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来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gegenstandiche)活动”作为实践原则第一次向哲学提出了“改变世界”这一总纲领、任务、目的，它引导着哲学本体论的全面变革，超越了形而上学化的思之本性，是通往此岸世界的现实道路。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剖析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关涉到构成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框架上的前提和世界观方面的基础。“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由“感性对象性”与“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马克思发明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概念，“感性–对象性”是来自费尔巴哈哲学的原理，而“活动”是从德国唯心主义整个发展历程中形成起来的一个术语。因此，要揭示“感性–对象性活动”概念的意涵，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返创立这个概念的源头。
1.1. 费尔巴哈存在论的出场：感性–对象性
在《提纲》完成前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引证了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的原则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的批判。“感性对象性”是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或整个哲学批判的出发点和立脚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即“感性”原则和“对象性”原则。
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是把“感性”和“思辨的思维”根本对立起来的感性直观，把“感性”理解为“现实的实体”：“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实体”( [1] , p. 53)，即把感性的存在直接等同于实在的存在，凡是“感性”的存在物也必然是具有“现实性”的存在，赋予了“感性”存在论内涵。按照“感性”原则的存在论立场，费尔巴哈逐一确认了主体之外对象的存在以及主体的受动性也就是说“作为自然的、有型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leidend)、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此，“对象性的”、“感性的”、“受动的”和“现实的实体”、“实在的世界”就是费尔巴哈指认“感性”的基本内涵。
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包含三个基本命题：一、非对象的存在物不存在。二、主体与对象的必然关系。三、人的类意识的本质通过对象进行自我确证。其一，费尔巴哈明确主体是这样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没有对象，便是无”，所以“对象性”直接意涵就是：主体与实体与对象的依存关系。换句话说，正是对象性确证了主体的现实性，主体的存在是以它的对象的实在性为依据的，缺失对象的主体是无、便是非存在物。其二，费尔巴哈用“感性的需要”来引证主体与对象的必然关系：一方面，主体对它的对象具有不可遏制的需要性，如同植物对太阳的需要，没有太阳的照射，植物无法存活。另外一方面，作为感性存在物的对象是确证感性主体本质的事物，“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 [2] , p. 7)，换言之，主体是通过感性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就像太阳通过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本质。其三，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需要依赖对象来确证自我的本质，这种本质包含着自我意识，“因此感觉的对象不只是外在事物，而且有内在的事物，不只是肉体还有精神，不止是事物，而且还有‘自我’”( [1] , p. 61)，这种“自我”是区别于动物而人独有的感觉系统，即感觉的人类性，被费尔巴哈称之为：类意识。简言之，人不仅能意识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并且人的对象性驱使人能意识到自己能在意识这件事，就是指在事物中能看见事物本身。
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或整个哲学的批判，是从“感性”这个存在论的根基上入手让感性世界重新显现出来，不消说，这是费尔巴哈为恢复唯物主义权威，以及为后来马克思用感性活动建构世界指明了一条新的途径。“感性–对象性”重新定位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从人的对象性能力中派生出来的人之为人真正的本质。遗憾的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造没有超出整个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其“类意识”还没有突破自我意识的立场，可以说，从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哲学整个形而上学体系所延续的意识内在性这一立场，并没有被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所贯穿 [3] 。
费尔巴哈竭尽所能找到一条与我思的不同的路径——“感性”，但是他仅仅把“感性”诉诸于哲学的直观，放在受动的意义上去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感性直观来体现的，其对象已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了，所以费尔巴哈立足于感性直观的知识原则就变得十分频发和软弱无力了。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的活动原则。
1.2. 黑格尔的“活动”原则
“活动”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活动是德国唯心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个术语。康德首先使用了这个词，他把“自我意识”或“先验的统觉”叫做“纯粹的活动”，费希特后来把“活动”叫做“活动的本身”，谢林把“自我意识”的那个活动叫做“无限的活动”，黑格尔把思辨的思维叫做“自我的活动”或“绝对者自身的活动”，他摒弃了斯宾诺莎的全体——思维和广延，让全体独属精神的领地，接受了费希特的自我设定自身，并在辩证发展中实现和完善自身，集所有环节于一身的自我，形成辩证运动的主体，即“活动的自我”也即“绝对者自身的活动”。
