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出口增速和外来投资增速下滑是中国不争的社会现实，“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消费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何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是中国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福利政策具有多种溢出效应，因此，福利政策的推进需要对政策试点和历史影响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和思考。自1983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减少私人储蓄，刺激消费，也有学者认为过高的福利会绑架政府选举的同时伤害经济发展。那么，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影响的积极与否是评价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上升是否促进了居民的家庭消费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城乡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否存在不同强度的影响呢？本文围绕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消费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刺激消费的政策工具，丰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研究。
回顾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之父的Martin·Feldstein是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知名学者，他认为社保政策对储蓄有巨大的挤出作用 [1] ，并且具有引致退休和资产替代两种效应。Martin·Feldstein认为引致退休效应会迫使居民为了提前退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资产替代效应是指参加社保的居民相比没有社保的居民，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Martin·Feldstein的研究得到关注后，有学者对他的研究数据和模型提出质疑 [2] [3] ，他也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模型和数据 [4] 。后来，很多学者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证据的补充 [5] [6] 。Wouter·Zan [7] 通过研究荷兰的长时期面板数据验证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挤出作用，Attanasio [8] 对英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汪伟 [9] 研究了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认为高增长导致高储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将社会保障引入消费的影响因素框架之中。张治觉 [10] 认为社保水平和消费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胡兵 [11] [12] 也得出了在社会保障支出强度越低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一结论。何晖 [13] 也补充了关于新农保政策的证据。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消费有负面或者不显著的影响，魏华颖 [14] 认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显著影响。王极 [15]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农户参保行为进行研究，只在部分群体中发现了显著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反映城乡差距的对比研究。赵威 [16] 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后，认为中部和西部地区层面上，社会保障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呈“V”型关系，继续提高社保支出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实证模型方面，学界在研究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影响时一般使用OLS模型，但是缺少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在以城乡差异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实证方法要更完整一点，而且在使用面板数据的时候缺少时间对样本数据影响的考量，研究多集中于CSS和CFPS数据库。因此，本文采用该研究领域较少使用的CHFS数据库，且以家庭为单位研究社保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实证模型进一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
2. 理论模型
对消费和社会保障关系的思考最初是作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的拓展。国内学界比较认可，也多次通过实证证明的是社保政策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影响了消费。本文的核心猜想也是社保支出降低了未来收入的尾部风险，释放了一部分预防性储蓄供以消费。Luigi·Guiso [17] 提出了一个消费–储蓄模型，认为消费受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之和以及收入波动的影响，预防性储蓄主要源自于收入和消费的差。通过朱春燕 [18] 的对比，本文认为Luigi·Guiso提出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够匹配中国人“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消费储蓄观，也具有较强的研究可行性，是最适合研究中国消费问题的模型。因此本文的理论模型为：
等号左边是不同家庭i的消费水平，右边的L表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之和；第二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和收入的方差成正相关。因此，本文的核心假设认为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会降低未来收入的风险，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消费。
本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间较短，居民合理运用社保工具意识薄弱，所以居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因此，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预期收入的尾部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另外，不同特征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比例不同，高收入的居民预防性储蓄也比较高。所以，提出以下猜想：
1) 在所有群体中，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有利于促进消费；
2) 收入越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消费的边际刺激作用越弱。
3. 数据和实证
3.1. 数据和模型
3.1.1. 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说明
