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60年代，伴随着“世界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母亲”形象，他们发现，这些具有“天使”般“母性”的母亲们，实际上是以失去女性意识为代价的。母亲被要求是无私的和无欲的，母亲被剥夺了原本作为一个女人的所有自然欲望，这是男权统治下对女性的压迫和阉割，是虚假的伪母亲。因此，象征无私和神圣的传统母亲形象遭到质疑。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思潮的传入，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唤醒，她们向父权统治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暴露了妇女的生存困境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塑造出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冲突。一批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涌入人们的视野，对家庭和母性等传统主题进行了重新解读，打破了传统男权社会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其中，中国女性作家铁凝的长篇处女作《玫瑰门》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恶母”形象——司猗纹。铁凝的著作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铁凝本人更是斩获各大文学期刊奖30余项，被评为“中国最成功女作家”之一。本文选取《玫瑰门》这部小说，探究铁凝笔下的司猗纹这一人物形象，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出发，探讨司猗纹背后所折射出的对母性神话的颠覆。
本文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探讨在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视角下，母亲这一形象身上所具有的“母性”是如何被界定的。接着，从小说《玫瑰门》中的司猗纹这一人物入手，探讨在铁凝笔下的司猗纹都在哪些事件和情节当中展示了自己的“恶母”特质，在司猗纹身上所展现出的“母性”和波伏娃对于“母性”的阐释之间是否存在吻合，如果存在，那么吻合的部分是哪些。最后，结合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对司猗纹这一形象做出理论层面的分析，颠覆传统的母亲形象被强加的母性神话，帮助女性认识到来自父权社会束缚在她们身上的沉重母性枷锁。
2. 母性不是天然的本能
在人们以往的认知中，“母亲”一词常常和无私、慈爱、坚韧、牺牲和无欲等挂钩，“赞美母爱是一种最广泛通行的公众话语” [1] 。人们天然地认为，完成生育的母亲在品质上就会具有前述的美好品质，将其放在理所当然地要对孩子和家庭进行牺牲奉献的位置上。然而，近些年来，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们对母性神话有了新的看法。女性获得母亲身份的条件是完成生育，这一要求是“作为女人最坚强的原始本能与她最伟大的文化职责的高度融合” [2] 。这表明，生育不仅仅是两性结合之后的自然产物，其中还有来自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关母性是天然的本能的观点受到了文化建构支持者的质疑，其中最著名的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阐述，“不存在母性的”本能“，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用于人类”( [3] , p. 609)。波伏娃明确指出，长久以来女性身上被赋予的母性标签背后的骗局，“当‘母性宗教’宣布凡是母亲都是典范时，欺骗便开始了”( [3] , p. 612)。女性的肩膀上一直承担着“母性”的意蕴所带来的重负，而女性主义们就是要戳破这一骗局，拯救千万被压迫的女性。
