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发源于周朝的礼乐之道，创立、发展于孔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王室力量孱弱，诸侯争霸，导致分封制逐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步成型。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归根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如此复杂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为儒家德育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从物资匮乏转变成为了精神层面的不足。道德观念逐渐趋向多元化，这种转变在促进人们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社会同时遭受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观念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浮躁。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根之本，其所蕴含的经验能够为我们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2. 孔子德育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主张用教育改变人性，其德育思想的形成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他虽持有圣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思想，但也指出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可以超越自我，达到更高的道德层次。德育过程的展开以礼乐之道为根本原则，德育的最高目的是“成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 仁礼互通的道德观
“仁”，究其概念主要指美好的德性，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诠释，成为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范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认为要从“礼”来改变现状，于是创立了一整套仁学体系。
《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为仁，以知人为智，他所说的爱是有次第之分的，人应该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再推而广之。这里所说的“仁”，是人本身的美好道德情感，也是人际交往所要遵从的根本情感法则。而想要落实这种“仁”，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 , p. 81)，自己想要站立稳定，通达明智，也应该帮助别人达到如此水平，这是“忠”，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 p. 120)，自己不想要怎样被对待，就不要如此对待别人，这是“恕”，忠恕互涵，是仁的一体之两面，这是关于“仁”的实践之道。以“孝悌之爱”为起点进而推广至整个社会的“仁爱”，不仅仅是道德规范，而是自然流露出的真情，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由此，“仁”作为礼乐之道的直接外化形式，赋予了“礼”充分的合理性，仁为体，礼为用。
“礼”作为“成仁”的行为规范，其内涵主要包括个人的道德自律。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1] , p. 120)。孔子强调“礼”对人的制约，教化和养成作用，一方面，人要依“礼”修己，另一方面，要在反省中努力体认“礼”之内核--“仁”，自觉地去实践“仁”，达到“礼”与“仁”在道德主体上的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德育思想围绕着“仁礼互通”展开，“仁”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核，是一切道德观念的价值来源，“礼”是“仁”的外显形式，作为规范统摄着一切道德观念。“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德育思想的基本趋势，也是儒家思想的主旨精神。
2) 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孔子“仁礼之道”落实到国家、社会层面，展现出颇具价值的政治观念。儒家“成圣”的最高目的是为了谋求“天下大道” [5] ，因此修身为政也是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部分。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包含“明分正名”以及“德政”两个方面。“明分”指的是明确、维护社会等级，这种社会等级涉及到好几个层面，包括人伦关系中的长幼亲疏，社会生产劳动中的职位分工，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臣职位之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明确位置，一切行为都要符合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约束，这即是实践“礼”的根本途径。“正名”的思想源于孔子，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 , p. 129)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安定和谐的起始点，想要改变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必须回归到明确阶层等级的礼乐社会。
为了避免严格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先秦儒家进一步提出“为政以德”，道德是政治的前提与基础，必须以仁义道德作为最高的“天道”来统摄政治。为政以德首先体现在君主身上，作为最高统治者，自身一定要做到具有良好的德性，修身养性，此谓“正君”，君王对百姓的影响是广大深远的，“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1] , p. 125)。其次，要做到“重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 , p. 326)，这是为政以德的重要方面，在安民，富民的基础上，对百姓也要实施道德教育，让民众具有基本的道德素养，是统治者维护国家平稳安定的软性举措。
在孔子看来，统治者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以“仁德”为主导，且以礼法刑罚为辅，才能实现国家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
3) 仁义为重的价值观
上文中说到，儒家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即为“成圣”，追求天下大道，以一己之力为国家百姓做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由孔子率先提出的“义利之辨”，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 , p. 64)。孔子将“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界定标准，但实际上他并未全盘否定“利”，人民百姓可在行为符合“义”的基础上适当的追求物质利益，若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则以后者为重。
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实施手段即“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所要实施的教学内容也不同，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到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念，都是儒家因材施教的典型范例，落实到民间有志之士身上，表现出“仁义为重”的价值观念输出。“士”作为民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具有与君臣百姓不同的道德观念，这样才能将自身影响力最大化。“仁义”代表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型人格，“士”所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具有最高价值与意义的君子本质。将仁义至上作为自身信仰，在追求仁义的过程中，也会享受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精神幸福与满足。这一过程最终会达到一种超乎富贵的人生境界，宋明理学家概括为“孔颜乐处”，冯达文将其内涵归为两点：一是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民众的幸福，二是自我修养，追求圣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儒家核心的“外王内圣”精神。孔颜乐处并非是因为贫困本身而快乐，也不是因“礼乐之道”而乐，而是人与道合二为一之后自然激发的精神快乐。
这种价值观念虽比较理想化，但经过先秦儒家的努力提倡与宣扬，使得无数能人志士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塑造出了安仁乐义，积极乐观的优秀品格，为之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3. 孔子德育思想实施的基本方法
