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1.1. 《坤舆万国全图》的翻译研究
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中，科学与翻译关系十分紧密，虽早期就已出现中外科技知识的交锋，但系统翻译国外科学知识则出现于晚明时期 [1] 。晚明科技翻译浪潮中，开明士大夫与来华传教士合译西方著作，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翻译思想与中西合译的实践价值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在这其中，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地位不言而喻，他作为明末中西文明交流互通的第一人，通过大量的译介活动为明末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西方科学知识。其中，利氏译著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突破了国人“天下观”的眼界限制，创造了明末西学东渐过程中“世界意识”的思想启蒙。学界对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主题：地名翻译与翻译策略。
在利氏世界地图的地名翻译研究中，最早始于意大利的传教士、汉学家——德礼贤。他的《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和《对利玛窦神父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与新研究(1938~1960)》两部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涵盖了利玛窦译制地图的内容及特点，并对利氏制图历史、利氏地图版本及现存利氏地图藏本做了重要研究，其中《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首次将《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地名全部翻译为意大利文。然而，由于地名翻译浩大繁琐，除了德礼贤之外，对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翻译进行系统整理的也仅有2004年出版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2013年的《利玛窦的制图学》和2015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索引》，其中《〈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索引》内容详备，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可见针对该图的地名翻译研究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性，研究趋势多以阶段性成果体现，因此本文将在现阶段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再对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翻译研究加以突破。
在翻译策略研究方面，直至近十年才多有发表。主要集中在对利玛窦所采取的“同化顺应”策略及地图的译介传播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多指出了《坤舆万国全图》对中国传统认知观念的突破与颠覆，但归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使得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方式传入中国——如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利玛窦将欧洲中心格局转变为中国中心格局，并辅助以文字图画进行具象化说明；在对利玛窦译介活动的研究中，文化身份和文化适应策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译者主体性在跨文化交际的大时代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直到近两年，仍有学者对利玛窦译介活动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进行研究，可见“利玛窦”作为翻译研究的主题，研究热度不减，研究视角仍在持续突破与创新。因而，本文旨在跨越时间与空间限制，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性地选择叙事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进行叙事建构的研究，以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1.2. 叙事建构与叙事身份
“叙事与翻译”是一个领域涵盖广泛的重要研究主题，涉及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叙事与翻译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对信息的理解与文本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叙事学由经典主义走向后经典主义，叙事的范畴从文字转向为更具多元化的非文字媒介，即一切具有叙事属性的形式。翻译作为以文本为主的叙事活动，对其进行“叙事”研究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叙事与翻译相结合方面做出最突出贡献的是著名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她通过对叙事学理论的延伸，开辟了翻译研究新视角，其集大成之作《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Tran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是21世纪以来仅有的两篇翻译学高被引文献之一，在其《翻译中的叙事》中，她强调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叙事中的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强调了翻译在文学叙事中的“再创造”，布莱恩·莫索普在法律与政治翻译领域强调了翻译在叙事过程中的精准性与专业性。国外的翻译叙事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理论框架进行深层分析与解读，包括对叙事者在叙事结构中的重要性探讨、基于语料库文本对理论的适用性及建构策略应用进行讨论。
