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文以文本《全网公敌》为研究对象，以“后真相时代”为理论基础，从“后真相时代”下《全网公敌》的创作意义入手，对本文重点内容进行阐述。笔者发现《全网公敌》通过反转式的悬念设置、快速的节奏安排以及残忍的杀人案件展现了其鲜明的主题，即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大量不知真伪的信息蒙蔽了人们的理性，使得主观认知和情感共鸣占据舆论上风，客观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因此逐渐形成了后真相时代。《黑镜》系列作品具有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全网公敌》中对于网络暴力的探讨对于当前网络世界的安全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因此笔者结合后真相时代的理论背景对《全网公敌》的创作意义进行探讨。在此部分，笔者主要写作重点在于对文本内容的阐释、概念界定。
2. “后真相”语境下的《全网公敌》
2.1. “后真相”概念阐释
关于“后真相”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美国作家史蒂夫·特西奇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用于指责美国政府在水门事件和海湾战争中对群众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就提出“后真相时代”的概念，认为“后真相时代”既存在着谎言和客观事实，也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话语。2010年，传播学者大卫·罗伯茨提出了“后真相政治”这一概念，认为当代社会，事实真相被政客们通过媒介所控制，使得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完全偏离了立法精神。Post-truth (后真相)一词 [1] ，于2016年11月入选牛津词典，其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各种状况”。
因此，笔者认为“后真相”时代就是在媒介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掌握媒介与舆论的权利从小部分人的手中转移到大多数人的手中，个人情感与群体规则占据了上风，客观事实成为了不重要的第二部分，人们不再对事实真相进行探求，而是多考虑立场、情绪与利益 [2] 。
2.2. 《全网公敌》文本概述
《全网公敌》是《黑镜》系列电视剧中的一集，主要故事是发生在蜜蜂灭绝的时代背景下，由政府出资建立拯救计划，但却意外引发工业蜜蜂连环杀人案。在系列案件中遇害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是在网络世界中被口诛笔伐的人。故事最终在警察们的步步追踪以及幕后真凶的引导下，揭开工业蜜蜂杀人真相，通过层层反转得知凶手的真实意图是攻击每一位参与网络暴力的人，并导致上万人死亡。蜂群的失控，杀人案件的失控，人性的失控等多种因素使得影片具有精彩的可观赏性和深刻的哲理性。
3. “后真相”语境下《全网公敌》的创作意义分析
3.1. 人物塑造：普遍的情绪化特征
3.1.1. 典型的情绪化人物塑造
笔者认为，“后真相”是一种发生在网络语境中的介于谎言与客观事实中的一种舆论现象，情绪化是其特征之一。人们总是在基于个人立场与情绪去评论某一事件，而非是理性的探求事实真相。从影视文本中出发，《全网公敌》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总是处于一种情绪化的过程，甚至代表客观事实的警察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情绪化浪潮的推动者之一。影片中，卡琳的同事作为一名警察，试图通过凶手制造的“后果游戏”来杀死凶手以实现正义。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名代表司法公正的警察，他只是被情绪控制的他自己，任由自己被愤怒控制并企图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地逃避责任。当理智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蜜蜂，那么操纵蜜蜂的人有着什么样的情绪，决定了这群蜜蜂是益虫还是利刃。因此，复仇的加内特看似冷静理智的与警察周旋，利用大众一部部精准的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最终还是走向被复仇的愤怒卷入漩涡。
结合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方式来看，每一个人物，尤其是以幕后真凶加内特为代表的典型人物形象，在人物行为动机来看，他制造“后果游戏”是因为他心爱之人被网络暴力伤害。他被人们情绪化的言论伤害之后利用人们对于客观事实的摈弃来施加报复。因此，整部影片都是笼罩在一种失控的情绪之中，这也印证了后真相时代精神空虚的大众对于情绪的极致追求。
