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期以来，名词谓语句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结构是汉语中的一类特殊句型，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个性。那么，名词谓语句作为特殊句式的地位是何时确立的？前贤对待名词谓语句的观点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一语法学史的问题，把名词谓语句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探索、纷争和明确四个阶段，并总结提炼不同时期学者对该问题的思考和发现。本文所讨论的“名词谓语句”，包括语法学界所讲的名词谓语句、名词性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体词性谓语句、时间词谓语句等。
2. 萌芽阶段(1898年~1936年)
在中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1898/2010: 125)中，马建忠借鉴了印欧语法体系中的“表词”概念，认为“表词者，以決事物之静境也” [1] ，所举例句中的个别表词类似于现在的名词谓语，如：
(1) a. 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
b. 天下者，高祖天下。
可见，马建忠虽然没有直接承认汉语中的名词可以作谓语，但他实际上已经对这种现象作出了描写。
陈承泽(1922/1982: 68)对于句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持两种观点：一是将第二个“君”“臣”“父”“子”视作名词活用为形容词，意为具有君臣父子的德义言行等；二是将其理解为省略的“为”“是”“系”等判断动词后面的补足语 [2] 。刘复(1932/1937: 36)继承后者的“省略”说，认为下列句子是省略了“是”而形成的 [3] ：
(2) a. 人，理性动物(也)。
b. 孔子，鲁人(也)。
杨树达(1930/1934: 45)未提到省略，只是将“亚父者，范增也”中的“范增”看作是主语“亚父”的补足语 [4] 。章士钊(1933: 49)也表示“夫子王子围也”中的“王子围”是名词的表格，即名词补足语 [5] 。
在萌芽时期，语法学界尚未意识到“名词谓语句”的概念，但是在讨论名词或句法成分时，已经涉及名词作谓语的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表词/表格”说、“省略”说和“补足语”说等见解。尽管讨论范围仍局限于古代汉语，且受印欧语法的影响较大，但还是为后人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奠定了基础。
3. 探索阶段(1936年~1949年)
三十年代之后，一些学者既借鉴了语言学理论，又注意挖掘汉语特点，撰写了一批新著，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等，这些著作都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
吕叔湘(1942/2002: 56)正式指出汉语中存在名词作谓语的现象，一类是在表态句中，认为“这些名词在此处表示一种性质或状态，作用和形容词相同” [6] 。例如：
(3) a.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
b. 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
在这一点上，吕与陈承泽一脉相承，本质上都认为这是把名词活用为形容词。还有一类是在判断句中，不过仍局限于文言文中的肯定判断句，如“陈婴者，故东阳令使”，他同时指出白话文的判断句加系词“是”。这里可以发现，吕叔湘对名词作谓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王力(1943/1985: 115)开始逐渐把目光放到了现代汉语的范围内，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名词作谓语的语法概念，一方面他将其看作“不用系词的判断句”，例如：
(4) a. ——您哪儿(的)人？——我山东人。
b. 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
c. 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些名词谓语句是“似省略而非省略”(1943/1985: 315)，例如：
(5) a. 一千银子一把，我也不卖。
b. 宝玉笑道：“每人一吊”。
c. 咱们两人一样的年纪。
d. 我今年十八岁。
例(5d)似乎是“我今年有十八岁”或“我今年到了十八岁”的省略，但是我们从来不加“有”或“到”字，可见它本来如此，并非省略 [7] 。
之后，王力(1945/1984: 76)明确提出“以名词(或性质相似的仂语)为谓语的叫做判断句”。同时他也对比了上古和现代的判断句：在现代，判断句须用系词做主语和谓语的媒介；在上古，判断句可以不用系词，但可用“也” [8] 。
高名凯(1948/2011: 426)按谓语的性质把句子分为名词句和动词句两大类(修订本又分出了形容句)。所谓名词句就是说明事物及其性质的句子，如“我是中国人”，其中的“是”是系词，属于结构虚词，作用在于联系名句中的主语和谓语。名词句的系词可以省略，即认为名词谓语句是“不用系词式名词句”，如“我北京人”“明天星期三” [9] 。
还有一些学者开展了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主张“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张世禄(1939)1在此次大讨论中明确“我们目前的工作，最重要的不在消极的破坏，而在积极的建设”，这些学者在积极建设中国文法体系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名词谓语句的情况。