并且由于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的迅速升温，“叙事与身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话题”。Somers (1994)认为，身份建构的叙事研究应置于实践、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之中，因为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叙事身份的构成都是现实与虚构的融合，叙事身份并非简单的“叙事”与“身份”的叠加，而是受政治、文化、社会和伦理等因素共同影响所建构 [2] 。然而，目前对于叙事身份的翻译研究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挖掘，较为突出的有卢西亚·阿兰达的《文学翻译中的叙事身份》，通过对译本和翻译策略的分析描述了翻译如何塑造和呈现不同的叙事身份，亦有学者对弗朗茨·卡夫卡《变形记》的不同译本进行分析，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叙事身份。
反观国内，在理论研究与应用方面，赵文静、王宏志、范玲娟等人对其进行了独具一格的阐释，其中王宏志发表了对“文学叙事中的权力关系”的解读，赵俊《翻译与文学叙事》一文中讨论了翻译对文学叙事呈现的影响，王克非则表明中国近代翻译小说已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研究。该理论在国际译界已产生巨大反响，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逐步从单纯的理论探讨过渡到使用理论研究国内翻译现象的环节，继而又有对此理论更深入的识解；在“翻译是一种叙事”理念的影响下，国内翻译领域更深刻地意识到翻译在超越时空和文本的叙事的阐释中所起的特别作用。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于翻译叙事理论虽有引介，却少有深刻讨论。仅有的成果基本上以叙事理论为框架进行具体的译文分析，翻译仍作为叙事的建构手段，并没有突出其在叙事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仍然缺少在更高层次探讨翻译与政治、冲突的关系、冲突中的译者伦理和身份等问题。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从叙事理论中的叙事身份部分出发，以利玛窦译著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为例，分析其在译介过程中的叙事身份多样性及身份建构对于译介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2. 《坤舆万国全图》中利玛窦的身份建构
“叙事身份”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叙事身份是在其著作《翻译与冲突》中首次提出的，该概念探讨了翻译在冲突中的角色以及翻译者如何在叙事过程中进行身份的构建。她认为，在翻译叙事理论框架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仅是文本信息的传递者，还包含叙事的多重身份，这种身份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还包括政治、社会、伦理等维度。蒙娜·贝克还借鉴了Somers等(1993)的建构理论 [3] ，探讨了翻译对叙事的建构作用，并阐述了主要的四种建构策略——时空构建是指译者在不对原文文本进行干预的条件下将文本放置于与原时空迥异的另一时空语境，使得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译入语读者对译文叙事与原文叙事进行关联性想象；文本素材的选择采用指译者通过省略或添加的方式，达到压制、突出或阐释原文中所隐含的叙事或更高层面叙事的某一方面；标示建构是一种话语过程，指译者在翻译时通过不同的词汇、短语对人物、地点、事件等关键因素进行识别，以达到重新构建叙事的目的，这种策略在名称翻译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参与者的重新定位指译者可以通过时间、空间、指示词、方言及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语言手段重新定位读者和译者的关系，这种重新定位可能发生在副文本中，亦可出现在正文里。
2.1. 西学传教，不忘初心——传教身份
利玛窦的政治身份并不单一，首先从他来华的首要目的来看，他是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目的主要是以信仰征服国人，使中国臣服欧洲，因而他在译著时会对天主教理进行很大程度的宣传，用温和的“顺应”策略与中国传统礼法进行融合，以达到其传播天主教理，渴望皈依国人的目的；其次从国际交流往来的层面来看，利玛窦积极地与中国政府高层人员进行积极互动与往来，如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对中国的观察与分析必定会基于其自身关系脉络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以特别的叙事角度进行，因而他作为使臣对中国的考察与关注必定会带有政治目的与政治色彩。
万历三十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刊印，主持者为李之藻。利玛窦作为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和西方地理学知识，是他的中国政治社会上层朋友关注的焦点之一。利玛窦传教者身份的特殊性在于——既要传播西学，又要使西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中，因此利玛窦叙事身份的建构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译介过程中，首先通过时空建构策略和参与者重新定位策略二者的结合，特意抹去一条子午线，将原本“欧洲中心”的时空语境转变为更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中国中心”语境为方法，将空间叙事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使得中国士大夫不再作为西洋地图的参观者，而是中国地图的参与者。其次在其汉字说明“天下五总大洲用朱字……关天下分带之界，亦用朱字”中表示他利用视觉手段，运用中国传统朱红色对五大洲及重要分界名称进行标识，其政治因素可能有三：一是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作五德，五行相克，元朝崇尚金德，所以明朝崇尚火德，以火克金，火就是红色；二是明朝的皇帝姓朱，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红色，所以明朝就以红色为正色；三是朱元璋参加的起义军属于“红巾军”系统，龙袍设为红色，故以红色为尊。