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生育神话的塑造贯穿了普通女性的一生，从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一直到成为各种社会身份的成年女性，对女性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母亲、身上应该具有哪些品质的灌输一直在持续着。“从童年起人们就对女人一再说，她生来是为了生育的，对她歌唱母性的光辉；她的不利处境—月经、疾病，等等，还有家务的烦恼，一切都被她具有生孩子的美妙特权证实是合理的”( [3] , p. 586)。在小女孩时期，女性手里会被塞上一个布娃娃，这个布娃娃就是她在未来成为母亲之后会拥有和支配的对象，此时，女孩手中的布娃娃是一个一般性的象征，还未具体化到以后出生的特定的那个孩子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女性会对怀孕这件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担心，对怀孕充满幻象和矛盾，既会希望自己能够怀孕，但同时又充满了担心。青春期的女性会注意到自己胸部发生的变化，并对身体上的这一变化感到异常敏感，男性对乳房部位投去带有关注和探索的眼光以及乳房的膨胀所伴随着的疼痛，都会使得女性产生羞耻心，这会使得女性想要采取各种办法以隐藏起自己的第二性征。在怀孕时期，“不久以前还是肉欲对象的乳房，她可以袒露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源泉，宗教图画向我们展示敞开胸怀的圣母在恳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母亲在她的身体和社会尊严中异化，产生了感到自己是自为的存在、具有固定价值的使人平和的幻想”( [3] , p. 593)。怀孕之后的女性会意识到新的生命在自己的体内生长，使得女性抛掉了自己对乳房的羞耻，认为自己承担着的有尊严的社会活动，自己是在发挥着社会价值的。然而，即便孕育新的生命会稍稍缓解女性在精神上的无用价值标签下的负担，已经怀孕的母亲身上仍旧是充满矛盾的。她为自己能够使新的生命诞生、这一小生命对自己的依附而感到骄傲，又感到自己是一种被捆绑、被不知名的力量给强制约束住的玩偶。在母亲身上，主客体的对立消失了，怀孕的母亲和孩子共同构成了被生命占有的模糊的一对，女性感到自己是有意识和自由的，但又成为了生命的被动的工具和孵化器。对于这种矛盾又奇怪的心理，波伏娃做出的描述是，“母亲在她的身体和社会尊严中异化，产生了感到自己是自为的存在、具有固定价值的使人平和的幻象”( [3] , p. 593)。需要提醒的是，母亲产生自己成为自为的存在、有固定价值的想法仅仅是一种幻象，而非实在，原因在于孩子是从母亲的肉体中产生，而且产生出来的孩子亦是一个作为肉体的存在。生育这件事无法赋予孩子是自行创立的存在这一价值，赋予客体存在的必然性，在母体当中，孩子只是无动机的繁殖、粗具雏形的产物，而非具有自身存在理由的存在。在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女性的处境及处于这一阶段的心理之后，波伏娃通过列举大量的具体实例，对母性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母性通常是一种自恋、利他、梦想、真诚、自欺、奉献、玩世不恭的奇怪混合”( [3] , p. 612)，并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从现实的处境出发，波伏娃撕破母性是本能这一先天面纱，向世人揭示母性的真相。母性先天本能的观念灌输，麻痹了女性对于自己承担生育、被赋予母性光辉的反思，使得女性不仅顺从并且乐在其中地享受着母性带来的荣誉和认可，使得女性对于自己作为母亲身份的牺牲抱有一种正在获得幸福的虚幻感觉。而在分娩之后，孩子从母体中分离出来，母亲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她变成了“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性方面，她要么性欲冷淡，要么得不到满足；在社会方面，她感到低于男人；她对世界和未来都没有控制力”( [3] , p. 612)。波伏娃非常具体且清楚地描绘了被母性高度捆绑的女性的处境，女性的性欲被压抑，女性无法对自身的性别产生认同，女性自身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和打压。男权社会编织出母性的神话，是为了巩固并延续女性在社会中的低等次序，“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 [3] , p. 625)当女性试图反抗的时候，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和夫权社会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纽带就会被松动。在波伏娃的建构观点的支持下，母亲身上所具有的“母性本能”的骗局被揭开，女性意识到了自身被赋予的母性带来的束缚和压迫。
3. 司猗纹的“恶母”形象