因为2019年年末中国发生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居民消费在封锁防控期间受到政策影响被人为抑制，所以数据会失真。因此，本文核心数据引用的是CHFS2019年的横截面数据，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详细说明见表1。其中，对劳动人口的定义是家庭内有工作的人，包括处于失业中的适龄劳动人口；对退休人口的定义除了离退休人员也包括类似残疾等失去劳动能力的需要赡养的家庭成员；其他的都归类于青少年，主要包括在读学生。因为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单纯依靠年龄反应家庭结构脱离现实，成年但是仍然在接受教育的应该归类于青少年。因此，青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计算标准也相应变化。前者反应的是需要抚养但是有收入预期的家庭人口比例，后者反应的是需要赡养的家庭人口比例。工具变量的数据是通过源自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3.1.2. 实证模型
基本回归方法：
(1)
实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中
是地区固定效应，
包括各种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主要通过去年家庭内部劳动成员人均社保缴纳金额构成，包括法定养老保险和各种影响收入预期的商业保险。
3.1.3. 内生性问题
在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收入、是否在体制内、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包括配偶特征和青少年/老年抚养比。因为数据本身的差异，有些个人特征没有体现在问卷当中，无法被数据库收录，而且家庭其他成员的特征也会影响到个体本身的决策。这些特征可能同时影响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个体消费水平高也可能挤压社保支出水平。个体可能会和雇主谈判或者选择税后收入更高的岗位，忽视社会保障福利的影响。
因此，第一，本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研究，充分考虑到中国家庭内部收入转移的特点，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变量。第二，引入不同省份的平均社保支出作为工具变量。地区的平均社保支出反映了地区社保缴费的积极性和覆盖率，能够影响个人决策，但是反之，个人社保支出决策无法影响区域的社保支出水平，同时区域的社保支出也无法直接影响家庭消费。第三，通过以收入层次为分类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减少存在辛普森悖论1的可能性。
3.2. 实证结果
模型实证结果见表2，(1)列是以城市级别和城乡为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城市级别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三种类型。(2)列是以区域和城乡为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区域按照CHFS数据库的分类标准，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种类型。(3)列是以“各省人均社保支出”为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经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各省人均社保支出”符合工具变量要求。三种模型都以家庭抽样概率为权重。前两种是GLS，第三种是加权2SLS。
通过(1)列和(2)列的对比，两种地区分类方法对模型的系数影响不大。解释变量社保支出水平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且为正数。社保对数金额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对数就增加0.081个单位。以自然数为底，
，即社保支出和消费支出比例越低的情况下，社保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越强。经过工具变量法减少内生性后，社保支出对消费的影响更大，系数为0.176。
相比社保支出，家庭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对消费有正面影响；负债/工资比在模型1和模型3中对消费的回归系数为0.003，具有正面影响，即负债和工资性收入的比例越高，消费也越高；但是负债/收入比对消费的影响却恰恰相反，负债越多，消费越低，但是人均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工资和收入都不变，负债越多，消费倾向越高；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越高，消费倾向越高；负债/资产比对消费没有影响。从性别特征来看，男性占比越高的家庭，人均消费也更强；劳动力平均年龄对消费的边际影响为负数，符合社会常识认为的年轻人消费倾向更高；少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少年抚养比越高，家庭人均消费越高；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不够显著；健康状况对消费影响明显为负，家庭成员越健康，消费越少，因为在计算消费金额的时候也包括了医疗消费，因此健康状况对消费有负面影响是合理的；模型2中体现了东部地区消费倾向显著更高，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模型1、2、3都表明农村消费倾向相对于城镇更低；模型1和3都表明城市级别越低，消费倾向越低。
横向对比三个模型可以发现，模型对系数的影响主要在于社保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和城市级别对消费的影响两个方面产生差异。但是模型在这两个方面均验证了影响的相同方向，即社保支出越高，城市级别越高，家庭人均消费越高。
Table 2. Output of fixed effect model
表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增加变量
一方面，通过和过往的研究成果对比，可以发现工作是否在体制内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所谓“铁饭碗”对收入有高度确定性的预期，可能会增强个体的消费信心。因此，将否在体制内工作作为特征，计算“体制内工作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以此作为增加的控制变量。另一方面，3岁以下的婴幼儿可能因为免疫力差而生病，婴幼儿的医疗成本和营养成本相对而言比较高，因此，增加“婴儿占劳动力的人口比例”这一变量。
见表3可以发现，增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系数影响不大，可以坚持原结论。婴儿抚养比在模型当中表现出显著性，3岁以下儿童的比例越大，消费倾向越强。结果表明婴儿抚养成本随着生活水平上升而提高，在家庭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婴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要低于少年抚养比。体制内工作比例这一新增变量未表现出显著性。
3.3.2. 修改计量模型
本文实证是采用了含固定效应的加权2SLS模型，为了增强结论的可信度，还可以更换计量模型，见表4，列(2)是使用GMM为更换后的实证模型结果。列(1)是采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模型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GMM和加权2SLS的实证结果系数正负号和显著性没有多大变化，只有系数大小发生了轻微的变化。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for increasing variables
表3. 增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for 2SLS & GMM
表4. 2SLS改GMM稳健性检验结果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3.3.3. 更换样本数据
除了更换模型，还可以通过更换样本数据进行检验，详细数据见表5。因为2019年之前的样本数据统计方法和涉及的变量有变化，而且没有透露地理信息，工具变量“省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无法使用。因此，列(2)是通过对2017年CHFS的截面数据进行处理最后用GLS做的实证模型，并和相同处理过程的model 2对比。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的正面影响作为核心结论依然显著。和列(1)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2017年的数据中：第一，负债/收入比对消费的影响体现了很强的显著性。系数为正，意味着负债收入比越大，消费的倾向越高；第二，男性在家庭劳动力中的占比对消费呈负面影响，男性越多，消费越低；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呈正面影响，老年人占比越高，消费越高。但是因为2017年的数据对退休人群和失业人群以及满足劳动年龄但是仍然在读的大学生没有有效的区分，因此，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有待商榷。