地图是文化的产物，所揭示的世界并非自然本身，而是对自然的另一种解读 [4]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介绍的也并非完全是经验的再现，在对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方面，就因其传教者叙事身份的特殊性，利玛窦在叙事要素的翻译上进行了很大的选择性采用。比如他在介绍欧洲地理时对于欧洲宗教、政法与物产的重要性进行了重点强调，如“欧逻巴洲有三十余国……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上帝圣教……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在介绍意大利亚、入尔马泥亚(德国)时特别强调了天主教和君主制度，在介绍应帝亚(即印度)时将其描述为物产多样、贸易繁盛的国度。利玛窦选取的这些内容颇有深意：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士人知晓，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拥有与明王朝一样富饶的国度，也有完全可以与中国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还有着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天主教 [4] 。对异域文化的深刻认识才会引起文化层面上的震动与共鸣。利玛窦世界地图中承载的西方人文知识，使中国士人认识到，遥远的国度存在着与自己相等甚至更为悠久的文明。
利玛窦秉持其传教者身份的特殊性和目的性，在其译绘的世界地图中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均是基于西方社会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中国古代关于“天”和“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了古代中国历史传统的权威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依据，如果“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无法形成 [4] ，那么历史和传统的经验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四夷”不再是天朝的附属小国，那么“天朝大国”的尊严和权威也将就此崩塌。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传入的欧洲新知识点，通过大量新鲜词汇和图示进行标示建构，首先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对清楚划分的五大洲和写满异域国名的世界地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从惊羡到斥拒，对自己原有的天下观产生了深深疑虑。因此，确实有不少士大夫由于接触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而逐渐接受耶稣会士带来的这种“世界意识”。国人所信奉的世界合理性依据，与传统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是密切关联的，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来的新知识所动摇。
由于利玛窦翻译策略中对于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与结合，其对空间叙事的异化和大量叙事素材的添加使得中国传统天地观被压制，西洋的“世界”意识迎来萌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空间叙事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中国士大夫在惊叹西方地理学知识之余，也在努力将新知与旧学联系在一起，寻求新叙事与旧叙事之间的关联性与因果性，他们以利玛窦输入的西方地理学的资料和方法来反思中国的古代经典。如祁光宗直接称赞利玛窦世界地图“参以独解，往往言前人所未言至”；方中履在编纂《古今释疑》的《天地之形》中，引用了《坤舆万国全图》的“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的言论，并把《黄帝素问》《周髀算经》、邵雍和朱熹等请来作证，以证明“中国之说本明，至利玛窦入而始畅”。
可见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感知奠定了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新知的立足基础，中国士人逐渐相信西洋新知的道理所在，并企图在传统中国旧学中进行资源发掘，并通过比较将新学整合到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十八世纪之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清代民间极其稀少。到了康熙末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影响基本已经消失。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之际，出于政治与军事的目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才再度为学界所高度重视 [4] 。
2.2. 旧词新义，借古通今——译者身份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它带来了明末中国士人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和新的绘制地图的方法 [4] 。在译绘《坤舆万国全图》时，利玛窦以其专业性和对知识的责任感，在翻译过程中构建了一种中西互通“译者”身份。
利玛窦的译者身份在中西文化转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前身吸收了大量欧洲先进数理的知识，来华之后对于中文、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又有了深刻的学习和了解，因此他积极地在翻译过程中寻求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地域之间微妙的平衡，利玛窦的译者身份充分体现在他对一些中国古代旧有名词的异化翻译中(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old meaning and new translation of geographical terms in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表1. 《坤舆万国全图》地理名词旧义与新义部分对照