傅东华(1938)2提出汉语与英语及其他印欧语言不同，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名词乃至副词，都可以直接做述语。金兆梓(1938)3持相同观点，并补充了例子“孔子曲阜人”“望道义乌人”。
由于傅东华(1938)4否认词的本身有分类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例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中，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用作不同的职务，意义也就不同；意义不同，词性也就不同。
后来傅东华(1939)5试图摆脱其他学者“省略”或“似省略非省略”的观点束缚，明确指出这并不是省略了同动词“是”的结果，因为“君不君”和“君不是君”意味是不一样的。廖庶谦(1940)6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孔子曲阜人”就是省略了“是”字的结果 [10] 。
著书立说和大讨论两方面的配合，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诸多学者都发现了汉语中名词作谓语的语法现象，但是这一时期的名词谓语句研究主要局限于简单的判断句，且大部分学者将其判定为系词“是”的省略，没有把名词谓语句划分为独立的句型。
4. 纷争阶段(1949年~1978年)
经历了萌芽时期的启发和探索时期的推动，20世纪中叶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对于名词谓语句的态度主要是存在肯定派(赵元任、丁声树等)与存在否定派(黎锦熙、刘世儒等)之争。
1) 存在肯定派
吕叔湘在《语法修辞讲话》(1951: 13)和《语法学习》(1953/2006: 20)中，都把名词谓语句解释为判断句的“例外”，如下：
汉语句子的谓语不一定要有一个动词，谓语的主要成分也可能是一个名词，例如“今天端午”。这类句子在古代是很普通的，但是近代都在主语和名词谓语之间加上个“是”字，只有少数例外。
“明天星期六”是判断句，谓语是一个名词……在判断句里面，刚才这一句的构造是例外。 [11] [12]
后来张其春(1955)7不再将名词作谓语的现象视作“例外”，而是认为“明天星期六”“老张北京人”这类句子就是名词作谓语的判断句 [13] 。
赵元任(1952:17)在划分谓语的种类时，第一个提出了“体词谓语”的概念 [14] ，例如：
(6) a.我傻子？
b. 我太太安徽人。
c. 今儿几儿？今儿初三。
d. 他五尺半。
e. 我昨天到的。
可以看出，他的体词谓语至少包括名词、定名结构、代词、数量词和有名词功能的“的”字结构。
后来赵元任(1959/2002: 261)在书中又专设一节讨论“名词谓语”，对名词谓语句的分类、否定形式、副词修饰以及一些歧义情况等都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观察。
从形式上而言，他把名词谓语分成三种谓式：① 对比式——“今儿礼拜。”(不是礼拜一。) ② 肯定式——“今儿礼拜。”(谁说不是礼拜？) ③ 叙述式——“今儿礼拜了。”
从功能上而言，他又把名词谓语分为三种：① 代表主语所隶属的一个类，例如“这个人好人。”“这个人”就是“好人”类的一员；② 唤起对某件事存在或程度的注意，例如“屋里(有)许多蚊子”；③ 表示一个过程或事件，例如“昨儿夜里大风暴” [15] 。
张寿康(1956)8认为名词作谓语时要求有判断词“是”，比如“他是学生”“我是工人”，并指出“在一些习惯语中或名词词组作谓语时可以不用判断词”，这几乎等同于承认汉语中的名词可以直接作谓语 [16] 。如：
(7) a. 今天中秋节。(习惯语)
b. 他黄头发。(名词词组)
龙果夫(1958: 26)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指出“汉语里有若干名词性词组能够不用系词而独立地作谓语”，如“他太太北京人”“他二十五岁”，“这时它就接近了谓词的范畴” [17] 。
张志公、庄文中(1959/1996: 277)已经开始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讨论名词谓语句的特点，即“谓语由名词或名词短语充当。形式简短，表意明快 [18] 。”同时，将名词谓语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名词充当谓语的句子，一般说明时间、天气：
(8) a. 今天星期一。
b. 今天国庆节。
c. 今天阴天。
另一类是由名词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一般说明籍贯、容貌、数量等：
(9) a. 鲁迅绍兴人。
b. 他四方脸。
c. 我五十岁。
丁声树等(1961/1999: 20)正式提出了“体词谓语句”这一术语，并对其作出界定和划分：“体词是名词、代词(一部分)、数词、量词的总称。拿体词做谓语的句子，叫做体词谓语句。”同时指出其特点是“平常总不太长，口语里用得比较多” [19] ，并将名词谓语句分为四组。这就确立了名词谓语句在句型系统中的地位，从而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一时期以丁声树和赵元任为代表的观点起了主导作用，即以结构功能为标准来确定句型，由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直接作谓语的句子是名词性谓语句的观点开始逐步得到学界的认可，后来的语法著作都要专门谈到名词能做谓语这种语法现象。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反对的声音，对名词谓语句的存在持否定态度。