慈爱的、无私的、天使般的品行并不能完全填满一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波伏娃在《第二性》当中指出，“有许多母亲是不幸的，尖刻的，不满的”( [3] , p. 621)。司猗纹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被传统“母性”的品行给填满的人物，这个人物角色过于复杂，和以往的母亲形象相比，司猗纹形象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她和以下这些描述性词语相关：变态、偏执、丑陋、卑俗、可鄙、可怜、倔强、生命力旺盛。铁凝在小说《玫瑰门》中塑造的其他的丰富角色和司猗纹有着不同的关系，由于本文只关注司猗纹身上的“恶母”部分，因而，对司猗纹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了筛选，只讨论她会展现“母性”的对象。换言之，本文讨论的范围集中在司猗纹的儿子、儿媳、外孙女、小姑子和女儿等小辈对象上，因为只有在这些人物面前，司猗纹才会有扮演母亲身份角色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至于她面对丈夫庄绍俭、初恋华致远等其他人物时所展现出的品质，则不属于本文关注和分析的范围，这是本文对人物关系做出的筛选说明。通过司猗纹和不同的小辈的人物之间发生的事情，来分析这一人物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和传统母亲形象的偏离，以表明“母亲的态度是由她的处境和她承受的方式决定的”( [3] , p. 609)，绝非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而是一种混合，其中包括自恋、利他、梦想、真诚、欺骗等特质。接下来，本文根据波伏娃对母性的定义，对司猗纹这一恶母形象展开详细的分析。
3.1. 母性的自欺
司猗纹和庄绍俭结婚后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庄星。在庄星五岁时，司猗纹决定带着儿子和女儿去扬州找丈夫庄绍俭，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婚后做母亲的艰辛生活和愉悦激发了她对于家庭的强烈渴望，她希望能够让丈夫看到儿女在自己的养育之下是多么地茁壮成长，希望丈夫也能够体会家庭色彩的天伦之乐。庄绍俭婚后并未给司猗纹体会爱情、家庭色彩的天伦之乐的机会，因为他常年离家，留在外地。司猗纹是一个人拉扯儿子和女儿的，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是有多么艰辛，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整个一大家子人，如此沉重的重担极大了司猗纹少女时代的处事大胆、有谋有识的秉性。因而，她决定携带儿女去扬州找丈夫庄绍俭。然而，当司猗纹兴冲冲地一路颠沛流离到了扬州之后，等待司猗纹的是刚刚从妓女“小红鞋”那里回来的丈夫，丈夫对司猗纹的千里迢迢进行了荡妇羞辱，认为，司猗纹之所以跑过来找自己是因为她无法忍受身体上的性欲望。司猗纹气冲冲地带着孩子回到家里，而在回家的路上，庄星由于突然发病死在了路上。司猗纹出行的目的是让丈夫感受家庭的伦理快乐，是让丈夫看看自己对孩子的养育，然而，却忽略了年幼的庄星并非能够经得起一路的折腾，无法忍受路上来回的辛苦和折磨。她作为一个母亲，司猗纹在这个奔波的过程中无法照顾到儿子的处境，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会“忽视自己的职责，对孩子漠不关心，外出调情……做母亲的愿望在其中占有很少的位置……有些女人虽然并不带着厌恶拒绝做母亲，却过分关注于爱情或职业，而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它一个位置”( [3] , pp. 588-589)，司猗纹对丈夫的过度关心使得她忽略了庄星的健康和安全问题，间接造成了儿子的死亡，在这件事情上，司猗纹并未很好地履行身为母亲的责任。
3.2. 母性的利他和奉献
