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之一，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中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至今，斯坦贝克仍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斯坦贝克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其创作的黄金时期。《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正是斯坦贝克于1939年出版的作品，于1940年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该小说再现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中西部各州失去土地向加州迁徙的流民挣扎求生的境况。在小说中，斯坦贝克用自己的笔为社会弱势族群呐喊。笔者从阈限理论视角切入，探讨阈限对小说中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丧失个体身份和群体认同的西进流民群体生存的意义，深入探索阈限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促进流民群体自身特性的转化、关系重构及共同体构建方面所起的作用，期望为《愤怒的葡萄》研究提供新的诠释。
2. 《愤怒的葡萄》
小说《愤怒的葡萄》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在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上沙尘暴肆虐、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银行和土地公司扩张、拖拉机等机器代替人力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上百万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被驱逐出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后不得不西进寻找希望之地的凄惨之旅。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众多农民被迫与过去割裂，沦为流民，在历尽艰辛到达他们所憧憬的希望之地——加利福尼亚州后却发现加州的情况甚至更糟，自己仍无法逃脱失业、饥饿的状况。不堪忍受加州农场主压榨的流民们对现有社会秩序感到愤怒，选择团结起来反叛不公。
自出版以来，小说凭借其对于广大底层群众挣扎求生境况的刻画、对流离失所的农民的深刻同情及对流民群体展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的肯定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传记批评、精神分析、比较文学批评、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自然主义、福柯话语理论、文体学、空间批评等理论视角切入对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情节、题材结构、叙事策略、共同体书写、美学价值、自然主义倾向、圣经原型、以及作者的创作观念、非目的论哲学等进行了解读。国内外研究虽已从多种理论视角切入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多重维度的深入分析与阐释，但几乎没有研究使用阈限理论对《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进行解读。虽已有学者从共同体角度切入对小说进行阐释，例如，谢梅从文本叙事结构及其关涉的叙事伦理面向探讨了小说中的危机叙事与团结重构，认为小说能引导人类思考团结，有助于共同体的构建 [1] ，但把阈限理论同共同体构建结合研究的较少。因此，笔者从阈限角度切入，论述在过渡仪式进行的过程中，阈限促进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西进流民群体在分隔阶段呈现的脆弱性转化为反叛性的积极意义，进而分析阈限在阈限人重构人际关系、追寻群体身份并逐渐构建起共同体方面所起的作用。
3. 阈限理论
阈限(liminality)最早是人类学使用的术语，由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提出，并由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进一步发展。从词源上看，阈限一词源于拉丁语“limen”或“limin”，意为门槛(threshold) [2] 。它包含具体和抽象的含义，既可以指建筑物或房间的入口，也可以指连接两个空间的通道，还可以指产生变化的水平面等。范热内普在其代表作《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 1909)中用阈限来描绘参加各类仪式的人或群体的过渡状态。在过渡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种模糊(ambiguity)和不确定的状态，即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in-betweenness)。概括来说，过渡仪式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之外的时空分离，由“分隔”(separation)、“边缘”(liminal)、“聚合”(reintegration)组成，即“前阈限”(preliminal)、“阈限”(liminal)、“后阈限”(post-liminal) [3] 。