2) 存在否定派
黎锦熙、刘世儒在《汉语语法教材(第一编)》(1957: 88/127)中多次提到现代汉语语法不必存在名词谓语句：
“是”虽非动作，作用与动词相同，所以叫同动词……古汉语的判断句正是用的“名词谓语”(我，学生也)，后渐发展了同动“是”(我是学生)，到了现代汉语，“是”已经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词……既然语法是现代的，就不宜泥古而违今。
现代汉语里判断句不用“是”字是在很少的场合偶尔不用的，除了“我中国人”“今天端午”一类的句子外，在严肃的交际场合和理论文件中，再也不好找出更多的例子来……用“是”字是常规，不用是特例。因此判断句如不用“是”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省略，那么就不必再大书特书地另立一个“体词谓语”的名称了 [20] 。
黎锦熙(1958)对此批评甚多，“为什么一定要把‘是’字后的补足语(表语名词)作为‘真正的谓语’？为什么讲现代汉语语法而要拿第三世纪以前的句法来做标准，把现代判断句中偶然不用‘是’字的语气来做常规呢？”，并认为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有意地避免和英文法打雷同” [21] 。
刘世儒(1963: 25~29)列举了可以作谓语的很多种词和语，甚至讲到了通转用法(即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名词可以作谓语，却没有提到名词作谓语的情况 [22] 。由此可见，黎、刘二人不承认体词充当谓语的功能，当然也不会承认体词的谓词性。
观察这一时期的肯定派与否定派之争，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动词谓语句的存在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是语言中最基础最普遍的句子，它一定存在。那么，当学界开始讨论“名词谓语句在汉语中究竟是否存在”时，实际上就已经从侧面证明了名词谓语句的特殊性。
5. 明确阶段(1978年至今)
经历过前期的萌芽、探索和纷争，学界已经开始承认汉语中存在由名词或名词短语直接作谓语的名词谓语句，从而对名词谓语句的看法由纷争转为相对一致，由朦胧转为相对明确了。比如陈望道(1978/1997：65)认为名词作谓语是有条件的，它只限于用在一部分表示肯定的诠释句，而且作谓语的大多是表示日期、气候、节日的名词 [23] ，例如：
(10) a. 今天星期三。
b. 昨天晴天。
c. 明天劳动节。
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78/1999: 25)中也明确划分出名词谓语句这一句式 [24] ，后来他又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2005: 92)指出各种句式之中，只有单独的主谓关系的是名词谓语句，因为名词句(包括形容词作谓语的)只有单纯的主谓关系，不夹杂动作和施动、受动的关系 [25] 。
学界对名词谓语句及其地位的态度逐渐明朗，不仅体现在语法论著中，更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订或编写的语法教材中，谓语的类型或句子的基本类型中一般都列有名词谓语句，并把它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相并列的基本句型来看待，比如：胡裕树《现代汉语(修订本)》(1981)、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1991)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也一改原来的说法，承认依据谓语的结构类型区分句型，并在主谓句的下位句型中列有“名词谓语句” [26] 。这表明，名词谓语句在汉语中的存在基本没有争议。
这些教材对名词谓语句的界定、类型和条件等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描写。比如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102)讨论了体词谓语句的种类，认为名词、时间词、名词性偏正结构、数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等成分都可以充当体词谓语句的谓语 [27] 。刘月华等(1983/2019: 659)则对“名词谓语句”给出了比较全面的定义：“名词谓语句指体词性词语作谓语的句子。体词指名词、名词短语、代词、数词、数量词短语和‘的’字短语，名词谓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没有‘是’字 [28] 。”
此后，语法学界对句型的研究日益深入，名词谓语句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描写与解释并驾齐驱的新阶段，开始对名词谓语句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论证。陈建民的《现代汉语句型论》(1986)主要依据主语的不同，详细描写了四种类型的名词谓语句，并运用变换分析法，做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 [29] 。马庆株(1991)则极有创见地提出，一般只有指称义的名词无法充当谓语，有顺序义的名词才能充当谓语 [30] 。丁雪欢(1994)认为谓语名词表示人物出身、籍贯、姓名、品质等8类语义 [31] 。周日安(1994)总结出了名词谓语句中主谓之间的六种关系：同一、相属、空间、时间、比分、量化 [32] 。张黎(1994: 180)从语义格的角度把体词谓语句分为两类：① 对象 + 类属(或类属 + 对象)，如：“今天星期几？”② 主题 + 特性，这类包括“谓语是主语的一部分，提出来表示主语的特性的”体词谓语句。如：“他红头发”“这桌子三条腿” [33] 。