面对女儿庄晨时，司猗纹表现出了自己脆弱和慈爱的一面。当庄坦死后，庄晨来到司猗纹家里，希冀把自己的二女儿苏玮留下时，她和司猗纹之间爆发了一次争吵。当时是深秋，而女儿苏眉却还是穿着夏季的浅花衬衫，衣服明显是不合身的，使得苏眉看上去非常寒酸。司猗纹注意到了庄晨的不满，便解释是苏眉长个子太快的缘故。二人都预感到一场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庄晨不希望小孩子看见二人的吵架，便让苏眉带着妹妹们去买大米花和榆皮豆了。庄晨认为自己每个月都给司猗纹寄钱，可苏眉穿得袖子是不合身的，苏眉每天在家里做宝妹的保姆，照顾年幼的宝妹，简直就是家里的小长工一样。司猗纹仔仔细细地从大蒜、蜜供、洋葱、黛玉和油等日常支出算了一笔经济账，以向庄晨表明自己是多么地辛苦，并且还要求向庄晨展示苏眉的柜子里的衣服，以证明苏眉在这里并不缺衣服穿。二人争吵间，司猗纹嚎啕痛哭了起来，司猗纹的每次痛苦和绝望都使得庄晨心碎。关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争吵，波伏娃指出，“年轻人取胜是正常的，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是她的胜利带有过失的意味，母亲的态度在她身上既产生反抗又产生内疚，仅仅母亲的在场就把她变成一个罪人”( [3] , p. 619)。母亲死了儿子，庄晨作为女儿，非但没有安慰伤心的母亲，还惹得母亲如此难过，看着眼前的司猗纹，“母亲的热泪似乎正流淌在她的脸上”( [4] , p. 239)。司猗纹的脆弱和绝望在自己的女儿庄晨面前暴露着，她以痛苦来告诉女儿自己是有多么地不容易，面对母亲，庄晨是心软的，是怜悯的，庄晨想到自己也有女儿，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某种程度上会占据生下她的女人的位置”( [3] , p. 589)。庄晨虽然总是会激烈地批判司猗纹，可又是母亲最大的同情者，母亲也是庄晨始终的依靠。庄晨想向母亲开口说要留下苏玮，可是刚刚自己才尖锐地指责过母亲，便不好意思开口，司猗纹表现出了慈爱的母性，主动表明说自己知道庄晨此行的目的是要留下苏玮，最后，二人和气地喝着热茶。这是《玫瑰门》中表现出司猗纹作为慈爱的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场景，知道女儿的难处，即便自己身处庄家这片泥潭中，也依然会答应照顾外孙女苏玮，这是常久背负“恶母”骂名的司猗纹身上容易被人忽略的慈爱和脆弱。
3.3. 母性的自恋和真诚
苏眉的童年是跟在司猗纹身边的，波伏娃指出，“女人的最大不幸之一，即童年被操纵在女人手里，当一个孩子来到女人的管束下，他们便会尽力将她塑造改成一个和她自己同样的女人，表现出一种混杂着傲慢与憎恨的热诚”( [3] , p. 45)。司猗纹和苏眉的第一次见面就不愉快。在司猗纹眼中，是女儿庄晨把苏眉这个“困难”丢给了自己，而接收苏眉是自己儿媳妇竹西的决定，自己是被动地接收了苏眉。司猗纹的祖上算是比较显赫的，父亲曾在江南的一个省充任盐铁专卖的官职，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儿，她非常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她受过现代文明的影响，成长为了健康的、秀美的、开朗的、聪慧的、毫不矫揉造作的少女，即便以后年老了，司猗纹依然有着良好的、规矩的生活习惯。因而，面对年幼的、毫无规矩可言的苏眉时，眉眉的很多行为都引起了司猗纹的不满。司猗纹便对苏眉设置了很多规矩，要求她“不能”做很多事情，比如，不能在饭桌前站着，不能连菜带饭一块吃进嘴里。苏眉的到来增添了司猗纹的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的负担，司猗纹在家中有各种各样的家务要做，要采买、做饭、洗刷等，孩子的到来无疑会增添司猗纹肩膀上的负担。有关对于孩子的照顾和管教，波伏娃指出，“孩子就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指母亲)没有闲暇去‘培养’他，首先必须阻止他闯祸；他打碎东西，撕破东西，弄脏东西，他不断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好动、叫喊、说话、发出噪声，他为自个儿活着；这种生活扰乱了他双亲的生活。他们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不吻合，由此产生冲突。父母受不了他不断的纠缠，不断地使他做出牺牲”( [3] , p. 616)，然而，孩子却并不明白母亲的意识，会厌恶、困扰。母亲只能从外部将对孩子的管教变成一种荒谬的暴力，然而，身为父亲的人并不会面临这样的困难，他们无需和一个交流困难、仍会反抗的孩子相处，这样的任务只会落在处于母亲身份的人身上。司猗纹在用自己的言行塑造、干预着眉眉的成长和形成，尽力将苏眉塑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这是一条千百年来所有女人都在经历的过程，男权社会正是造就一批“合格”的女性，并借助她们这些女性来生产新一批合格的女性，男权社会借助女性来控制女性。“母亲意义确立的唯一参照系是男性而非女性，母亲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被男权文化所异化” [5] ，母亲是一种符号，是表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符号。