特纳聚焦“阈限”，认为“阈限是一个颠覆等级与结构的空间，……蕴含着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在共同体中，阈限主体会产生同志友爱的感情” [4] 。特纳强调过渡仪式存在于所有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层面，从而将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从人类学的仪式或宗教活动扩大到广泛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极大地发展了过渡仪式理论。广义上讲，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而“阈限”适用于分析复杂社会中的临界时刻或临界状况。李旭东和丹珍央金指出，现代社会具有流动性和变迁性，仪式范畴拓展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普遍性’通过仪式主要集中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流动群体身上” [5] 。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S.N. Eisenstadt)也认为“阈限概念可以用于理解变迁以及大规模变迁背景下的延续性问题” [6] 。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也曾用阈限理论研究了19世纪美利坚民族的西进运动。因此，本文将流民的西进之旅视作一场过渡仪式、从阈限视角切入对小说中流民群体的特性进行研究具有合理性。
4. 《愤怒的葡萄》中流民群体的阈限性
(一) 脆弱性：群体危机背景下的三类分隔
在《愤怒的葡萄》中，20世纪30年代的一群美国农民失去土地并被逐出家园，开始了艰苦的西进之旅。他们的西行之旅可以被视作一种过渡仪式，这群破产的俄克拉荷马州农民是参与过渡仪式的仪式主体。“阈限”是过渡仪式三阶段中的第二个阶段，指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一种时空迁移和身份转变。而“分隔”是指离开先前的状态，“聚合”则指进入新的阶段。阈限性是个人或群体在阈限阶段即过渡仪式进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在进入阈限阶段之前，遭遇群体危机的俄克拉荷马州农民作为仪式主体首先经历了与阈限家园空间的分隔。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指那些表现出介于两者之间状态的空间。小说中，乔德家就是一个典型的阈限家园空间。汤姆·乔德出狱后回到家中，目睹了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那所倒塌的房子。门廊的撑柱撞倒了两根，屋顶向一头耷拉下来。屋角也撞倒了”( [7] , p. 45)。乔德家的房子正经历着从坚固到倒塌的过渡状态，将倾未倾的房屋表明乔德一家已无家可归，他们即将开始离开俄克拉荷马州寻找安身之地的旅程，进入一个未来不确定的状态。经历过渡仪式的主体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家园空间，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乔德一家与阈限家园空间的分隔意味着即将到来的临界状态，预示着流民即将开启西进之旅，也揭示了小说流民群体与阈限家园空间分隔后的脆弱性。
其次，除了与阈限家园空间的分隔，仪式主体也经历了与土地的分隔。由于当时的农民在开发土地、种植棉花等作物时追求最大利润，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沙尘暴一度席卷美国中西部各州，当地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正如田地的业主们所说：“土地越来越糟了。你们知道棉花对土地起了什么作用；它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 [7] , p. 35)。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拖拉机可以取代农业工人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中西部草原地区的农民纷纷失业，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正如斯坦贝克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旦土地被没有感情的拖拉机占据，而不是被有血有肉的农民耕种，土地与人的关系就被土地与工业机器的关系所取代。虽然拖拉机由人类操纵，但由于“造出拖拉机和派出拖拉机来的那个怪物仿佛控制了驾驶员的一双手，控制了他的脑子和筋肉，给他戴上了眼罩，套上了口罩——蒙住了他的心灵，堵住了他的嘴，掩盖了他的理智，制止了他的抗议”，拖拉机司机们“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嗅不出土地的真气息；他的两脚踏不到泥土，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 [7] , p. 39)。