1) 言传身教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物，他的施教方式能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通过《论语》的记载我们可知，孔子主要以对话的方式对自己弟子进行教学，是一种具有鲜明启发性的言教体系。对话的形式有一问一答的形式，也有较多人的讨论形式，但不管形式如何，都是师生相互真诚交流得到思想启迪的升华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话教学过程中施教者并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观点，而是循循善诱，引导受教者思考并得出结论，这是对受教者主体思考能力的锻炼，为我们现代德育思想的实施提供典范 [4] 。除了言教传统之外，先秦儒家还非常注重“身教”，想要让学生受到启发与感化，必须以身作则，道德行为的确切实施更加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言教给予人们思想能力上的提升，而身教则让人们切身体会到道德行为的重要性。
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君主注重自身人格修养，上行下效，也能对人民百姓起到道德教化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 , p. 130)，这其中蕴含的德育规律值得思考，上文中提到“礼乐”外显为“仁爱”，“礼”的强制性转变成人们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同理，统治者自身成为道德榜样，塑造出的高洁形象无声的引导人们模仿，这一过程仍是自然且积极的情感流露，消解掉了礼法中的强制性，这是儒家德育精神的巧妙之处。
2)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是孔子德育思想实施的两大原则。“有教无类”指无差别的对任何人实施教育，这开创了公平教育的先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并非前提。孔子认为人有“小人”和“君子”之分，有愚有智，但是不管是愚还是智都可以经过教育的引导消除差距。“因材施教”指的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的天赋和认知进行不同的教育训练，这在他的具体教学活动之中多有体现：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言讱。”( [1] , p. 120)。
孔子根据学生各人不同特点回答问题，达到了有针对性的准确教育。
3) 道德环境铸造
除上文所述的言传身教之外，孔子还非常重视道德环境的熏陶作用。人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对道德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选择良好的环境以及对周遭环境的改造在教育环节中也十分重要。孔子提出过“里仁”的概念，所谓“里仁”，指的是居住的地方要是具有仁德的地方，“里仁”之后，则是“择处”，选择具有良好道德风气的居住场所，跟道德品格完善的人进行交往，由内而外的培养自身道德观念。当然，有些客观的外部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变和避免的，这时就需要人来主观的改造外部环境，尽最大努力发挥能动性，并做到坚持内心道德信仰，不要遗失“本心”。
这体现出了儒家德育思想的实践属性，儒家思想重知更重行，尤其是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过程遵循“亲亲，仁民，爱物”的次第扩充于极致，其最终目的在于教导文人才子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挺立起道德主体，将天下关于一心之中，激发了无数能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使命感。
4) 受教者的反省之道
孔子强调学思并重，不仅要收获知识，在收获知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做到学思并重、学思结合才是真正的获取知识。
“思”这一概念的提出挚始于孔子，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 p. 50)，只读书不去思考，就会一无所获，只空想不去读书，就会精神怠惰而无所得。孔子认为获取知识并不是一味地读书，而是要将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并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智慧。为了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德性，孔子提出了“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1] , p. 158)。经过九思的过程，方能真正获取知识。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思”延伸成“反省”的涵义，他提出“求放心”的概念。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2] , p. 55)。这四心也就是人的“良心”，是从仁义礼智发端出来的，“求放心”要求受教者反求诸己，反省内求，通过反思扩充本心，才能够最终达到理想的道德人格。“思”的目的，即是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具有全德之人，但儒家学派的学者也意识到现实之中的人很难达成此至高理想，因此“圣人”也具备一种超越性的境界。儒家学派的内在张力既有现实主义的支撑，也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加成，超越而理想，入世而现实即是儒家学派的两大显著特点。
4. 孔子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生活的时代，由客观时势而论是不幸的，但他并未因此沮丧，而是怀揣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开展反省及拯救工作，不仅创立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仁”学体系，并且留下对当代道德教育意义重大的德育思想，用理想化的世界关照、批判现实，形成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根基。
孔子德育思想的实践路径开创了我国道德教育的先河，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知识以及完备的逻辑体系，孔子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开启了对人主体性的探求之路，“仁”学思想则为道德教育的展开提供了行动指南，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克服了强制性观念输出的弱点，通过引导受教者进行思考，激发受教者的主动思考能力，这一方式赋予受教者的是学习能力而并非枯燥死板的观点。此外，以身作则以及道德环境的选择是从客观方面对受教者进行人格塑造，属于不言之教，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加上内在道德的自我修养，二者相互配合方能达到儒家德育思想实践效果的最优化。
孔子德育思想对当代社会具有不容小觑的宝贵价值。首先，“仁”学体系的建立，体现出孔子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想。孔子德育思想的展开以人性论为基础，我们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夯实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教育原则，挺立起人的主体性。其次，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建设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之一。培养人民正确的政治态度，高尚的品德思想不仅是当代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儒家“外王内圣”精神的延续。最后，在当今社会，对道德教育的忽视导致种种不良风气产生，孔子对“仁德”的强调提醒我们当代校园应该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仁”的实践不仅要求精神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求诸己，更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配合，在道德教育的实践路径方面注重“因材施教”，关注精神主体的身心差距。可以说，孔子德育思想实现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高度统一，是当今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5. 结语
孔子德育思想固然有其独到与宝贵之处，但也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成为刻板僵化的教条，新文化运动时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地将儒家文化乃至德育思想否定。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持正确态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再评价，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无数深邃和精湛的宝贵经验，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张轩在《先秦原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意蕴》中曾说：“一个人最大的可悲之处不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更在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却敢人云亦云”( [3] , p.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深思体会，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其进行传承延续。在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之下，不断推进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与现代道德教育的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贡献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