黑格尔的“绝对者自身的活动”展现了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主体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他物独立存在的东西；其二，这样的主体是能动的，它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根据这一原则的指示，绝对者自身是由一个神秘的主体和客体构成的纯粹概念，然后绝对者从这个概念中自己外化出去(主观精神)，形成具有物质事实的自然界(客观精神)，最后又使外化返回到绝对者自身中去，在此阶段主客体不再有分别，达到了意识的最高形态(绝对精神)。并且这样的过程永不停歇，因为绝对者自身包含着内在矛盾，使它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成长，演化出万事万物，这就为主体自身注入了原始活力，使其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言下之意，它使人类社会的种种事务的变革都获得了某种统一性和意义，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在自我运动、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结果，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是由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所创造的。
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的“自我的活动”或“绝对的否定性”范畴中所具有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4] , p. 264)，也正是在这样的原则里马克思睿智的找到了对于现实主体来说的真实性的内核，即“人的自我创造或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感性的、具体的活动”、“现实的、活生生的活动”，一句话：“对象性的活动”。但马克思没有全盘接纳这样“自我活动”的实体观，这种实体观主张客体是主体思辨过程的产物，根据黑格尔的“绝对”的原则，绝对是全体，是主观和客观的集合物，绝对理念是在思维着自身的纯思想之中生成了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都是从绝对精神中产生，最终又要回到那里去。因此，黑格尔指出对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种种事物，包括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演变和山川河流自然世界，本质上都是精神的现象，因为只有绝对精神才真正是永恒的、真实的。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4] , pp. 98-99)，马克思认为导致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最终落幕在思辨的、神学的体系结构的原因是：黑格尔并没有把现实的劳动放在历史本体论的这样更加深刻的角度去思考。当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时，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毅然拒绝了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所共有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形而上学的经济学理论形式而后者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表达。马克思在从《手稿》中，颠覆了俩者共同的理论根基，从经济事实出发，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以及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以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中同一关系重新构建了以实践为本体论的实体观，这样的实体观认为劳动是使得主客体、人与自然统一的实际过程，这样的生产过程是感性的、是现实的，是在历史中的，而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生成的。
2. 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思想内涵
2.1. 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历史性原则
马克思对感性活动的思考发萌于青年时期，拿哲学的眼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思考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众所周知，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以及原子所具的普遍矛盾性(即原子的偶然性上升为一种必然性 [5] )对青年马克思影响是巨大的，前者直接引发了马克思对自我意识自由问题的重新理解，后者启发了马克思对事物自我的辩证运动和对感性的个体性的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马克思意识到伊壁鸠鲁虽然赋予了原子偏斜运动于本体论意义，但这样的自我意识仍然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同时也认为这种原子的偏斜运动只有作用于环境的时候才能变得不抽象，马克思开始尝试用多方位的眼光去对待精神和现实有机的联系，这时马克思具有了强烈现实思想的倾向。但这一新的理解在《博士论文》时期仅仅还是一种理性的理解，直到《莱茵报》时期，记者马克思遭遇了“物质利益难事”，即在面对个人与国家和世界的现实物质利益的矛盾时，使马克思所信奉的理性国家观和现实之间产生的尖锐冲突，极大的推动了马克思从感性的现实去理解当时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根源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导致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使人变成有等级的存在即政治上的公民和市民社会中的公民，市民社会中公人与私人特殊性的对立 [6] 使得国家在政治上维护着公民的平等权益，但是却削弱市民社会公民的政治权益。于是马克思开始转向市民社会的批判，这一时期出现了鲍威尔远离感性现实的自我意识哲学。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使得马克思重新捡起对自我意识内在矛盾的分析，
通过对鲍威尔远离感性现实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致命缺陷的批判，马克思开始尝试从感性是“现象世界的自身反映”( [7] , p. 54)，去论证感性世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进而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马克思认为哲学要证明自身，必须变身为构筑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力量，这就引导了马克思对人的感性活动的本质作出新的理解。《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和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开始从对政治和宗教的感性批判中探讨人的感性解放，同时也表现出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超越，马克思把人强调为一种社会存在，放在历史中去考察人的本质，而非是像费尔巴哈那样过多的强调人的自然存在。