Table 5. Robust Test for new data
表5. 更换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3.4. 异质性分析
一方面，因为农村和城镇的生活成本不同，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以人均收入低于8000元的样本家庭为低收入组，以人均收入8000元到24,000元之间的样本家庭为中收入组，以人均收入24,000元以上的样本家庭为高收入组，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6。
观察(1)和(2)列，可以发现在农村家庭中，社保支出水平对消费的影响强度要高于城镇家庭。城镇家庭中，收入和受教育年限对消费的影响要高于农村家庭。农村中负债/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表现出显著性，即负债/收入越大，消费越高。和城镇家庭相比，表现出明显差异的是农村家庭少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农村和城镇家庭中，老年抚养比对消费造成的影响都不显著。只有农村家庭中，健康状况对消费表性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即越健康，消费越少，也反映了农村医疗消费对整体消费影响大的现实，需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建设，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相比与城镇居民，农村家庭样本中城市级别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反映了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城市，而非农村的社会现实。关于性别歧视方面，只有在城镇样本中，男性占劳动力的比例对消费的正面影响在10%显著，可能反映了城镇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更强的收入预期。
根据收入进行分类的异质性分析减少了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观察(3)~(5)列，社保对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充分降低了产生“辛普森悖论”的可能性。另外，也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就越弱，同时，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系数接近，证明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旺盛，要扩大消费，实现国内大循环就必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中、高收入群体负债/工资比例越高，消费倾向越高。对比负债/收入比的变量系数，中、低收入群体系数为正数，且中收入群体系数最大，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杠杆越高，消费越多。他们的消费有可能本身就和杠杆有关，比较偏好提前消费。而高收入群体，杠杆越高消费越低。只有在高收入群体中，年龄和消费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少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中收入群体的系数最大，高收入群体系数最低，这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是最有动力提高子女消费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在各层次的收入群体中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健康状况在中低收入群体的分组回归中表现出显著性。城市级别对消费的影响只在城镇居民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代表p < 0.1)。
4. 结论和建议
经过多个实证模型研究可以得到核心结论：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消费存在积极影响，而且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的比例越高，刺激作用越弱。提高农村居民社保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要大于城镇居民。
第二，负债/收入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最强，因此结果如图1所示，相比低、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型负债最高。负债/收入比对消费的影响强度在高收入群体中最小，说明高收入群体负债型消费比例最少。本文的核心猜想认为当消费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到完全基础预防性储蓄之后，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产生挤出。因为理性人假设，所以居民不会购买超过最佳水平之外的社保服务。经过实证检验，见图1，左侧体现的结论基本得到支持。
第三，城市级别对消费的影响也得到显著证明，符合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的现实。
第四，在多个控制变量中，健康状况、少年/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在城乡居民身上体现出异质性。生病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中、高收入群体中，少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刺激强度更大，说明
Figure 1. Graph of the security-consumption level relationship
图1. 社会保障–消费水平关系图
收入越高，相应的育儿成本也越高。而以城乡居民为对象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少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系数要高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低的现实不符，因为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经过对数化处理，所以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整体的消费基数更低。
为了促进消费，改善民生，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加强农村金融教育，在提升农民收入的同时提供科学合理的社保服务，让农民知道社会保障政策的好处，积极参与。要通过短视频等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建立起深入群众的宣传渠道，也能够为其他惠民政策的普及提供便利。
第二，如果想要促进消费，扩大内循环，就要扩大中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军，是构成内循环的市场主体。健康的收入结构是养老等经济问题的根本，要重视第一次分配的机制。
第三，育儿和医疗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要节流，降低农民的育儿成本和看病成本，鼓励生育保险和人寿保险在农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要开源，重视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丰富农民创收渠道，降低农民“靠天吃饭”的风险。
第四，针对城镇居民收入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出台保障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权益的政策方案，修正大众对女性收入的预期，鼓励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积极承担重要角色。
NOTES
1辛普森悖论：因果分析中的常见误差，当人们尝试探究两种变量(比如新生录取率与性别)是否具有相关性的时候，会分别对之进行分组研究。然而，在分组比较中都占优势的一方，在总评中有时反而是失势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