3.1.2. 大众对情绪的追求造成对客观现实的偏差
物质世界的浮躁、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种种因素导致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情绪世界的满足有着更大的追求。在自身情绪的影响下，加之舆论事件中极具引导性的标签，人们很容易在某一事件中形成受不同情绪、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的两个二元对立的群体，并在网络上形成舆论风暴，而这时对客观真相的讨论就会被淹没 [3] 。
电影本文讨论的文本《全民公敌》中，专栏女作家、说唱歌手等人在死前都因为自己的言行不被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认同，因此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的声讨，暴力，甚至是死亡威胁。导演在人物塑造部分，运用极致的戏剧冲突塑造“圆形人物”，使得每一个人物形象所对应事件在两个主体之间有着极其对立的观点。在这里，大众的情绪在舆论的加持下被不断地煽动，这时不符合大多数群体观念的人死亡只会被看作是大快人心的正义，从而忽略司法的审判意义。
《全网公敌》对故事的表达中，大众已经丧失对客观事实进行判断的能力，他们并不在乎死亡的真相，也不在乎事件发生之前的真相，个人情绪促使他们发表符合自身观念和情绪发泄的言论。这些言论夹杂着个人情感，不是绝对的符合客观事实，也不是绝对的谎言，但会逐渐造成大众对事件真相认知的偏差，逐渐成为掀翻巨轮的风浪。就像影片中送“死亡蛋糕”的老师说的一样——“我只是在行使我的言论权”。这句话看似十分符合西方国家对于人权的宣扬，实质上就是精神世界需要发泄出口。
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主要思考了一个问题——情绪化言论对立造成的后果由谁承担？目前“后真相”时代中舆论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几乎都是由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事件主人公所承担。但在《全网公敌》中事件的最终后果由参与舆论暴力的群体承担，电影中的这一点极具反思性与讽刺意味。一味的情绪化追求造成的客观现实的消弭是社会群体共同承担的后果。残忍的杀戮背后可见发表言论的成本太低造成的网络环境的失衡，舆论造成的暴力事件总是沾着点血的代价。
3.2. 场景设计：场景的符号化表达
“传统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包括符号内容和形式的各个层面，涉及‘能指’和‘所指’两个维度，主要指向信息、知识、事象的结构方式和多重品格。” [4] 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满足带来精神世界的空虚，真实不再是大众关心的重点。《全网公敌》将故事发生背景设置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工业蜜蜂的出现以及投入使用意味着人类已经将科技发展到可以面对自然物种灭绝问题。影片基于此背景进行场景设计与安排，通过主体场景与衍生场景的结合来凸显后现代社会中冰冷麻木的整体社会环境。
3.2.1. 主体场景：主体场景的符号化
影视作品主要以视觉图像为核心，文本《全网公敌》运用技术手段与创新思维，将主体场景符号化，发挥着现代化视觉艺术感的同时兼备导演在影片中所设置的时代背景。例如机器蜜蜂生物公司中随处可见的几何图形，甚至公司标志都是由机器蜜蜂组成的正方体。场景设置上完全符合观众对于高科技公司的印象，同时不断循环交替的几何图形也在暗示机器蜜蜂是无生命体，是冷漠精密的机器。影片整体的环境置景中借助后现代中极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元素混搭组合，浓缩为符号化的图案与意象，经过赋值的创新设计，具有稳定的深刻内蕴和意义空间，这里以影片中重要场景警察局为例进行论证。透明的玻璃门，整齐的办公桌，高科技的设备，放置好的文件夹……导演运用干净流畅的线条对场景进行安排，没有冗杂的物品放置，警察局的置景完全按照后现代风格，将整体场景符号化，为其赋予超出事物本身的符号意义。放眼来看整部作品，整体的场景设置风格统一，利落干脆，并通过规整的、风格统一的置景讲述故事。主体场景的符号化先入为主地将观众拉入影片氛围，更能清晰地表达导演意图。
3.2.2. 衍生场景：网络媒介成为“审判场”
“后真相”是在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依托媒介技术的进步，权利机制发生更迭，从少数人的手里转移到大多数人的手里，媒介平台也成为了信息与舆论的载体。也就是说，媒介参与营造了“后真相”时代，媒介化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因素。
《全网公敌》将主体故事情节架构于网络平台之上，大众只需要在虚拟的世界发出自己的观点，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就必然造成零散的真实信息通过口口相传，造成伪真实信息的传播。导演通过故事情节设定将虚拟网络符号化，将网络媒介塑造成为一个无形的平台场景，或者说是一个“审判场”。