马克思把“历史”因素和感性活动结合起来，是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理论成果的革命性突破 [8] ，这个革命性的突破来自于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空洞的口号落地，即用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兑现“实体即是主体”所蕴含着的“用历史的原貌来认识历史”这样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见解。正像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是唯一能够担得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 [9] , p. 602)，即把黑格尔真正合理的内核从他的逻辑学中剥离出来，这种合理内核在于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0] , p. 26)，简言之，黑格尔是第一个证实了历史中存在一种发展、存在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但是黑格尔以逻辑必然性再现历史发展的过程最终无法触及现实历史的本质，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这样辩证发展的原则仅仅是一种由观念和范畴建立起来的精神性的东西。这样的逻辑被马恩称为“头脚倒置”历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的理论批判中，马克思从现实利益和物质生产来揭示出“头脚倒置”观念的经济基础，以证明它们对改变现实世界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指认是要告诫人们，试图从思维和概念出发来把握历史、改造现实的学说，又或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用抽象的直观都无法达到历史的本质层面，那么在他们心中，只有凭借感性实践活动这一工具来指导这项工作。正是这样“头脚倒置”的历史观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提供了一个逻辑方法的出发点：思维的逻辑遵循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正如始终贯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运用的叙述方式：历史发展到哪一步，逻辑就追随到哪一步。这样历史观不仅能够克服唯心主义的纯粹主观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经验主义和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直观，同时人们总是通过感性活动去确认人的存在方式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历史存在样态，而非像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中思辨地创建自由与解放的社会现实，这也就明白地昭示了，是感性实践活动在现实的人身上建筑起了“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感性实践活动是马克思终结整个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的着力点，整个近代的形而上学密切地围绕在“实体”和“自我意识”这两个范畴中。因此，马克思从真正地、现实地人的“感性活动”(在《手稿》里表述为对象性的活动，之后被马克思表述为“感性的活动”、“实践”)对近代的形而上学所要论证的“自我意识”的实在性进行“祛魅”，从对早期德谟克利特“自我意识”决定论的超越，就已经开始预备了脱离近代形而上学“自我意识”的理论武器。
2.2. 马克思新哲学的根本旨趣：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
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并借助对感性活动的概念的重新审视为契机，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使命两个方面颠覆了旧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伟大变革。
其一，马克思借助人的感性活动，把感性主体与感性对象联系起来，颠覆了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从前的旧哲学的看待世界是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11] , p. 16)，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抽象的、直观的的层面上去理解对象，虽说不是概念的产物，但费尔巴哈企图证明的人在对象化中直观到的“类”，其实是被“预先设定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本质”( [12] , p. 204)，在直观的认识中让万事万物呈现出它的规定性根据，这种认识活动把理性看作是从人的对象性能力中派生出来的，而这样的认识过程依旧是理论的活动。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活动着的(主体的)角度去把握感性对象以及与感性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借助于感性活动，不仅赋予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而且克服了主客体对立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感性活动是人的生存的根本需要，并且感性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活动，使活动原则走向了感性活动原则。在感性–对象性原则的指导下，马克思论证了感性主体与感性对象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感性活动是人的真正本质( [13] , pp. 295-306)，这不仅仅具有人的自我生成的存在论意义，并且实际上感性活动是使主客体、人与自然统一的实际过程，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 [4] , p. 103)。
其二，马克思对实践本质的理解，突破了纯思辨的哲学传统，突破了观念的理论领域，赋予了实践以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在《提纲》第十一条中这样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4] , p. 19)这一判断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性历史的定论；二是交代了自己哲学的根本主题和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以前的传统西方哲学是一个解释学的历史，哲学家致力于对眼前的世界整体做出本质上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没有理解实践的真正内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感性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界进行调整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感性主体人必定要进行一定的社会交往和分工，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自然和社会在人类的实践中得到了互动，两者的互动结果形成了现实世界。由此可见，实践活动内在的包含着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即实践活动蕴含着现实世界的全部秘密，所以人类世界的种种现实的矛盾要从实践中去找寻它存在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更加具体清晰的方式将其明确为哲学的任务：“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15] , p. 127)，也就是说，想要真正的去认识现实的世界，要从实践出发去反观和理解，把现实世界的一切要“当作实践去理解”。也正是对实践的理解彻底拉开了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的差距，马克思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无疑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3. 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意义
