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体育作为功能性载体在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是新时代人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优质途径之一。而体育治理在体育的发展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体育作为体育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体育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的存在。我国体育中心的改变，预示着社区体育价值的逐步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闲暇时间增多，项目形式不拘一格，场地设施千差万别，社区体育在强调娱乐休闲、运动乐趣、放松身心的体育活动内容的同时，形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此，审视社区体育专业人才发展、政策导向、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问题，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和高效治理高品质生活的路径势在必行。该文从高品质生活与社区体育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角度，探讨人们在不同阶段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意义。
2. 理论溯源
2.1. 高品质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高品质生活”一词正式写入党的文件。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当满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人就会追求更高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生态环境。首先，高品质生活应是健康的生活，只有建立在健康身体并维持健康状态的基础上，才具备追求或享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前提。其次，高品质生活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部分相互依赖和联系的前提下，进而影响人民的衣食住行 [3] 。再次，从满足物质文化基础需求到追求公平正义、实现自身价值，是高品质生活迈向从量到质的跨越的体现。最后，高品质生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在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2.2. 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参与主体。根据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辖区约定俗成的规范，各主体平等对话和协商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中，以期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优化社区公共秩序，推动社区持续发展。
2.3. 体育治理
作为一项群众性活动，体育具有多元主体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恰好使其容易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体育治理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体育治理是以治理的方式，让体育活动的多个主体之间化解矛盾与冲突，让彼此能够和谐共存，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体育和谐善治。要注意的是，体育治理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某种过程，而并不是规则或者手段 [4] 。
2.4. 社区体育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community”是具备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分甘共苦、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 [5] ，此后费孝通先生将其译作“社区”传入中国。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小的单位制渐渐到街居制，最终到社区制的变化，社区制是对单位制、街居制是重塑，更是逾越。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重心逐步转向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方向，社区体育的价值慢慢放大。20世纪60年代，“治理”一词在西方学界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学界探讨的风向，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治理”引发了学界讨论的高潮。
社区体育治理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的末梢单元和举足轻重的环节。一方面，社区体育治理在政策落地效应方面能够起到有效增强作用，培养居民体质健康意识、增强运动技能水平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单元；另一方面，社区体育治理以体育为载体增进社会关系与情感交流，创建有温度的社会共同体从而降低居民间的匿名感与疏离感。总体而言，社区体育治理是一个载体，是以体育为载体，在政府指导，市场调控，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采用多种方式来应对及解决社区体育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的多元需求，实现社区体育最优解过程。
2.5. 社区体育高效治理是高品质生活基础保障
社区高效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让社区居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高品质生活是社区体育治理想追求。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当满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人就会追求更高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生态环境。高品质生活应是健康的生活，只有建立在健康身体并维持健康状态的基础上，才具备追求或享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前提。社区体育高效治理，给社区居民参与其中，社区居民享受运动享受健康。社区体育高效治理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保障。
2.6. 高品质生活是社区体育高效治理的重要风向标
社区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不仅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政策颁布的实践末端。社区体育治理总体目标是以社区体育发展为治理导向 [6] 。社区体育高效治理以高品质生活为重要风向标，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当满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的一种生活状态。高层次需要是其着眼点，创造高品质生活，社区体育高效治理必须把共享发展落实到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发展过程等各层面、各环节，做到社区全民参与共享、全面协同共享、共建互动共享。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最终使全社区居民产生的更多物质获得之感，增强社会幸福感，促进区域社会文明和谐，激励主体创造性，提升社会发展综合质量，创造和谐高品质居民生活，指引全社区的高效有序体育治理。
3. 社区体育治理的阻滞因素
3.1.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匮乏
随着全面创新型社会综合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日益深入，多元层级管理体系格局尽管已经基本初步的形成，但目前在国家传统的行政科层制和惯性约束下却依然可能存在分级管理和不够科学精准管理的一些现象。特别在整个社会体育领域，当把国家层面制订的相关群众体育政策内容，逐级细化嵌入延伸至各个基层政府群众体育规划内容与管理政策过程执行中，存在到了管理政策落地执行中效果可能逐级发生降低的现象。街区体育运动是街区聚居生活在其中特定社会生活地域范围内运动的群，人民众所凝聚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开展社区体育综合治理行动中，为各个社区体育组织发展提供自身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为其身心健康提供健康良好和谐的体育环境，保障整个街区对公共健身体育组织服务功能的合理有效充分供给。但在社团的内部以及各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各级派出办事机构之间，则各自分别都隶属于社团相应区域的行业主管行政部门，它们相互之间构成起了一组较为独立封闭严密的内部管理服务系统，相互组织之间彼此的相互联系极不太紧密，很难同时实现全面协调服务合作 [7] 。例如，居民所在的城市街道办事处党委和办事处居委会组织作为实行居民综合管理体制的行政基层单位，其经济社会基本事务职能就具有一些多样化职能特征，如社会反映风俗民情、治安秩序保卫、普法政策教育执行等诸多方面，组织带领社区居民群众性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提供居民体育锻炼健康指导就只是职责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推进社区体育长效管理机制方面，专门竞技体育人才储备的高度稀缺同样也最易于最终造成整个社区体育的治理成效低下。
