线则表示两个作者存在合作。由CiteSpace生成的图谱显示，详见图2，N = 100，表示共有100个节点，E = 108，表示节点间连线为108，Density = 0.0218，则表示网络密度为0.0218，连线数大于节点数，说明各作者间有着密切的合作。通过图2可以看出尹晓辉、王洋、王葳、张姣姣、许亚红等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合作比较紧密。
Figure 2. Mapping of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2.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研究领域中，核心作者的认证常使用洛特卡–普赖斯定律，可以对在该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这些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和观点可以代表该领域的主流思想。因此，深入了解这些作者的研究方向、合作关系以及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计算式为M ≈ 0.749 × (Nmax)1/2，其中M表示核心作者的最低文献数，Nmax表示发表最多文献作者的发文量。该计算式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合作情况。检索可知，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发表最多文献的作者是许岩，共发文8篇。经计算，M ≈ 2.118，因此确定该领域的核心作者需要发表不少于3篇文献。核心作者共有六位，其发文量共为24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9%。其余发文作者发文量为均为1至2篇，共108篇，约占总发文量的81%。
3.3.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机构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生成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反映了该领域的机构发文量、影响力及其合作强度，如图3所示。从研究机构来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领域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主要以高校为主。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河北师范大学(10篇)，其次为山东师范大学(8篇)。各地区的发文机构之间也有合作，如：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之间有着紧密合作等。综合来看，虽然存在跨区域不同机构以及同一区域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但整体数量不多。因此，加强跨区域、跨机构间合作可以使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更加深刻也更为全面。
Figure 3. Mapping of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3.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机构网络合作图谱
3.4.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高频关键词可用来捕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选择关键词(Keyword)为网络节点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如图4所示。其形成的聚类标签按序号顺序分别为“儿童”“父亲参与”“情绪问题”“学前儿童”“父子依恋”和“教养方式”。每个聚类下包含着许多联系密切的关键词，聚类标签数字越小，其包含的关键词数越多。CiteSpace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两个指标，可以作为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本文聚类所呈现的Q值 = 0.5309 > 0.3，S值 = 0.8378 > 0.7，说明图谱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令人信服。
结合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图4)，总体上可以将这6个聚类标签归纳总结为四大类：第一，聚类标签#0儿童、#3学前儿童，体现了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关于父亲与儿童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父亲和孩子的角度切入，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幼儿至小学生，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涉及较少，但国外的学科涉及范围更广。第二，聚类标签#1父亲参与、#4父子依恋，表明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方向、研究的主要目标、主要问题以及主要对策都集中在父亲的参与、父子的依恋关系上。第三，聚类标签#2情绪问题，主要体现了学者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问题上，主要研究父亲参与教养将会对儿童情绪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第四，聚类标签#5教养方式，体现了学者加强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教养方式的研究，探讨父亲教养方式将会更有利于提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施路径。
Figure 4.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of keyword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4.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聚类情况
4. 结论
通过对2005~2024年间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进行的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于2005年逐步开始，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进程较慢，研究程度有待加强。相关研究热点的演进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17年，该阶段发文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4篇；第二阶段为2018~2024年，发文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第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核心发文机构主要由高校组成，其中河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是主要发文机构，但机构间合作较少。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主要研究者是许岩、张文新、陈玉兰等，但整体发文量较少，各作者间合作较为紧密，但跨区域、跨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还是不够多，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
第三，根据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知，2005~2024年间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热点是“儿童”“父亲参与”“情绪问题”“学前儿童”“父子依恋”和“教养方式”。这些聚类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及研究内容，包括父亲参与对儿童情绪问题的影响、父亲教养方式等。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父亲参与教养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小学或者中学阶段，对幼儿尤其是0~3岁的幼儿关注较少。从研究热点和内容看，我国父亲参与教养主要集中于父亲参与教养的内涵、影响因素、影响等，关于父亲参与教养提升对策的相关研究较少，挖掘不够深入，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探究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施路径。
可见，进一步探索父亲参与对儿童发展的具体影响途径和过程以及影响因素，将会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应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着手，深层次挖掘父亲参与教养缺失背后的原因，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发出声音以引起社会各界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重要性的关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关注，引起父亲对自身角色赋予价值的关注与思考。未来的研究应为父亲参与教养提供更多的实施路径，切实提高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水平，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刘琴，卢清，2022)。
5. 建议
5.1. 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政策方针引领作用
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整体上还存在重视度不够、研究水平较低、区域差异大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国家应增加这方面的研究支持，如设立专项基金激励研究，并规划监督基金使用。其次，各地区政府应鼓励本区域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李佳璇，2018)。政府推动政策和实践，使父亲参与儿童教养贴合政策的引导方向，推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和实施的完善与发展，促进相关研究更加扎实、广泛深入。再次，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必须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持。政府可制定家庭教育法或父亲责任法，明确父亲育儿义务，要求父亲提高育儿素养，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还可规定父亲专有假期。此外，社会应尊重父亲参与，并从法规、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父亲责任承担和积极参与(孙彦，2011)。
5.2. 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团队建设
结合由CiteSpace分析得到的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各机构、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密切，核心作者间也少有联系，且核心作者相对较少，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研究机构主要为高校，倾向于单独发文，机构合作较少，并不利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现有资源的整合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团队建设，加强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强该领域研究团队的建设，可以有效提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核心力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结合可以有效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进展，使其更加广泛和深入。
5.3. 重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成果多为基于国外研究基础上进行的验证和总结，缺少实证研究，且研究对象不够全面，对于学前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新时代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需要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从而得出有效可靠的结论，找到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施路径。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更加重视实证研究，建立实证体系，运用问卷法、访谈法等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提供有效可靠的数据，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推进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总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对儿童的成长、家庭的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从多视角切入，加大研究力度，为深入研究、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江苏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课题“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编号：202311463105Y)。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