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概述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理论框架以及方法论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后期涌现，当时许多社会学理论家开始对以往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社会现象。布尔迪厄的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缺，提供了一种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理解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的框架。
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语：Pierre Bourdieu)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布尔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以及惯习、场域或位置，以及象征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
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学发展中困扰社会学学者的问题之一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旨摆脱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并要超越在在两者择其一的困境 [1] 。为解决目前社会分析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问题，他提出了独有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habitus) (capital) + field = practice] [2] ，他认为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场域、资本和惯习，它们构成了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基础。
1.1. 场域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消除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主张同时考虑客观的社会结构(场域)以及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倾向。他认为社会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人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场域一般类似于社会的背景结构，布尔迪厄对场域的定义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 [3] 。
不同场域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 [3] 。场域是由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具有多样性的社会场合或者社会领域，场域从根本上是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
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可看作是一种场域，布尔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具有决定社会结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场域，由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 [4] ，这表现为在权力场域可以支配其他场域。
1.2. 资本
资本有四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特性，这种资本本身就可以换成金钱的形式从而世代相传。文化资本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它本身存在的形式又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 [3]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社会中的行动者在生活中养成的行动偏好，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存在，例如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一种制度化、机构化的形式存在，就是现代社会的文凭制度，也就是受教育的情况。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人或者群体，凭借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这三类资本并非固定不变，是可以互相转换。个人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就构成了象征资本。象征资本在人们的眼中是通常是一种象征形式，例如对权威的服从和对领导的忠心，而这种服从看作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布尔迪厄认为象征资本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通过象征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这些资本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一些企业家向社会捐助经济资本，同时他们在社会中也获得象征资本。
1.3. 惯习
社会结构与人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社会结构建构人的行为倾向，同时也被人的行为倾向所建构。人在教育、工作、生活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将社会结构的规则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 [1] ，这种定势系统就是人的惯习，并且惯习是在场域中运作的。
惯习的外在行为表现是策略，布尔迪厄认为策略是人们行动的积极性，并且这一行动要按照一定的模式和规律来进行，从而实现预期目标。因为策略是受惯习规定，所以会表现出惯习的基本特点，即潜在性、社会制约性与社会客观性。布尔迪厄认为持续存在于身体中的惯习并非无条件的展开自身，他仅仅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展开，并且以自身的结构通场域或社会世界的结构发生双向建构作用 [3] 。
2.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现代翻译研究的演进历程经历了多次范式的转变，从语言学范式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霍姆斯(James Holmes)最早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说法，并对其做了简要的说明 [5]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翻译学界最早开始采纳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翻译现象，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在这一过程中，翻译研究吸收了大量社会学观点和理论，例如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为翻译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目前，翻译学术界普遍采纳并广泛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
在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翻译被视为一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行为，翻译活动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与各种社会要素紧密相互联系。不论是翻译场域，还是译者惯习，抑或是译者所拥有的各种资本，都与各种相关场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
尽管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不是专门为翻译研究而创建的，他在探讨过程中也从未直接研究过翻译现象，但是社会学的理论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绝非偶然，因为翻译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与影响。
上文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对于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布尔迪厄提出了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就是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 [3] 。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进行这三个环节的分析，下面就如何将翻译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相结合展开探讨与分析。
2.1. 场域与翻译
虽然布尔迪厄对于场域的概念阐述中没有直接提及翻译研究，但是可以根据概念推测出，场域概念也适用于翻译场域。因为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它所处的场域即翻译场域，其中动者有译者、读者、原作者、出版商、委托人等，他们之间就构成了种特定的关系网络。
场域是相对独立的关系系统，但不同场域之间相互关联。翻译实践具有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点，并且译著涉及到出版和传播。因此，翻译场域也和文学场域、商业场域等场域相互联系。例如，译者所在的领域称为翻译场域，而涉及商业活动的赞助者和出版商则属于商业场域。在翻译领域的从业者通常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而在商业场域的人则拥有广泛的社交关系和丰富的出版经验。译者的翻译作品需要被出版以实现社会或经济效益，同时出版商也可能需要依赖译者的声誉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和作品的销量。因此，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布尔迪厄认为，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 [3] 。“文化转向”后，译者地位逐渐显身，他们也被称之为“译著的作者”，可以看成另一种翻译作品的“作家”，因此翻译场域也被包含在在权力场域中。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翻译高潮之一即明清的科技翻译，翻译场域受权力场域的支配，明末清初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经济政策的执行以及对外方针的制定由统治者决定，因而西方科学技术能否在中国出现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如果没有当权者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认可，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活动就不会如此顺利。
