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相对贫困的治理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已成为当前社会研究的热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之一。然而,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农村地区面临着最为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是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所在。农民和农村能否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人民群众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并非仅限于少数人的富足,亦非简单的平均主义分配,而是建立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普遍富裕基础之上的共享繁荣。这种富裕是在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范围内、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村镇银行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它们的出现,旨在弥补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服务空白,提供更加贴近农民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村镇银行往往深入基层,更加了解当地农村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农民的金融需求,因此在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上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创新和调整。
本文将以2011~2021年中全国各省市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农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最后实证检验了村镇银行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内在机理。本文价值主要体现在本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共同富裕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上。村镇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缓解农村金融排斥现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2] [3] 。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政策体系,加大对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村镇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金融机构,其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理论层面分析,村镇银行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问题,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3] 。这一过程中,村镇银行通过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农村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村镇银行的发展还有助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使更多的农民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具体而言,随着村镇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村镇银行通过推出更加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如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满足了农民在生产、经营、生活中的不同金融需求 [1] 。同时,它们还降低了服务门槛,简化了业务流程,使得更多的农民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村镇银行还注重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确保金融服务的稳健运行,保障农民的资金安全。这将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4] [5] 。
综上所述,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加丰富多样,能够满足农民和农村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村镇银行的发展还将带动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和创新,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农村共同富裕创造更加有利的金融环境 [6]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村镇银行的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影响。
进一步深入剖析,村镇银行提供的农业信贷服务降低了农民的资金获取门槛,使得农民能够有更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进而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7] 。此外,村镇银行通过提供农业信贷、农业保险以及多元化金融服务,能够有效促进农业资本积累、推动农业技术革新,并激发农业的内生动力 [8] 。这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不仅缓解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问题,更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与高效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村镇银行的发展以农业动力变革为中介推动农村共同富裕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农村共同富裕体系构建和水平测度
3.1.1. 农村共同富裕指标选取
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时代特征,参考李金昌(2022)和程莉等(2018)对农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并结合本文样本数据可得性,最后根据发展性、共享性以及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构建出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和19个三级指标 [9] [10] 。具体指标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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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表1. 农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表
3.1.2. 农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鉴于主成分分析法采取主观赋权的方式,为更加体现指标体系测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故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的农村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度。首先我们需要对各个指标的不同量纲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此来对各个指标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具体做法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
和
分别表示所有样本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示无量纲化的结果。然后在标准化之后,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客观权重以及我国各省农村共同富裕指数。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地区所占比重
: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j: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
根据信息熵冗余度计算指标权重
:
最后根据标准化的指标xij及测算的指标权重
,求出本文构建的我国各省农村共同富裕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1.3. 农村共同富裕指标测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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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2010 in each province of China
表2. 2010年全国各省农村共同富裕指数测算结果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all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21
表3. 2021年全国各省农村共同富裕指数测算结果
对比表2和表3,可发现相较于2010年,2021年各省农村共同富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总值由127.33上升至156.53,且最大最小值之差由5.48下降至4.451。
此外,观察可得,2010年农村共同富裕指数较小的上升较快,而2021年农村共同富裕指数较大的上升较慢。
3.2. 模型建立
3.2.1.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爬取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官网中的村镇银行机构网点数据(包含了我国2010年至2021年12月31日所有金融机构的网点信息),并根据各网点的地址信息、设立和撤销时间,将经济数据合并,计算出了数据库内每个省级行政区各年的村镇银行机构网点数,得到核心解释变量。
其余的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网统计数据库、CSMAR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个别年份缺失数值采用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移动平均数值代替。具体如下见表4:
3.2.2.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假说H1,本文构建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1),来研究村镇银行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Sc表示农村共同富裕;numb表示村镇银行发展;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γ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θ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所示。农村共同富裕指数(Sc)均值与中位数接近,无明显偏态,大致符合正态分布。从村镇银行发展(numb)的均值(18.43)和中位数(13)可以看出,我国村镇银行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同省份之间村镇银行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99%分位数上的numb值达到80,这说明对部分省份而言,村镇银行已经在农村金融推进中扮演重要角色。
4.2. 多元回归分析
表6报告了基准假说H1的检验结果,其中Sc为农村共同富裕指数,numb表示村镇银行发展。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列(1)为单变量回归,列(2)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列(2)显示,numb的回归系数为0.0018,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村镇银行发展促进了农村共同富裕,与假设H1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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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banks
表6. 农村共同富裕与村镇银行发展
4.3. 内生性检验
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这种方法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遗漏变量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然而,考虑到农村共同富裕指标可能存在的时间滞后效应以及潜在的逆向因果关系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工具变量与广义矩估计法(IV-GMM)相结合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精心构造了numb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以及numb与其均值差的三次方这两个变量。通过sargan-hansen检验,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确保了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
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详见表7列(1),其中numb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即村镇银行的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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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7. 工具变量法结果
5. 进一步分析
5.1. 机制检验
本文从农业动力变革检验村镇银行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为检验村镇银行发展是否通过农村动力变革来影响农村共同富裕,借鉴Baron和Kenny (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模型(2)和(3),来进行机制分析 [11] 。模型设定如下:
(2)
(3)
其中,mv表示农业动力变革指数,用“地区专利申请量 × 农业GDP/地区GDP”构造,其他指标定义同上文一致,回归结果见表8所示。
见表6所示,对不纳入中介变量的模型(1)进行回归后,村镇银行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7、0.0018,显著为正。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8列(1),模型(3)的回归结果见表8列(2)。由表8列(1)的数据可知,numb的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村镇银行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的动力变革。中介效应检验重点关注的是加入中介变量后的结果,由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numb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而mv的回归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假设H2相吻合。
5.2.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不同地区的村镇银行发展给农村共同富裕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性 [4] [12] ,因此,本文依据东部与中西部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样本组和中西部地区样本组两个组别,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数据显示,村镇银行发展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中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中则显著。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发展较为完善,村镇银行无法体现出其独特优势,对农村共同推动作用较小,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发展较为滞后,灵活且专门服务于农村的村镇银行则体现了其优势,有效推动了农村共同富裕。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村镇银行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村镇银行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通过促进农业动力变革有效推动了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揭示出,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农业动力变革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展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的特点。此外,研究还发现,村镇银行发展在推动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效果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在中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如下:
第一,加强村镇银行的支持与监管。村镇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推动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加强对村镇银行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鼓励其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也要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确保其业务合规、风险可控,保障其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13] 。这样,村镇银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福祉提升,成为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第二,深化农业动力变革,促进农业现代化。研究结果显示,村镇银行通过促进农业动力变革有效推动了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这表明,农业动力变革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加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支持农民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同时,村镇银行也应积极发挥金融服务的作用,为农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需求,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推动农业生产的高效化和市场化。这将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考虑到村镇银行发展在推动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效果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制定者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14] 。对于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发达、金融资源丰富的优势,引导村镇银行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鼓励村镇银行在这些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扩大服务范围,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同时,还可以结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引导村镇银行支持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此外,虽然本文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村镇银行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深入探讨村镇银行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之间的更多关联因素和影响机制。例如,可以研究村镇银行如何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等。这将有助于完善相关理论体系,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农村共同富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