信息冗杂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媒介每天向人们输送大量零碎的信息，人们通过信息的一角企图窥探事件的完整样貌，并且构造出的事件是必然符合自己价值观念与群体规则，并热衷于以全知的样貌在媒介平台上发出自己的评论，引发舆论，甚至特意忽视客观事实。媒介平台传播的零碎化信息使得人们降低了对自身责任感的要求，甚至对自身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产生了超过其定义本身的曲解，由此而产生的舆论事件往往会发展成舆论暴力，从而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
3.3. 情节设计：反转性特征
3.3.1. 层层反转的故事情节
反转性是“后真相”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普遍带有反转特征，并且总是经过层层反转来引发大量舆论讨论 [5] 。
影片中的主要情节“后果游戏”的起因也是由于网络上的舆论暴力。幕后真凶为爱策划一场庞大的复仇，利用残忍的杀戮刺激着旁观者的神经，从而引发一场网络暴力的狂欢。显然，在影片中“后果游戏”是参与游戏的网民们的一种娱乐体验，并且是无成本的通过言论、票选就能掌控他人命运。事实真是如此吗？企图掌握他人命运的大众其实是幕后真凶的猎物，将真凶绳之以法的警察却被大众要求为“屠杀”负责。整部影片的情节就想解不开的莫比乌斯环，不断反转，永无尽头。
电影文本《全网公敌》中层层反转的事件，琢磨不透的真相，凶手的真实意图，工业蜜蜂背后的秘密，还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新闻事件，如李易峰嫖娼、吴亦凡事件、这些事件都具有鲜明的反转，使得事件的发展极具戏剧性。“后真相”时代事件的反转性是基于前文论述基于前两种特征，即人们对事件的情绪化舆论，对客观事实的摒弃造就了许多舆论事件经历多重反转 [6] 。
3.3.2. 事件的反转造成信任消失
从《全网公敌》映照现实，笔者认为，探讨“后真相”时代舆论事件的反转，重要的一点在于公信力的缺失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推论出的真相，而非官方给出的真相。也就是说权威主体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出现崩塌。这一点在《全网公敌》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政府企图通过工业蜜蜂实现对国民的监控而对外宣称是生态保护项目。当人们发现官方不可信时，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推测的真相，而非是代表着客观真相的官方。这里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消失，也就是笔者说的公信力的缺失。除了对政府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传统媒体权威性的衰减使得它们在舆论事件中的“意见领袖”的作用正在消失。
其次，群体信任也处于一个不断崩塌的状态。不同的教育经历、思想、认知等因素造就拥有不同观念的社会群体。在绝大数的反转事件中，从事件的初始、发展、高潮直至结尾的整个过程中，群体观念在事件中引导着参与事件的主体。这里的信任消失首先是对处于事件众人的主人公信任的消失。如李易峰事件中大众对李易峰一直以来的良好形象的信任崩塌；紧接着是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不断地反转否定不同的“真相”，信任也因此消弭，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也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不断反转的真相对于参与者本身而言就是不断被谎言欺骗的过程 [5] 。
4. 结语
回归到电影本身，从“后真相”的角度去倒推《全网公敌》中的故事情节。假设参与者知道工业蜜蜂背后的秘密，知道“后果游戏”的后果，那么蜜蜂杀人事件就不会成立。但假设并不存在，当真实的屠杀事件发生后，电影中所传达的意义变得直观又残忍——揭开后知的真相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是不对等的付出。
“后真相”不可置否地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舆论事件发生的普遍现象，“后真相”时代也真真切切地来临。面对“后真相”造成的情绪化、媒介娱乐化和不断反转的真相，笔者从对电影文本和“后真相”的分析中产生以下几点想法：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第二，媒介应当加强自身的权威性，以真相为目标而非以利益为目标；第三，加强责任感建设，社会责任感与自身责任感的共同建设才能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