2.2. 资本与翻译
翻译实践中的行动者主要是译者，有些译者生活拮据，并无太多的经济资本。译者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个人文化修养，双语功底和在丰富的翻译经验中所形成的翻译风格等；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所出版的著名作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出国留学的文凭。译者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上中人际关系，例如和其他翻译家、出版商、赞助人等社会关系。
各种形式的资本中，与翻译联系最紧密的是象征资本。译者象征资本是在过往翻译中通过译作的发表以及对翻译标准的看法的等形式积累起来的，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这些翻译标准一直被翻译界奉为圭臬，这些塑造出了译者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赋予译者在翻译场域中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提出的翻译看法被认定为翻译好与坏的评判标准。此外仍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原作者的象征资本，一方面，原作者的象征资本可以给译者增加象征资本；另一方面，译者也能给原作者创造象征资本，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经国外翻译家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到国外并且得到好评，这一过程中，译者给原作者创造出了在国外读者群中的象征资本。
2.3. 惯习与翻译
作为翻译活动的实施者，译者在自身的社会活动中同样会形成自己的惯习。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实际经验、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让他们形成个人的翻译风格和观念。这种独特的观念会在翻译中引导他们做出特定的翻译决策，包括选择合适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这些决策不仅在微观层面影响翻译的细节，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也影响他们如何选择需要翻译的文本。
译者的惯习不仅来源于翻译场域的互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译者的关系也不仅和翻译场域相联系，也会与其他场域相互联系。有的译者身兼多重身份，例如鲁迅身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同时他也是具有译者身份，他翻译了许多国外作品并且引进中国。在翻译中他提倡直译，“宁信而不顺”是鲁迅提出的另一个翻译命题，这意在借鉴外国思想，通过翻译改造语言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国。如果不明白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现在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他宁可不通顺也要强调直译，可是放在当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下的背景下去理解就恍然大悟。
译者惯习关注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集体层面形成关照与互补，强调译者个体对客观存在的场域的内化，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所做的特定的翻译选择，更好地解释特定的翻译现象。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翻译问题有助于厘清翻译的本质。
3.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中国译介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来源于社会翻译学的兴起，虽然中国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起步比西方晚一些，但是仍然有积极的实践者。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对翻译研究产生影响最大的社会学理论是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对“社会翻译学”进行“篇关摘”检索1，其结果是184篇学术期刊和72篇学位论文。学者对Pierre Bourdieu的翻译为“布尔迪厄”或“布迪厄”，因此分别对“布尔迪厄翻译”“布迪厄翻译”进行“篇关摘”搜索，结果分别是33篇学术期刊，40篇学位论文；117篇学术期刊，78篇学位论文。这一组数据能大致说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引入到中国翻译研究中主要研究状况，并且可以得知中国对社会翻译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学科构建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于学科构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社会翻译学构建开始入手，先是译介社会翻译学，阐释社会学与翻译学之间共变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理论性探索，从而构建中国社会翻译学，为中国翻译研究打开新思路的大门。
随着社会翻译学的引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引起翻译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从内容上大约分为五类。首先是对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及核心理念“场域”“资本”“惯习”的解读和介绍；然后是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译作进行译介研究；对译者的历时或者共时研究；对文本解读研究或者译本对比研究；以及运用该理论研究某一翻译活动。
1)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及核心概念介绍研究
新的理论引入中国，研究前提条件是深入理解理论及其主要概念。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在中国接受时，李红满(2007)概述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指出布尔迪厄社会学对于翻译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当然她也提出还有许多还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一定启发 [6] 。另外，王悦晨(2011)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解读主要概念“场域”“资本”“惯习”，并探讨了布尔迪厄三个核心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7] 。邵璐(2011)对布尔迪厄“场域”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将之用于翻译描述中，以从社会、文化的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翻译 [8] 。
2)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介研究
翻译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主体性、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各种资本，这些因素就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相契合。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考察和解释国外译作在中国的译介和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不仅能客观的认识译作的产生、传播和接受问题，而且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实践和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许多学者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译介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传播和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根据数据，前者的研究多于后者。一方面，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考察张爱玲对《金锁记》的改写活动及分析该作品在美国的接受情况 [9] 。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在西方传播的状况，王洪涛(2016)借助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情况，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四个世纪传译活动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 [10] 。另一方面，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对我国文学作品“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谢桂霞(2017)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分析过去一个世纪中莎剧汉译现象，探究莎剧汉译在中国文学场域的发展特点，认识到场域影响翻译行为，场域中的参与者反作用于场域 [11] 。然而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于较少。
3)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者研究