从司猗纹对苏眉的化妆中，可以发现司猗纹和苏眉二人的女性命运共同体，也只有在面对和自己十分相像的苏眉时，司猗纹母性中的自恋才会流露出来。司猗纹掏出自己的小皮箱要为苏眉化妆之前，苏眉期待看见另一个自己，期待看见化过妆的新的自己。司猗纹非常娴熟地、敏捷地、有分寸地使用着手头的工具，当把苏眉推到梳妆台前的宽大的老镜子前时，司猗纹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心中已久的秘密：“像我十八岁”( [4] , p. 325)。在探讨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时，波伏娃指出，“她(指母亲)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 [3] , p. 617)，司猗纹看着镜子中化完妆的眉眉，想起的不仅仅是年轻时自己的美丽脸庞，而是这段青葱岁月中自己的美好、清秀、昂扬和无忧无虑，而在目前司猗纹的阶段却是为了家操持着，为了赶上这个变化飞快的时代而疲惫着。“母亲忠诚于这个分身，她从中认出自己，超越自己”( [3] , p. 617)，司猗纹为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感到骄傲，自己虽年华不再，可眼前的青春的、活生生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苏眉和自己年轻的样子太过相像了。在这场化妆中，可以发现司猗纹面对苏眉时的细心和惆怅，她既激动于自己能在外孙女身上看见自己的青春面貌，又感慨于时光在自己头上生出了白发和细碎的皱纹。波伏娃指出，满意自己生活的女性会希望为女儿能够获得自己不曾有过的获得幸福的机会，“希望在女儿身上重现自己”( [3] , p. 617)。然而，被视作分身的苏眉却感到非常厌恶，她为自己和司猗纹的相像而感到生气，想要逃离这个镜子，“她希望肯定自己的自主，违抗母亲”( [3] , p. 619)，她产生了不可遏制的逃离意志。
从司猗纹对苏眉在生活规矩上的管教的苛刻程度，可以发现司猗纹母性里的真诚和傲慢；从司猗纹给苏眉化妆觉得她很像年轻时的自己，可以发现司猗纹母性当中的自恋。
3.4. 母性的残忍和刻薄
在苏眉的青春期，司猗纹亦对苏眉表现了极其刻薄的对待。罗大妈的大儿子名叫大旗，总是给苏眉带印刷机上的第一张纸，并把它称呼为“特大喜讯”，不知不觉，苏眉已经有了厚厚一沓的“特大喜讯”了，苏眉把它们给小心地折好、抚平，码入自己的小床头柜，并用衣服遮盖在上面，可是司猗纹注意到了苏眉的这个举动。司猗纹不满苏眉和大旗之间的往来，更不满苏眉和隔壁的叶龙北的交谈，决定要给苏眉些颜色瞧瞧。司猗纹先让苏眉说出自己的年龄是十三岁，并且质问它床头柜里的东西，青春期的苏眉是敏感的，是脆弱的，和男子的交流和接触被社会给划上了严格的界限。而司猗纹作为苏眉的外婆，毫不留情地点破苏眉以为只有自己知晓的秘密，苏眉是狼狈的，是堂皇的，是以为自己做错事的。司猗纹点破之后还以长者的身份教育苏眉不要变得复杂，复杂一词直击苏眉痛点，“‘复杂’是那个时代用来对付人的最严峻的贬义词了”( [4] , p. 210)。复杂象征着一个人的不可救药，人们面对复杂会生出莫大的恐惧，能带给人沉重的乃至致命的打击。“母爱没有丝毫自然之处，正由于这一点，存在着坏母亲。”( [3] , p. 623)苏眉面对着复杂一词，由于恐惧而产生了泪花，看着苏眉狼狈的样子，司猗纹心里获得了轻松和解脱。司猗纹作为苏眉的外婆，在最敏感的青春期，在最政治意味浓厚的时代，用了最恶毒最糟糕的“复杂”一词给苏眉以沉重的伤害，之后还将此事告诉了苏眉的妈妈，司猗纹的恶毒和不仁可窥见一斑。
苏玮作为司猗纹的二外孙女，年龄非常小，因此也被称作小玮。司猗纹对小玮的刻薄主要体现在不让小玮吃饱饭和到处展示小玮的粪便这两件事情上。起初，司猗纹对这个乡下来的头上还带有草籽的二外孙女就看不顺眼，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司猗纹非常抵触如此这般的小玮，但是，刚开始时，司猗纹并未表现出对小玮的不满。直到小玮在玩儿自我批斗的游戏时，司猗纹劝止了小玮，于是，之后就看小玮愈发不顺眼了。小玮玩专营酱油醋的“杂货店”游戏时，起初是自娱自乐型的，但是渐渐的，苏玮感到了无聊，便玩儿起了当时她常见的场景：批斗。残酷的批斗在孩童的眼中成为了消磨时光的游戏，苏玮给自己头上安了很多罪名，比如特务和叛徒等，为了让自我批斗的游戏一直进行下去，苏玮决定要一直不认罪，因为只要不认罪，就得对自己一直批斗。然而，小玮的批斗在司猗纹眼中就是危险的，让司猗纹感受到了恐惧和荒唐，司猗纹的温柔劝解不起作用，于是她强制地彻底结束了小玮的自我批斗游戏。可是，小玮却赌气和司猗纹闹别扭，在晚上睡觉之后的没几分钟里便大喊“开灯”，司猗纹觉得耳边似乎有突然炸裂的爆竹一般，于是就让小玮从大床搬到小床上去了，不让小玮和自己睡在一起。从这以后，司猗纹看小玮就愈发不顺眼了起来。