除此之外，利玛窦的译者叙事身份建构多以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策略为主——他在世界地图中介绍了许多西方地圆说的观念，但没有选择直接灌输西方地理学知识，而是在翻译时选择运用地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浑天说”进行解读。利玛窦在全图说明中巧妙地借用了这个理论：“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鸡子黄在青内”，从中提出“地球”的概念。标示建构也是利玛窦译者身份在《坤舆万国全图》译介中得以建构和呈现的重要策略。利玛窦世界地图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学科叙事。虽然有些译名至今已被淘汰，但也有一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还有一些如今的译名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
在明末较为系统的西学中，利玛窦所译绘的世界地图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地图开放了中国人地理观念上的眼界，汲取了许多新知识；从另一层面讲，这是在汉语系统中第一次展示世界面貌，其明确文字记载的版本多达12种，其影响深远，波及朝鲜、日本，在东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603年(李朝宣祖末年)，朝鲜使臣李光庭从北京带回坤舆万国地图，使朝鲜朝廷和知识分子首次认识了世界各国的概观，不久之后，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传入朝鲜，奠定了天主教在朝鲜发展的基础 [5] 。
《坤舆万国全图》在日本的译介传播效果最为突出。江户时代的著述中，有三十余种利用或提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另有二十五部文献中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考了利氏地图；除了被广泛征引，利氏地图还被大量摹绘：《坤舆万国全图》仅现存的江户时代日本制摹绘图就有21件之多，分布在由北向南的仙台、东京、滋贺、神户、大分等多个地区 [6] ；利氏地图传入日本后不久，地理学界出现了以它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即所谓的利玛窦系统世界地图。一般认为，日本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万国总图》(1645年)就属于这一系统。而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水户藩儒臣、地理学者长久保赤水绘制于18世纪末的《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幕府末期 [7] 。早期兰学1代表人物是幕府重臣新井白石，他参考了利氏《坤舆万国全图》所著的《采览异言》，是锁国时代介绍世界情况的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其中重点参考了利氏地图关于几大洲的风俗、地理等。其彩色版地图又根源自李之藻1602年版单色地图，李之藻的地图又是修改自利玛窦的1584年首版单色地图。并且早期日本学界对俄国地理方面的研究来源于译著，其突出代表为桂川甫周，他不仅是日本著名兰学家，也是第一流的地理学家，他翻译出版了俄国相关的《鲁西亚志》，并编译了《万国图说》，其中地名和译文大部分沿用了利氏《坤舆万国全图》。
2.3. 地理世界，文化眼界——学者身份
利玛窦万历年间来华居住、传教，为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在华期间，他学习汉语，研读并翻译中国典籍，广交士绅，长期浸于中国文化 [8] ，被尊称为“泰西儒士”。然而，由于明万历朝权力腐败日趋严重，帝国为“防民”建构的官僚系统依然有效，利玛窦在华所到之处都曾受到跟踪与监视。因此，出于“顺应”策略的选择，利玛窦首倡“易服易色”，以彰显他对中国传统儒士的认同，自愿将角色从西方传教士变换为世俗的学者文人，将讲说西学作为主要工作。利玛窦也因此可以公开讲说和撰写有关欧洲哲学、伦理、科学等的论著，在学界享有盛誉。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利玛窦的学者态度及身份得以彰显。
在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利玛窦最早把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叙事介绍到中国，使中国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整体面貌。利氏《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南极洲大陆画得极大，是基于利玛窦对托勒密《地理学》2的考究。而在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托勒密的地球学著作被重新译成各种文字，一版再版，在许多地图上发现了这块“假想的大陆”，并且也将名称改为“南方的陆地”。利玛窦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地圆观念，他不仅利用椭圆投影法绘制了世界全图，还特地在《坤舆万国全图》左侧上下分别加绘了南北半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意义上“五带划分法”的学科概念，并把地球、经线、赤道、子午线、地平线都具体明确地标记在地球表面上，后世的中国地理课本都采用了他这种地面气候的划分法和这些自然地理学科叙事 [4] 。并且他还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绘制了九重天图，并在图上中文译注说明了各重天的名称和运动周期 [8] 。
世界地图的摹绘伴随着利玛窦在华传教事业的整个过程，利玛窦的学术形象首先就是依靠译绘世界地图所建立的。中国传统地理学有着丰富的地理沿革的考订和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 [9] ，但在域外洲名、国名、地名的翻译上，同样存在着所能利用的词汇库的巨大空白。利玛窦世界地图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自然地理和世界人文地理的专业术语和地区译名，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
NOTES
1兰学，是指江户时期18~19世纪黑船事件日本开国前对荷兰语与西方技术研究的一系列学问，统称兰学；兰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朝中晚期的西学东渐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般认为，日本西学开始于新井白石。
2有“现代地图学祖师”之称的托勒密曾绘制出一幅极富想象力的图，他在人们熟知的洲区南方加画了一块跨越地球底部的大陆，并给它起名为“未知的南方大陆。这个地图与现代理解的地图基本一致。所以，托勒密有“现代地图学祖师”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