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苏珊·格拉斯佩尔(Susan Glaspell)于1916年创作的戏剧《琐事》深入探讨了一起表面看起来是一起谋杀的犯罪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女主角米妮·赖特的丈夫约翰·赖特在床上窒息而亡。该剧主要包含了五个角色,律师乔治·亨德森、警长亨利·彼得斯和他的妻子彼得斯夫人,以及农民刘易斯·黑尔和他的妻子黑尔夫人。主角四人在剧中调查米妮的房子,希望找到能够证明米妮犯下杀夫罪的证据。但是剧中这两位有着强烈女性偏见的男人却看不起厨房这个被视为女性专属的地方,因此他们无法找到能证明米妮谋杀其丈夫的两个关键证据。然而这两位女性角色似乎注定了会发现这两件关键证物:被掐死的金丝雀以及做的乱糟糟的针线活。这只被拧断脖子的金丝雀似乎暴露了莱特家中的家庭暴力成分,而乱糟糟的针线活则是女主人公焦虑不安的证据。在发现这两件证据后,这两位妻子对于这起看似冷血的谋杀有了自己的理解。传统女性主义对于这部戏剧的解读一般都在抨击剧中男主人公约翰·莱特窒息的父权思想,这种思想扼杀了他的妻子米妮·赖特,并将米妮杀死她的丈夫视为一种英勇的女性壮举。苏珊似乎认为米妮掐死他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她的丈夫基本上对她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此她的逻辑似乎存在某种对称性。然而,该剧对米妮与父权制的直接对抗的赞扬却又不是完全的,这种赞扬在米妮被关进监狱等待审判时受到了削弱。而且这部剧几乎没有提供有关谋杀者米妮·赖特最终命运的线索,因为该剧在让读者知道米妮·赖特的命运完全由她的两个女性同胞决定之后就结束了,这种处理方式剥夺了读者真正的文本结束感。这种开放式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理解为该剧的让步,它或许不仅是一个谋杀,或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其焦点似乎不是对谋杀者米妮·赖特的谴责,而是对被谋杀者约翰·赖特的谴责。剧本通过彼得斯夫人和黑尔夫人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米妮犯罪的证据,并邀请读者思考这些证据的真正性质以及他们应该真正指控的对象是谁。存在主义的理论为这部剧的读者提供了关于米妮·赖特悲剧命运的另一种解释。本文试图从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的“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两个方面来理解米妮·赖特这个角色,并揭露其身上无法调和的自我存在冲突,这使她无法实现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
2. 存在主义理论
存在主义是一个术语,广泛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某些欧洲哲学家的作品中。尽管这些哲学家有着深刻的思想差异,但他们都相信哲学思维都终点都指射于人类本体——这不仅仅指的是思维主体,还有的是行动、感觉、活生生的人类个体。虽然存在主义思想的最高价值被普遍认为是自由,但其思想主要本体是真实性
2.1. 萨特的前人哲学家
当我们谈到存在主义思想时,萨特可能会是第一个跳入我们脑海中的名字。但如果我们在对存在主义思想的不休讨论中没有向另外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致敬,那这是非常不妥的。这另外两个著名的名字自然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黑格尔在1807年写了著名的《精神现象学》。在书中,他把意识看作在一个分裂的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一方面是超越的或时刻观察着的自我;另一方面是被固定的或被观察的自我。这在后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中被命名为“真实的自我”和“他我”。萨特后来称其为“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双方永远处于一种辩证状态;“自为存在”一直试图超越被固定、僵化的“自在存在”状态,但同时又需要“自在存在”作为衡量或定义自身的参照 [1] 。
2.2. “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
在《存在与虚无》一文中,萨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我们的研究使得我们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重新结合成为了一个新的存在,而这个新存在即‘自为存在’本身”。而“自为存在”本身就是“自在存在”的完全否定。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样,萨特的存在主义将这种二分化定格于无尽的二元辩证中。“自为存在”依赖于“自在存在”,“自在存在”是一种物化的固定的意识。“自为存在”的主体性需要“自在存在”的真实性进行确认 [1] 。同时,这种二元辩证过程是一个永恒的进程,其中“自为存在”一直拒绝被固定为“自在存在”或存在,因此这个进程一直处于“非存在”或者说“虚无”,“成为”的状态。
2.3. “自欺”与“自由”
我们也必须讨论萨特理论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自欺”的概念。可以归入这个范畴的行为种类过于多样化;我们只讨论较为概括意义的大类别。最好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对人类现实至关重要的坚定态度,这种态度使意识不是将其否定性指向外部,而是将其转向自身。在我看来,这是“自欺”。换句话说,“自欺”是一个无意识的谎言,它发生在自我不选择参与自我实现的认证活动,而同意成为一个客体,以“自在存在”的形式存在 [2] 。人们做出这种选择是出于对“自由”所涉及的虚无性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个体试图通过迷失在“自在存在”或日常的、不真实的他者身份中来逃避“自由”的焦虑。