3.2.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制度不健全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制度不健全有两方面体现：1) 社区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在协调方面存在不足，社区体育健身服务的发展需要多主体共同的努力，以满足社区体育发展为目标，构建完整治理体系。当前，我国社区体育涉及多个供给主体：政府、社会、市场。政府作为社区健身服务供给的主体，宏观控制下，政府提供的健身服务都是公益性的，所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产品是免费的，市场指以盈利为目的私人部门，而一些社会力量是非盈利性的，为青少年体育健身服务提供便利，在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下导致政府市场不能够有效协调。2)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相关部门协调不足，我国网状性的部门互相交错管理，涉及社区体育健身服务供给的多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导致责权划分不清或重复，相关政策无法落地，影响社区体育健身服务的发展。
3.3. 社区群体数字人才保障薄弱
数字人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原生驱动力。数字人才供需失衡是目前数字化社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总量上可以看出我国数字人才缺口巨大，根据人社部最新发布就职数据显示，预计2020~2025年数字技能人才缺口会达到近千万，体育数字从业人员更是严重匮乏。一方面，数字体育是由多个学科交叉组成，包含体育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及信息科学等，以体育为主线的数字人才智库尚未建成，数字化治理基础要素缺乏保障。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数字人才缺口主要体现为高层次数字人才储备不足、跨领域体育人才供不应求、初级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缓慢。数字经济时代，直播、短视频、线上培训等新兴职业盛行，并以“爆炸式”式速度增长。反观体育数字治理方面人员得不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在人员供给无法与现实匹配。
4. 高品质生活与社区体育治理的纾解之策
4.1. 促进高品质生活顶层政策设计
实现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成为民生工作的政策中心，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健全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的相关政策法规，形成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满足社区群体体质健康需求为落脚点，促进社区群体全面健康发展为目的的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治理理念。建设高品质生活必须以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基础，不断增加有社区群体体育健身的科学普及与有效指导。(一)，应合理划分不同层级参与主体的职责。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提供基本的体育服务，发挥兜底作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和引导多元力量参与，实现多方供给的格局。主管部门在社区群众体育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监督管理、购买服务、战略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地方层面负责合理分配体育服务资源。(二)，不能单纯依靠体育系统和民政系统的推动和实施，而应以系统思维和跨界整合的原则，引导各相关主体积极参与。以跨部门合作为例，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牵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组织财政部、卫生健康委、国家体育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分工协作，肩负起相应的责任，多部门共同参与推进。(三)，加强体育、民政部门与民间体育组织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利用体育或健康促进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的自愿服务性、组织灵活性等特点，提升社区群体体育治理的关联度，在资源信息共享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实现利益协同。
4.2. 实施高标准的社区体育治理的服务供给
近年来，我国对全民健身的投入不断加大，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等逐年增加，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单一、粗放型供给与社区群众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偏差，造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在“面”的普及的基础上进行“点”的深入，考虑类型的多样化，精准识别社区群体体育健身服务需求，根据不同需求，提供高质量、有针对性、弹性化的体育健身服务，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第一，重塑社区基层政府责任，明确其在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政绩导向转为民需导向，积极建构需求表达机制，问需于民，提高社区群众主体意识，鼓励其积极表达自身意愿，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双向”交流沟通机制，从实际需求出发，重视效益兼顾效率，精准服务于民。第二，利用社区基层组织的性质，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的群众基础，有效串联社区卫生服务站、街道、志愿者团队、养老机构等组织资源，深入了解社区群众体育需求，并层层反馈至上级组织、体育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第三，相关部门定期进行民意调查，如进行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需求分层抽样调查，了解当地社区群众整体体育需求。第四，招募社区群众体育志愿者，形成志愿网络，进小区、进行康复健身指导和体育技能传授。第五，实施特殊体育计划，促进不同健康状况的社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针对不同群体体育诉求，制订多样化、差异化的体育促进计划，体育部门积极与卫健、养老、高校或研究机构等合作研制和实施各种特殊体育计划，供给精准、多样的体育健身服务。
4.3. 加强社区智慧化服务人才保障
完善体育志愿服务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系统。我国在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对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志愿服务制度建设，培养更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志愿者。首先，建立激励评价机制。激励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或医学专业大学生、体育教师、退役运动员、体育明星等深入社区，进行体育健身志愿服务，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其次，实施“百千万”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工程。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等体育指导人才培养和选拔工程，打造一批高水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队伍，使其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最后，培养公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精神。一方面，重视培育学生体育志愿精神，形成“小学—中学—大学”相衔接的培育体系，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另一方面，加强体育志愿精神的宣传力度，让公众能正确理解和认同体育志愿精神，促进公众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积极主动参与体育志愿服务工作。
5. 结束
高品质生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在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以高品质生活为视角设计社区体育治理的纾解之策，实现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成为民生工作的政策中心，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健全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的相关政策法规，形成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满足社区群体体质健康需求为落脚点，促进社区群体全面健康发展为目的的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治理理念。建设高品质生活必须以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基础，不断增加有社区群体体育健身的科学普及与有效指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