司猗纹非常不满小玮的排便十分顺利，对小玮的排便速度之快感到气愤，甚至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在一次小玮排便过后，司猗纹便给小玮安上了“存食”的罪名，说小玮是过量饮食导致了消化不好。于是便开始严格把控小玮的饭量，这导致可怜的二外孙女每次都吃不饱饭，但是，小孩子是无法忍受饥饿的。当司猗纹向邻居罗大妈展示小玮的食量过大而碰壁时，司猗纹决心要报复回来，想要挽回自己在罗大妈面前丢失的脸面，这样以来，性质就大声了改变，展示粪便这件事就是成为了司猗纹挣回自己面子的手段了。司猗纹决定要在全院的人面前展示小玮的粪便量，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小玮的节食要求是多么得正确。在小玮的一次排便之后，她知道机会来了，于是端着盛装小玮的粪便的盆到处展示，并刻薄地说道：“这哪儿像个小孩，四五个大人加在一块儿也顶不过。不是说为了这口粮食，定量不够还有议价的，我是说这消化……”( [4] , p. 255)。在全院的人的面前，司猗纹狠狠地把小玮的自尊心踩在地上，逼着苏玮就范，承认自己吃得太多，承认司猗纹的“存食”罪名，让年幼的小女孩为自己的排泄物感到难堪，感到羞愧。这是母性当中极为残忍的一面，当母亲自己的现实处境变得糟糕时，会将现实带来的打击发泄到孩子身上，以此来“报复羞辱她和打败她的生活”( [3] , p. 615)。司猗纹将自己在罗大妈处碰到的软钉子的打击，报复给了小玮的自尊心，母性里残忍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司姑爸是司猗纹的小姑子，由于亲眼目睹了一只母猫的生产，姑爸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那以后便认为只有男猫才是干净的，世界上和“女”这个字沾边的东西都是不高洁的、不高雅的。由于姑爸结婚那天，新郎不见了，三天之后，姑爸便重返娘家，当时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报纸上出现了姑爸的名字，姑爸便要求全家都不要再叫自己的本名，改名为姑爸。司猗纹为了能够被新中国接纳，为了证明自己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求主动上交家里的几间房子和一些财物。姑爸不想把庄老太爷的雕花挂钟交上去，想留作纪念，可司猗纹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具有彻底性，要求全部上交，一件也留不得，于是司猗纹和姑爸就起了争吵，在争执中，姑爸认为这是白白上交的，坚决要留下这个挂钟，问道：“不白白莫非谁还给了你好处？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4] , p. 54)这句话在司猗纹看来就是有政治的破绽，于是便批评姑爸是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政治立场对于那个时代的每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座大山，因此，这场争吵以司猗纹的胜利告终。司猗纹通过姑爸拒绝上交挂钟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思想层面的压迫，以此来欺骗自己似乎是和这个时代为伍的，是政府颁布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姑爸养了一只名叫大黄的猫，有次，大黄偷走了隔壁邻居政治斗争领袖罗大名妈家碗橱里的一块儿肉，罗大妈发现之后庆幸自己终于能找姑爸报之前被姑爸掏耳朵的仇了，于是带着三个儿子找姑爸算账。罗大妈一家把大黄悬吊起来，用皮带鞭打至五脏六腑如烂泥一般，最后几个人扯着大黄的四肢将其大卸八块，大黄成为了残缺不全的尸块。当天夜里，姑爸凄厉地嚎叫着，并大声地辱骂罗家。罗大妈和儿子们质问姑爸昨晚的行动是什么成分，便开始了对姑爸的鞭打，姑爸被打的血肉模糊，双腿之间被插入了一根手指粗的铁通条。司猗纹帮姑爸清洗处理伤口时，或暗示或奚落着老太太留给女儿姑爸的金戒镏和一些体己，姑爸明晓了司猗纹的意思，便给了司猗纹。在大黄和姑爸挨打时，司猗纹并没有站出来帮助制止这场以革命的名义展开的“政治斗争”，在姑爸被打的奄奄一息时，司猗纹还在惦记着婆婆留给小姑子的体己，司猗纹的冷漠和刻薄在对待姑爸挨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司猗纹和姑爸的相处还是有十分亲密美好的一面的，这体现在姑爸给司猗纹掏耳朵这件事上。姑爸很挑剔别人的耳朵，却唯独不挑剔司猗纹的，总是耐心地帮司猗纹掏耳朵，也从未拿司猗纹在庄家过去的往事威胁她，还帮助司猗纹去砸鞋帮糊纸盒，在司猗纹心里，世上最了解自己的也是姑爸，“她们就像在庄家共过患难的战友”( [4] , p. 135)。