因此,我们逃避痛苦,试图将从外界以他者或事物的视角理解自我。“自欺”是试图填满自我的虚无。在“自欺”中,个体滑入了由他者创造的大规模生产身份。个体对自我采取他者的视角。存在最初始的状态不可能是“自由”的。“自由”恰恰是人的核心虚无,它迫使人类现实使自己去成为而不是存在“因此,像海德格尔一样,萨特关于真实或真实自我的概念是动态的”。“自为存在”处于一个持续的自我实现、自我投射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过程,否则“自为存在”将一劳永逸地实现自己,这意味着它将失去其作为“自为存在”的特征,成为“自在存在”。而正是这一过程中涉及的自我创造的可能潜力构成了人类的自由或人类解放。
3. 内部的监考
有趣的是,萨特从未声称“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的关系遵循线性模式。如果我们把它们比作一架梯子,这意味着尽管“自在存在”在各个方面都不如“自为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自为存在”在时间刻度上是“自在存在”的更高阶级形式。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巧妙地揭示了米妮·赖特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存在主义辩证冲突。
3.1. 米妮·赖特的存在悖论
除在戏剧《琐事》中,直接涉及米妮·赖特的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只有寥寥几句台词。事实上,米妮·赖特似乎完全隐退在本剧的背景之中,她一直被关在某个监狱里。格拉斯贝尔在文中写到“我听说她以前穿着漂亮的衣服,活泼,当她还是米妮·福斯特时,她是镇上合唱团里唱歌的女孩之一”。只有通过彼得斯夫人和黑尔斯夫人,读者才能从米妮·赖特的粗略描写中收集到足够的信息:米妮曾经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她喜欢在教堂唱诗班的角色,可在她结婚后,她却很快就失去了她原本的色彩以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读者还了解到,她的丈夫约翰·赖特拒绝她加入妇女援助社团的心愿,也拒绝了她想在房子里安装电话的提议,从何种意义上讲,格拉斯贝尔都在告诉读者米妮·赖特长期以来被关在一个隐形的铁栅栏监狱里。
约翰·赖特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男人。读者也在文中了解到:“但他是一个难搞的人”,彼得斯夫人说到,“和他一起就算度过一天的时间——(颤抖)也像一阵直抵骨头的狂风” [3] 。因此,本文将米妮·赖特当前窒息的家庭主妇状态视为她的“自在存在”,因为根据萨特的说法,“自在存在”是被物化的自我,一个强加给她的自我,静态的,固定的存在 [4] 。萨特也称,“自为存在”虽然需要“自在存在”作为衡量自己的稳定坐标,但它总是试图超越“自在存在”,拒绝被固定或物化。“自为存在”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是一个永远进行的过程,因此一直处于“成为”的状态,因为它拒绝被固定为“自在存在”。因此,米妮·赖特的婚前的享受歌唱的自我似乎是其“自为存在”的极佳代表。她买的这只金丝雀正是米妮本人明显的象征。这只会唱歌的鸟可以看作她“自在存在”试图转向“自为存在”的尝试,当她的丈夫无情地扭断金丝雀的脖子时,她这一卑微的尝试失败了。而她通过杀死丈夫来迈向“自为存在”的二次尝试看似成功,却在文后被证明是极具欺骗性的。
3.2. 米妮·赖特的围裙与“自欺”
萨特认为,“自欺”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自欺”是对自己的谎言,甘愿让自己被固定在“自在存在”的状态。这意味着个人放弃了所有超越“自在存在”的尝试,从而满足于成为一个客体化的自我。萨特认为的“自欺”源于个人对自己负责的恐惧,因为“成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可能结束的进程。它需要不断地积极地追求新的身份或新的自我。事实上,当个体选择留在舒适区,接受规定的角色,这就消除了个体任何积极参与与寻求真实自我的必要性。在米妮·赖特的案例中,她杀死约翰·赖特这一行为初看可以认作是米妮·赖特开始对自己的发展积极负责的尝试,她在寻求真实的自我。但读者也将注意到,在戏剧中,彼得斯夫人和黑尔斯夫人除了扮演了发现关键证据的角色外,还受米妮·赖特的委托,回到米妮家中寻找围裙,且米妮希望这两位能够在找到围裙后,把围裙带给身处某处监狱中的自己。本文认为,米妮·赖特委托彼得斯夫人和黑尔斯夫人寻找围裙这一行为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围裙所对应的是米妮·赖特家庭主妇的角色,因此围裙是米妮·赖特“自为存在”的直接象征。米妮在杀死自己的丈夫后便陷入了存在危机,但她没能够积极参与与寻求真实自我。因为从“自为存在”迈向“自在存在”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主体不断的寻找新的身份和新的自我。而米妮·赖特在拒绝成为“自为存在”,即其暗淡的家庭主妇角色后,却没能够继续追寻新的自我和身份,反而选择了围裙。所以米妮选择了逃避跨越“自为存在”带来的“自由焦虑”,甘愿回到“自为存在”的客体状态。萨特把放弃所有超越“自在存在”的尝试,从而满足于成为一个客体化的自我的行为称为“自欺”。根据萨特的观点,米妮·赖特的“自欺”源于其对自己自由状态负责的恐惧。换而言之,米妮·赖特对围裙的迫切渴望暴露了她的“自欺”,因为她不幸地回到了围裙,选择了留在了舒适区,接受了规定的家庭主妇角色。
4. 结论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的帮助下,本文为米妮·赖特这个角色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她的悲剧在于她感染的“自欺”使她失去了“成为”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就算她能从监狱中释放,她也将永远被关在存在主义的监牢。对米妮·赖特来说,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根据萨特的说法,“自由”恰恰取决于个人超越“自在存在”,从而触及“自为存在”的主观能动性,而米妮对围裙的执着表明了她缺失这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