与此同时，仍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存在。比如冯凭(1986)的观点与前期黎锦熙、刘世儒的看法相似 [34] 。李临定(1986)的《现代汉语句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句型研究专著，但该书没有明确提到名谓句，在具体分析句型格式时，认为名谓句是省略了谓语动词的动谓句 [35] 。鲁川(2001: 24)认为“李振华本科生”这类句子不是“名词谓语句”，而是“隐谓词句”。在“李振华”跟“本科生”之间有个隐谓词“Φ”，并讨论了隐谓词“Φ”出现的条件以及在句中所起的作用 [36] 。但是这些并非主流观点，争议的存在只能进一步证实名词谓语句在汉语中的特殊性。
直至黄、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2007: 84)列举了名词充当谓语的四种条件，认为名词谓语句相比动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属于不完备的特殊句型” [37] 。后来在《现代汉语(增订六版)》(2017: 88)中取消了“不完备”的说法，直接指出名词谓语句“属于特殊句型” [38]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一变化导向明确反映了名词谓语句作为特殊句型的地位。
近年来，名词谓语句是汉语特殊句型的观点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随着汉语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研究角度也更加多样化，比如熊仲儒、石玉(2017)认为名词性词语充当谓语，不仅适用于汉语，也适用于英语，并探讨了英汉差异及其时制范畴的原因 [39] 。许小艳、桑仲刚、庞加光(2021)以认知语法中的提取和激活模型为框架，考察该句式的认知本质及其与英语的根本差异 [40] 。高航、刘华(2021)考察了包括汉语在内的17种语言中名词谓语句的允准情况及其语义结构，以确定该构式的认知动因 [41] ，杨静(2023)也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出发，提出汉语存在名词谓语句说明汉民族更关注场景中的“物”，关注物就意味关注空间，由此昭显出汉语是强空间性语言 [42] 。
这些研究多从认知学和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完成了从表层形式到深层认知、从汉语内部到跨语言的初步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丰富了名词谓语句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名词谓语句在汉语语法中的地位。
6. 结语
纵观百余年来汉语学界对于名词谓语句的研究，大多散落于前人及时贤的论著之中，缺少系统性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本文将名词谓语句研究分为萌芽、探索、纷争和明确四个阶段：萌芽阶段，虽然客观上偶有提及名词作谓语的这一现象，但主观上尚未意识到“名词谓语句”的概念，提出了“表词/表格”说、“省略”说和“补足语”说等见解。探索阶段，诸多学者都发现了汉语中名词作谓语的语法现象，但主要局限于简单的判断句，且将其判定为系词“是”的省略，没有把名词谓语句划分为独立的句型。纷争阶段，学界对于名词谓语句的态度主要是存在肯定派与存在否定派之争，从侧面证实了名词谓语句的特殊性。明确阶段，大家对名词谓语句的看法由纷争转为相对一致，由朦胧转为相对明确，众多语法教材已经将名词谓语句正式列为一类基本句型。
可以看出，萌芽和探索阶段，学界对名词谓语句的研究仍未彻底摆脱印欧语法的影响，直至纷争和明确阶段，学者们才真正认可名词谓语句是汉语主谓句的下位句型，并具有独特个性。沈家煊(2018: 195/250)指出，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特点与其说是“汉语的动词可以做主宾语”，不如说是“汉语的名词可以做谓语” [43] 。比如，汉语中可以说“今天星期三”，而英语中不能说“*Today Wednesday”，只能说“Today is Wednesday”。可见，名词谓语句是反映英汉本质差异的重要语法现象，值得从语言对比的角度继续深入考察。
NOTES
1原刊载于《语文周刊》1939年33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103页。
2原刊载于《语文周刊》1938年16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1页。
3原刊载于《语文周刊》1938年19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8页。
4原刊载于《语文周刊》1938年23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27页。
5原刊载于《语文周刊》1939年32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95页。
6原刊载于《理论与现实》1940年2卷2期，后收录于《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第225页。
7原刊载于《语文学习》1955年10月号，后收录于《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引自第48页。
8引自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