国内学者还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译者研究相结合，“惯习”这一核心理念与译者的联系密度最大，当然其中也受场域和资本的影响。中国有许多优秀的翻译家，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和思想，在社会学理论还未运用至翻译研究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采用译者主体性这一视角研究译者。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突破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给译者研究带来新启发。陆志国(2013)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茅盾惯习的变化，揭示茅盾五四伊始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 [12] 。骆萍(2013)借用布尔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考察鲁迅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变化，分析译者惯习与翻译场域的关系以及鲁迅的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 [13] 。
林纾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是一位不通外文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却极具争议的人物，对他进行译者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裴慧慧(2014)的硕士论文《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下林译“前誉后毁”原因探析》，分别从场域、参与者和译者惯习比较前期成功和后期遭贬低的原因，并且分析影响变化的主要因素，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进一步凸显林纾翻译的社会本质 [14] 。
此外，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相契合，可以将两者结合对译者进行研究，例如屠国元(2015)以“惯习”理论为视角，透视近代中国翻译家马君武的译材选择 [15] 。该文运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某一具体社会学理论的个案研究方法，其在追踪译者“生活轨迹(life trajectory)”基础上分析其惯习继而考察其翻译活动的方法对于类似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16] 。
根据目前的文献，国内许多学者也研究了伍光建、郭沫若、葛浩文、蓝诗玲等译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4)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本及译本对比研究
理论的价值在于运用和指导实践，如果翻译理论能用于文本分析，就能说明该理论对文本的翻译具有指导作用。根据文献数据库，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面的译本分析或译本对比分析主要为文学文本。在研究中许多学者选择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来进行分析，例如许明武，王烟朦(2017)运用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分析《天工开物》译本运用深度翻译的现象的原因，总结出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相互作用的产物 [17] 。
运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进行译本的对比研究能更直观地看到社会环境对译者和译本的影响，如刘玮琦(2019)在《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鲁迅小说英译比较——以杨宪益与莱尔英译〈祝福〉为例》中，分析不同译者惯习对译者及译本的影响 [18] 。王洪涛(2020)基于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对《诗大序》两个英译本进行综合对比考察，比较译者所处汉学场域、译者惯习、翻译策略和译本特点 [19] 。
5)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翻译活动研究
翻译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社会属性，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王祥兵，穆雷(2018)运用资本理论中四个主要资本概念构建分析框架，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分析四个资本之间关系，对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产生深层认知 [20] 。谭思蓉，苏艳(2021)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究五四运动前后场域博弈中《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翻译生产过程。然而目前为止，国内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对翻译活动进行单独分析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21] 。
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引入到追随理论、验证其合理性，到反思理论的局限性再到运用理论到研究中，我国学界对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总之，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让翻译研究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让我们更加客观的看待翻译现象。例如，通过追溯译者生平，总结归纳译者的翻译风格，最终落实到文本分析译者在译本翻译中所选择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或者考察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下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和翻译作品对外传播的影响，为中国文学外译传播提供借鉴，同时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外译有启示意义。
4. 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
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和实践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或局限性，这一部分主要指出运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提出应对策略。
1) 从研究内容看，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讨论翻译的外部因素，容易脱离文本，在研究中容易导致重心失衡。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翻译研究，体现出翻译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但更应该时刻清醒翻译学科的独立意识。所以在翻译研究时，需要将重心放在翻译学，而非社会学，研究对象虽然不能仅限于译本，但也不能完全地脱离译本。
2) 社会翻译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在译者研究方面，有些译著由于保密性原因，并未公开翻译的参与者，例如一些政府公文，或者领袖文集，甚至有些文章无法得知具体译者身份，就无法进行译者的惯习研究，只能根据时代背景特点进行集体译者研究。所以针对这类译著，就只能尽可能地查找一些相关译著的史料去证实参与翻译活动的译者或者将译者归纳为集体译者进行研究。
3) 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时分析不全面，选择性分析核心概念。其核心概念有“场域”“资本”“惯习”，但有些学者选择概念之一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它们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在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时，应该需要充分了解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4) 社会学理论抽象，理解和运用有一定困难。例如译者“惯习”的概念就来源于认知社会学，有主客兼容的特点，与“场域”、“资本”之间的互动十分复杂 [22] 。然而，许多翻译研究者学术背景都为外语专业，并没有社会学学习背景，有些概念晦涩难懂，即使看懂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在做研究时有时会很难准确地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多搜集文献或者与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合作，从中获得启发。
5) 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尽管社会翻译学可以对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对一些包含想象力、灵感和艺术再现等复杂因素的翻译活动，可能难以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在解读充满想象力的翻译活动时，虽然历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解释非常重要，但它们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的解释角度。
5. 结语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学视域的翻译研究模式在中国逐渐兴起，学界也开始构建“社会翻译学”，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我国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还不足够成熟和独立，翻译研究者应该借鉴更多更广的社会学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探索更加丰富的社会学翻译研究之路，本文关注的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探索之一。基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开展的译介、译者、译著、翻译活动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但是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与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关照下的翻译研究将会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开阔和更多元的社会学翻译研究新视野。
基金项目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通宏洞微——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下《毛泽东选集》(1965版)英译研究(YC2023-S839)。
NOTES
1检索时间为：2024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