除了与土地的分隔之外，不同的仪式主体之间也经历了与彼此的分隔。小说中一位操纵拖拉机破坏土地驱赶农民的司机是俄克拉荷马州农民乔戴维斯的儿子，但他在每天三块钱的驱使下为银行工作，与“自己人”作对，遵守田地的业主们和业主的代理人的命令无情地将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一位佃户谴责他每日三块钱的工作使得“一百人只得出去流落在路上”( [7] , p. 41)。农民缪利·格雷夫斯也谴责司机威利·菲利作为本地人却驾驶拖拉机协助他的老板霸占本乡人一向耕种的土地。同为遭遇群体危机、与土地分隔的农民，掌握驾驶技术的部分人选择成为拖拉机司机，成为银行和公司的奴隶，被资本主义控制。同时，乡村农民的纯洁和淳朴也遭到了破坏。例如，当听说因在舞会上醉酒误用铁锹打死赫布而获罪下狱的乔德返乡是合法假释而不是非法越狱时，同乡人奥尔没有为汤姆感到开心而是感到有些失望。在分隔阶段，熟悉的家园变的陌生，人们也逐渐变得自私、冷漠、脆弱。仪式主体与家园和土地的分隔以及仪式主体彼此之间的分隔揭示了一无所有的农民的窘境，体现了其沦为流民后的脆弱性，这是仪式主体处于过渡仪式第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二) 反叛性：神圣共同体的构建
“Liminoidal”这一术语由特纳提出，译为“阈限人”，指“正在跨门槛的人”，即过渡仪式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脱离原有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介于法律、习俗、惯例和礼仪所分配和安排的位置之间” [8] 1。由于阈限人在阈限阶段处于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状态，他们在过渡仪式进行过程中的经历影响了其个体或群体的特性、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等。在过渡仪式中，阈限人试图摆脱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从而终结过渡，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状态，因而阈限人在过渡仪式中常常表现出对现有社会结构、阶级和地位等的反叛行为和冒险行为。过渡仪式中阈限人的反叛机制蕴含着改进和社会改革的动力，从而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可能。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乔德一家以及其他难民都是阈限人。阈限使流民在分隔阶段的脆弱性转化为反叛性，使其追求交融状态，逐渐具有无私利他的神圣性，从而在过渡仪式过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神圣性的流民共同体。
在被迫西迁之后，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流动农民进入了一种阈限状态。由于失去家园和根基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漂泊无依的状况，流民群体的脆弱性使其对现实的不满逐渐深化，在抵达加州受到残酷的剥削后，其愤怒情绪逐渐升华为反叛精神。乔德就是反叛精神的代表。起初，由于自己杀人入狱的经历，乔德学会了顺从并警示自己远离暴力事件，但残酷的现实让他逐渐从顺从到愤怒到投身反叛实践。乔德一家曾对加利福利亚的景象有过美好的想象：乔德妈憧憬加州的“天气永远不冷。到处是水果，大家都住在一些顶好的地方，住在橙子树当中精致的小白房子里”( [7] , p. 101)。乔德爷爷畅想到加州的富庶场景后说道：“我要把葡萄摘来装满一澡盆，自己坐在里面乱动，让汁水浸透我的裤子”( [7] , p. 103)。然而现实是他们甚至无法在加州找到一份工作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被驱逐出家园后的农民虽有不满，但怀着对加州美好生活的期望，没有退路的他们毅然奔赴自己眼中的希望之地。他们在途中苦熬，抵达后却发现加州并不是流离失所者的理想家园，而是另一片充满压榨、剥削的绝望之地。绝望之下流民的愤怒情绪逐渐滋长。乔德亲历西进的苦难与血泪，目睹凯西因组织流民工人罢工以反抗资本家剥削却在警察的镇压下被乱棍打死后，他意识到置身事外并不会有任何改变，决定接过凯西未竟的事业，继续为流民的权益奋斗。正如小说名所暗示的那样，流民们变成了愤怒的葡萄，着手实施反叛行动。
在过渡仪式进行期间逐渐具有反叛性的阈限人出于对确定性的追寻不断追求共融，并在追求共融的过程中呈现出无私利他的神圣性，从而逐渐构建起新的共同体。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将“共同体”定义为“由关系或情感构成的社群” [9] 。共同体本身具有确定性意涵，出于对确定性的渴望，阈限人本能地寻求共同体的建立。特纳认为，过渡仪式对仪式主体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在阈限阶段，阈限人没有确定的身份，彼此是互无差别的存在，特纳将这样一种状态命名为“共融”(communitas)。共融是一种无结构或结构简单、相对无差别的社区，甚至是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共同服从仪式长者的权威2。随着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消失，共融的状态逐渐显现。过去，俄克拉荷马州的人们为土地和房屋划界，对私有物的占有意识较强。例如，乔德指着家中曾经用于划界的篱笆说道：“那就是我们的地界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篱笆，可是我们还是装了铁丝网，爸很喜欢那样。他说一是一，二是二，这样他才放心。如果不是有一天晚上，约翰伯伯架着小车带了六大圈铁丝来的话，这道篱笆是不会有的。他把铁丝给了爸，换了一只小猪。我们不知道这铁丝他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7] , pp. 31-32)。虽然乔德认为用篱笆来划定边界没有必要，但乔德爸担忧自己的财物被偷还是装了铁丝网。