在面对苏眉、苏玮和姑爸这三个势弱的女性时，司猗纹虽然并非是严格身份上的母亲，但是这三人都属于司猗纹庇护的范围内，都需要接受司猗纹的保护、照顾和管教。她们三人在司猗纹面前，是弱小的，是会被打压的，因而她们所感受的母性是拥有刻薄和残忍的一面的。苏眉和苏玮的年龄更小些，因而司猗纹对这二人的管教成分会更多，司猗纹毫不留情地使用作为大人才拥有的权威和权力来对眉玮二人的成长进行干预。而姑爸不仅在身份上甚至在权力上似乎具有和司猗纹相当的地位，尤其是姑爸掌握着司猗纹的往事秘密，然而，司猗纹并未在外人殴打姑爸时做出期待中的保护行动，甚至在单独面对姑爸时，还借助时代的政治敏感，对姑爸进行污名处理。
3.5. 母性的违背伦理
司猗纹的儿子庄坦是虚弱的，并且总是在打嗝儿。司猗纹发现儿媳竹西总是非常蔑视地看着自己和庄坦，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儿子是否是性无能，怀疑儿子和儿媳的房事是否顺利，便在夜晚对儿子和儿媳进行了偷听。果然，司猗纹猜中了，庄坦果然是虚弱的、无力的，性事都是由竹西主导的，她不由得对竹西产生了一丝同情和怜悯，可又一想到竹西轻蔑的眼神，她便又暗生了几分得意，轻蔑自己的儿媳居然在做“载人的飞行”，便觉得竹西认输了，自己是比竹西高出一等的，自己是自豪的，“你能站在凳子上冲下看我们，我一定要站到房檐上去看你”( [4] , p. 220)。庄坦死后，竹西和罗大妈的大儿子大旗那清新和健康的身体使得竹西无法再隐藏自己的内心，便和大旗产生了不可见人的秘密关系，他们总是在夹道里秘密见面，满足身体的欲望。他们的秘密被司猗纹发现了，并且司猗纹决定要证实自己的发现，苏眉就成为了司猗纹最有利的秘密撞破者。司猗纹发现有一日恰好是竹西的休息日，同时也是大旗的倒班日，司猗纹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便提议要去东城看望自己的妹妹。司猗纹带着家里的孙女们出门，可是在半路突然以给妹妹买点心但是却没有带粮票为理由，要求苏眉赶回家中找竹西要粮票，“得找你舅妈要，她那儿大概有北京粮票”( [4] , p. 328)，果然，苏眉撞破了竹西和大旗的秘密，随后司猗纹以等不来苏眉为借口也匆匆赶来，参与这场撞破秘密的大会。当然，这一切都是司猗纹的计划，重点不在于竹西的下场如何，而在于司猗纹要以大旗入手，让罗大妈感到难堪，因为大旗一直都是罗大妈心里的骄傲，是罗大妈最喜欢、最认可、觉得最懂事听话的儿子。司猗纹为了让罗大妈难堪，不惜以竹西的名誉为代价，可耻的是她还设局故意让苏眉不小心地撞破这一切，给苏眉留下了阴影。司猗纹对自己儿媳竹西的两轮性事活动的偷窥都是极其扭曲的，这和司猗纹自身的实际处境有关。在司猗纹青春少年时，和初恋华致远是懵懂无知的，在结婚后，和庄绍俭的每次性活动都是被蹂躏被羞辱的。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守活寡的日子，司猗纹身体上的性欲望是完全得不到满足和照顾的，心理的不健全导致的对他人性隐私的偷窥可以提供快感。换言之，司猗纹自身无法得到的性欲望，通过偷窥竹西和庄坦、大旗两人的性活动而得到了间接的满足。
司猗纹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庄家的大母神，作为家中的儿媳妇，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基本上由她一人操持。庄家的男人无一人是靠得住的，全靠司猗纹一人拼凑其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如果她一旦开始讲真话，男人的镜中映像就缩小，那么，男性的合理性就成问题” [6] 。丈夫庄绍俭常年在外，坐吃山空，留恋外面的女子，不承担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儿子庄坦羸弱胆小，从精神到肉体都缺乏作为人最基本的必要根底；公公庄老太爷一把年纪，需要人来照顾赡养，死要面子还经常挖苦、诅咒儿媳。司猗纹精细打算家庭开支，牺牲自我、燃烧自我地守护这个家庭，可换来的却是被丈夫感染性病、被公公在日记里恶毒诅咒。作为家庭的守护者，司猗纹无法被理解、无法得到慰藉。于是司猗纹选择报复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她向公公展示了自己的肉体，施展了一场颠覆伦理规范和秩序的性报复。然而，这些病态的行为根本无法疗愈她，带给司猗纹的只是更深的伤害，“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活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的灵魂的践踏” [7] 。
在司猗纹违背伦理这方面的分析，本文选取了两个关键人物，一是儿媳竹西，二是公公庄老太爷。司猗纹是儿媳竹西实际名分和身份上的母亲，公公庄老太爷是司猗纹扮演庄家的大母神这一角色照顾下的受益者。在面对这二人时，司猗纹所表现出来的母性都具有对传统伦理规范的违背和颠覆。