3.1. “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了对哲学本体论的变革
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首先具有本体论意义。在马克思这里，“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存在和非存在自然界和人的现实存在的基本原则。“自然”问题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近代西方哲学中，这一问题以“实体”与“自我意识”对立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在《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旧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和唯心主义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认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是“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 [15] , p. 133)。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把能动的方面抽象的发展了( [15] , p. 133)。由上述分析可知，没有看到“感性的活动”、没有把人放在历史中去考察、没有从社会历史关系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近代唯物主义未能动摇形而上学的基础、未能真正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原因。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的、现实的关系确立需要一种崭新的哲学革命，这场新哲学的革命正是由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以“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即“实践”的原则，从存在论上动摇了建基于“我思”原则之上的近代形而上学，瓦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关系，走向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实践领域；这种新的哲学革命离开了“纯碎内在性”思想原则的“这块土地”而进入到实践和社会历史领域，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的“对象性的活动”在本体论视阈中，首先，马克思强调人的类本质是由于“对象性活动”实现的，就意味着人和自然界是通过自身存在的，实现了“对象性活动”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其次，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关系考察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给人与自然的关系注入现实的、历史的活力，从而实现了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的历史的统一。这样就将存在论提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现了人、社会和自然界三者的辩证统一。
3.2. “感性–对象性活动”开启了改变世界的新钥匙
在《提纲》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5] , p. 19)，马克思掷地有声写下这句革命箴言，如果说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习惯于驾驶头脑在乌托邦里漫步，那么马克思这句“改变世界”的行动哲学则是给飞翔的头脑装上肉身，“在街头巷尾的日常事物”( [7] , p. 736)中实现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是具有生命力的自我创造，也正是“对象性活动”原则所展现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提出，不仅使感性的人从哲学家式的本质直观中摆脱出来，使之可能进入到一种充满鲜活力量的行动之中，而且确证了人与世界关系和存在的秘密，这就意味这马克思在从事各种理论批判时，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根本的转变就是马克思发现了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而不再是神秘力量的创造物，也不再是外于人而存在的仅仅直观的对象；马克思突出了实践的意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不应该仅仅是解释，不能纯为理论到理论的阐释，这种对待世界现实态度的转变，从根本上扭转了人的存在状态，人类在世界面前既不是消极的承受者，也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解释者，所以提出从前哲学家们解释哲学的方式应该变革为行动的哲学。
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转变为从实践的态度、从先验逻辑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变，这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最本质的意义。这种实践的特性，根本上决定了它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生活实践以及同当下的时代的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了它自身就携带着源源不断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力——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激发理论的创新，又用最新的理论去带领实践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在不断互动中让现实世界焕发蓬勃生机。正是这种变革实质性的推动了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发展，形成了迄今仍然有广泛影响的行动哲学、实践哲学和革命哲学，这不仅是19世纪人类智慧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而且还非常直接地为20世纪的社会革命和人类巨变提供的理论指南和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