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成为许多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难题，我国《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同时，我国一项元分析研究也发现，我国2010~2020年内地小学生抑郁检出率为14.6% (黄潇潇等，2022)。现今我国抑郁“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关注低龄儿童的情绪健康显得尤为重要。
日常情绪体验是与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情绪事件、情绪反应和情绪认知等相关的个体主观感知并意识到的情绪状态(Eaton et al., 2001)。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心理资源来获得良好的发展，如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张兴慧等，2022)，提升健康水平、延长寿命等(Carver, 2003)。消极情绪体验则会对个体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如消极情绪体验高的个体持续性注意会受到损害，反应时变异更大，错误反应更多(赵格静，2023)，个体的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吴旻等，2023)。消极情绪体验越多，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问题等(谢燕等，2024)。
情绪动力学指出，要全面理解情绪的本质必须明确地考虑到情绪的时间维度，考察情绪的经验、生理或行为成分随时间波动的轨迹、模式和规律(吴朝毅，王振，2024)。情绪的变异性作为情绪动态特征的指标之一，反映了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情绪体验的整体变化幅度，个体内水平多次情绪观测值的标准差反应了个体情绪的变异性(Jahng et al., 2008)。情绪的变异性越大，个体整体的情绪波动幅度越大，更倾向于体验到极端的情绪体验。关于情绪波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Sobanski et al., 2010; Graziano, & Garcia, 2016; Banaschewski et al., 2012)，研究对502名ADHD被试及818名正常被试的调查发现，50.2%的ADHD被试及5%的正常被试被诊断为情绪波动大，表现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转变频繁、不可预测(Congard et al., 2011)，但对于普通儿童来说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状况如何尚不清楚。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究儿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波动的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特点，以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儿童进行心理支持，避免其出现适应不良等问题。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河北省涿州市一所小学三年级的儿童情绪体验进行为期14天的追踪测查，获得有效问卷533份(有效率95.2%)，其中，男生292名，女生241名(M年龄 = 8.36岁，SD = 0.44岁)；独生子女212名，非独生子女317名。母亲学历高中及以下239人，大专169人，本科及以上125人；父亲学历高中及以下238人，大专168人，本科及以上125人；家庭年收入50000元及以下158人，50001元至150000元230人，150001元至300000元91人，300001元以上3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基本信息调查表
由母亲填写，调查表包括儿童年龄、性别、独生情况、母亲学历、父亲学历和家庭年收入。其中母亲学历、父亲学历共5个选项，分别是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大专/职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家庭年收入共5个等级供家长勾选，分别是30,000元以下，30,001~50,000元，50,001~150,000元，150,001~300,000元，300,001以上。本研究将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出1个因子，因子得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Oakes et al., 2003)。
2.2.2. 日常情绪体验量表
采用由张兴慧汉化的日常情绪体验量表(Watson et al., 1988)，量表共26道题目，其中积极情绪体验11题，消极情绪体验15题。该量表采用日记法让儿童在每天入睡前回忆自己是否感受到每个形容词代表的情绪(如兴致勃勃的)，采用“1 (几乎没有)”至“5 (非常多)”5点计分。本研究中积极情绪体验维度和消极情绪体验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84和0.82。
2.3. 统计方法
使用Mplus7.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儿童积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类型和消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类型；使用SPSS20.0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考查性别、是否独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情绪体验类型的影响。
3. 结果
3.1. 儿童情绪体验的潜在类别剖面分析
通过计算每个被试14天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的均值得分来代表被试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的总体情况。情绪波动是参考吴朝毅等人(吴朝毅，王振，2024)研究中的波动性计算公式
，计算每个被试14天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的标准化残差
的均值，来分别代表积极情绪波动和消极情绪波动。
3.1.1. 儿童积极情绪体验和积极情绪波动的潜在剖面分析
首先以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积极情绪波动性两个维度为基础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探讨儿童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的类型特点。抽取1~4个类别的拟合指数进行模型比较，各类别模型参数如表所示。一般来说，Entropy越接近1，AIC、BIC和aBIC值越低，且LMRT、BLRT达到显著性，则说明这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Muthén & Muthén, 2010)。从表1可以看出，从1类到4类模型的AIC、BIC、ABIC逐渐降低，Entropy值也逐渐降低，BLRT、LMRT、BLRT均显著，Entropy值越高越好，可以看出分为二类和三类的模型指标相对较好，但分为三类时有一类儿童人数仅为10人，占总人数的1.87%，占比小于5%。综合来看，本研究将儿童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综合类型分为两类。
Table 1. Summary of model fit indices for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otential profiling of positive emotion fluctuations
表1. 儿童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积极情绪波动的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汇总
两种类型儿童在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情绪波动上的得分情况见图1。以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积极情绪波动为因变量，潜在两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第一类在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显著高于第二类，第一类积极情绪波动得分显著低于第二类。因此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命名如下：第一类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标准分高和波动标准分低，命名为“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型，包括486人，占总体人数的91.01%；第二类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标准分低和波动标准分高，命名为“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型，包括48人，占总体人数的8.99%。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overall level of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s in the standardized scores of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s
图1. 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不同类型在积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标准分的分布图
Table 2. Tes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posi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 standardized score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M ± SD)
表2. 两类儿童在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标准分的差异检验(M ± SD)
注：1类 = 积极情绪体验高 − 波动小型，2类 = 积极情绪体验低 − 波动大型。
3.1.2. 儿童消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波动的潜在剖面分析
对儿童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消极情绪波动两个维度为基础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从1类到4类模型的AIC、BIC、ABIC逐渐降低，Entropy值均较高，分为两类时BLRT、LMRT、BLRT均显著，三类和四类模型LMRT值均不显著，因此本研究将儿童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综合类型分为两类。
Table 3. Summary of model fit indices for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potential profiling of negative emotion fluctuations
表3. 儿童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消极情绪波动的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汇总