与过去不同的是，在西进途中，处于阈限状态的个体互相帮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因渴望确定性而逐渐具有反叛性的阈限人呈现出了神圣性，典型人物是牧师凯西。在西进旅途正式开启前，凯西的思想看似已经背叛了基督教的教义。他知道一大堆耶稣的故事但不想再执着于上帝或耶稣，认为自己无法再当一名虔诚布道的牧师了。然而，他虽然一再声称自己不再是牧师，但实则对流民群体抱有深切的同情，拥有似耶稣般的利他之爱。他说道：“为什么我们非在上帝或耶稣身上转念头不可？我想：‘我们所爱的也许就是一切男男女女；也许这就是所谓圣灵……也许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 [7] , p. 26)。他想和乔德一家一起动身西行：“我想还是不说的好——可是牧师也许有地方用得着。也许我可以再去布道吧。许多老乡流浪在路上，没有土地，无家可归。他们好歹总应当有一种归宿。……大家在路上流浪，我总要跟大家在一起”( [7] , pp. 61-62)。信仰基督教的教徒认为在死亡时需要牧师的祷告才能让灵魂安息。流亡路中不少流民因缺衣少食、路途遥远艰辛而丢了性命，死亡成了他们的宿命。牧师在尚未动身时所说“也许有地方用得着”即指为亡者祝祷，既体现了凯西对流民群体的关切，也预示了西进之行的悲壮。同时，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和故事内容与《旧约》中的《出埃及记》相似。作为牧师的凯西似带领苦难的古犹太人走出埃及前往迦南的先知摩西一般成为了俄克拉荷马州流民的引领者。在过渡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凯西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为报答乔德一家允他一起西行之恩，他代替处于保释期间却因西进擅自跨越州界的乔德坐牢。凯西亲身经历了艰难的西进之行，对现实的不公感到愤怒。出狱后，凯西决定反叛，投身于带领流民与加州资本家的剥削行为进行斗争的伟大事业。他组织罢工，为流民争取增加工资，向工人揭露资本家的阴谋，最后惨死在警察的警棍下。他是流民反叛实践的发起者，亦是流民反叛精神的引领者。
展现出神圣性的阈限人随着过渡仪式的持续进行逐渐构建起由情感维系的共同体。在共同体构建中，血缘关系是最坚固的基础，但共同体情感可以扩大范围、层层扩散，由母子之情、家庭关系到社区 [10] 。可以说西进路上流民自发组织建造的收容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收容所的流民们投票选举出代表成立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主席一职。委员会订立收容所成员需要遵守的规则以维持秩序、分配物资，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尽量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收容所的许多东西都属公有，成员人人平等，并爱惜收容所的一切。初到收容所时，乔德妈便目睹了收容所主席杰西和乔伊斯太太的对话。杰西让尚未找到工作、带着五个女儿的乔伊斯太太用管理委员会的钱去青草镇的铺子里购买食物。当乔伊斯太太不想接受他人救济、担心自己仍将继续失业还不了这笔钱时，杰西说：“这收容所并没什么救济……还得出的时候你就还。如果还不出呢，那我们不管，你也不用管。有个人出去了，过了两个月，他还是寄了钱来还账”( [7] , p. 363)。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收容所成员仍然保持着善意、彼此信任。不管达到收容所的时间长短，他们彼此都把对方当作自己人来对待。在小说的第八章，乔德奶奶说道：“我想我们成了一体，我们也就神圣了，人类成了一体，人类也就神圣了……只要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并非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而是大家为一桩事共同尽力——那就对了，那就神圣了”( [7] , p. 90)。收容所有组织有秩序，收容所的成员人人平等、互信互爱、不分彼此，逐渐建立起一个神圣的共同体，实现共融。
5. 结语
《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结合真实历史事件进行虚构，记录了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无家可归、漂泊不定的农民为寻找食物、土地、工作和尊严的加州之旅。作者在小说中对乔德一家，尤其是汤姆·乔德，和牧师吉姆·凯西等人前往加利福利亚州的过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刻画，表达了对流动群体的深切关怀。将“阈限”引入对流动群体的研究颇有意义，它揭示了流离失所的流动群体的两大特征：在分隔阶段的脆弱性和阈限阶段的反叛性；也表现了流民群体摆脱模糊性、寻求确定性，试图脱离阈限状态的渴望；更呈现了随着过渡仪式进程的深化，流动群体从“我”到“我们”、从个体到集体、从利己到利他并谋求建立共同体的变化。这一视角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当代的流动群体现象，也有利于唤起人们对其现实困境的关注并寻求解决之道。
NOTES
1笔者译，原句为“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ey are betwixt and between the positions assigned and arrayed by law, custom, convention, and ceremonial”。
2笔者译，原句为“an unstructured or rudimentarily structured and relatively undifferentiated comitatus, community, or even a communion of equal individuals who submit together to the general authority of the ritual el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