4. 结语
在男权社会所赋予在女性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中，“母亲的角色大概是女性传统角色中最令人满意的了” [8] 。之所以女性作为母亲受到如此之高的推崇，是因为“在父权制社会里，母亲，这个总是密密缝，盼儿早早归的辛勤劳作，无怨无悔的家庭天使，这个被讴歌的贤妻良母，这个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的、与男性价值观念没有任何不和谐音响的美好形象，实际上正是父权制文化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塑造出的女性楷模，起到的是辅佐、巩固父权制文化的作用” [9] ，看似母亲是受到尊敬推崇的，实则承担母亲这一身份的女性是受到剥夺的、被压迫的，只不过是冠了一个虚名罢了。在新旧世纪的交界处，“‘性别觉醒’这四个字几乎醒目地出现在每一篇女性评论文章当中，随着女性写作实践经验的丰富积累，思想理论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在各种不同的创作领域都开始怀着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进行探索和理论总结，让断断续续忽隐忽显的女性文学史在世纪末再一次到达它的巅峰” [10] 。而女性作家铁凝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创作了司猗纹这一形象，以此来展现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性作为母亲的绝望处境，人们日渐意识到男权在女性身上赋予的母性要素是实实在在地对女性的残忍压迫。铁凝在《玫瑰门》塑造的司猗纹这一恶母形象，展现了“一个让我们的眼睛在文本组成的历史话语中终于透视到的母亲全身；一个在冠冕堂皇的话语中从未被涉及到的作为母亲的黑暗部分；一个被层层鲜亮的语言与重重坚固的屋宇掩蔽下的母亲世界” [11] 。人们重新认识到原来在这些天使般的母亲的外表下，竟然有恶毒、刻薄、冷漠、自私的另一面，这另一面一直被男权社会给压抑、给隐藏、给驱逐。女性群体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被赋予的“母性”重量之后，正在有意识地、努力地、顽固地、坚定地从母性阴影之下走入到阳光地带。司猗纹作为非常著名的恶母形象，是远远出入于大众印象里对好母亲的想象的，她身上既有冷漠和刻薄，甚至是恶毒的一面，但也有细心和慈爱的一面。戴锦华对司猗纹这一人物形象总结道：“一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地要在时代的剧变中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女人，一个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人(挤进)历史的女人” [12] 。人们总是以为孩子可以在母亲的怀抱里收获幸福，收获安宁，但其实，这都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想象，这份想象转变为了对女性的要求，进而社会是在要求女性成为好母亲。男权社会告诉女性，正是通过母爱，女性才得以完全实现自我，但是，却忽略了女性实现自我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女性要自由地、真诚地愿意去给出母爱。认为孩子能够带给母亲幸福，母亲也能够带给孩子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对孩子和母亲的共同犯罪。女性只有处在能够承担职责的心理、道德和物质的处境中，才能自然流露出对孩子的母爱，“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 [3] , p. 591)。弗吉尼亚·沃尔夫说道：“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觉察到她(家庭天使)那翅膀的投影或者她身上的光辉投射到我的稿子上，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她。” [13] 恶母形象的塑造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不再对这个父权文化赋予的角色恋恋不舍，对被安排在有等级的二元对立项席位恋恋不舍，她们不再歌功颂德，她们要从自身的丑陋上追根溯源，彻底解除产生自己的旧有关系，破坏自身的文化遗传”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