两种类型在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上的得分情况见图2。以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消极情绪波动为因变量，潜在两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类在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显著低于第二类，第一类消极情绪波动得分显著低于第二类。综上所述对以上两种类型命名如下：第一类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标准分低和波动标准分低，命名为“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型，包括472人，占总体人数的88.39%；第二类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标准分高和波动标准分高，命名为“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型，包括62人，占总体人数的11.61%。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overall level of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s in the standardized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s
图2. 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不同类型在消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标准分的分布图
Table 4. Tes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its fluctuation, standardized score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M ± SD)
表4. 两类儿童在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及其波动标准分的差异检验(M ± SD)
注：1类 = 消极情绪体验低 − 波动小型，2类 = 消极情绪体验高 − 波动大型。
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综合分类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82.96%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类型，8.05%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类型，5.43%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类型，3.56%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类型。
Table 5. A concordance tabl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s and typ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fluctuations
表5. 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及积极、消极情绪波动类型分布列联表
3.2. 不同情绪体验儿童的人口学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情绪体验、情绪波动类别儿童的人口学特点，分别以积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类别、消极情绪体验及其波动类别为因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以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为参考类别，根据Odd Ratio系数显示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类别的概率更高；以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为参考类别，根据Odd Ratio系数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属于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类别的概率更高。
Table 6.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latent categories
表6. 人口学变量对潜类别的逻辑斯回归分析
注：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为参照组，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为参照组。
4. 讨论
4.1. 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类型特点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儿童的情绪体验和情绪波动进行了分类。总体来看，82.96%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高–积极情绪波动小、消极情绪体验低–消极情绪波动小的类型，仅有3.56%的儿童属于积极情绪体验低–积极情绪波动大、消极情绪体验高–消极情绪波动大的类型。一项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元分析结果发现，低强度的积极情绪体验、高强度的消极情绪体验、高水平的积极与消极情绪波动与心理问题呈正相关，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和积极情绪波动呈负相关，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和消极情绪波动呈正相关(Reitsema et al., 2022)。这和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可见，大部分儿童一段时间内积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较高且相对稳定，消极情绪体验总体水平低也相对稳定，这更有利于维持儿童的心理健康。
根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分为完全心理健康者、易感者、有心理症状但满足者和困扰者(Suldo & Shaffer, 2008; 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完全心理健康者具有较低的心理症状和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易感者具有较低的心理症状和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有心理症状者具有较高的心理症状和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困扰者具有较高的心理症状和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迁移到本研究的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儿童为情绪健康者，8.05%的儿童是有情绪症状者，5.43%的儿童是易感者，3.56%是困扰者。可见，大多数学龄初期儿童的日常情绪体验处于积极状态，比较快乐。但是仍有接近20%的儿童面临消极情绪问题困扰的风险。综上，学校应提供学校心理咨询服务，让具有情绪症状、受情绪问题困扰的学生可以随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和辅导；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了解情绪管理和沟通技巧，提高学生尤其是情绪问题易感的学生应对挑战的能力。家庭层面，政府加强家庭支持和教育，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儿童的情绪发展，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也应加强对子女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关注，采取措施帮助其调节情绪，以此获得更加良好的情绪状态。
4.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影响
根据人口统计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非独生子女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更容易经历高水平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波动也较大。非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可能出现对家庭中的某位儿童偏爱的现象，被偏爱的儿童霸道、自我，而不被偏爱的儿童可能出现被忽视的消极感受，导致儿童情绪调节更倾向于消极的方式，进而体验更高水平的消极情绪(吴倩倩，2016)。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由于处于贫穷的环境中，得不到充足的物质资源和良好的教育，会出现更多的身体疾病、抑郁和攻击等内外化行为问题，甚至出现大脑发育迟缓等问题(Anton et al., 2015; Hong et al., 2010)。Whittaker等人(2011)对114名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入户调查发现，低收入家庭的物质匮乏、家庭联接性差会进一步导致父母抚养压力高、母亲抑郁水平高等问题，进而导致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水平变低。因此，在学校层面，建立学校与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联络机制，定期与家长交流学生的情绪状况和学习进展，以便及时介入和支持；开设情感支持小组，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学生分享彼此的情感体验，减少多子女家庭儿童的消极感受。在政府层面，政府应提供经济援助和社会福利，帮助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条件，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建设社区资源中心，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服务，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以此促进儿童生理与心理的健康成长。
4.3. 研究局限及展望
1) 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被试，样本代表性有一定的局限。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文化存在地区差异(沈中燕，柯蓉，2021)，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变化可能因为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点，未来研究需要抽取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样本，全面了解我国学龄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变化的趋势。
2)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由儿童报告自身情绪体验，虽然自我报告法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儿童自身的情绪变化，但是不可否认报告法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采取实验室观察法、神经生理指标记录等多种测查方式来对儿童的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进行直接评估，并提供更精准的生理证据。
5. 结论
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型与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型、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型与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型。独生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儿童情绪体验及波动潜在类别的主要预测因素。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北京教育学院青年专项课题“低年级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策略”(课题编号：QZ2023-01)。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