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地名既展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新疆现行使用的汉语地名,多数由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转写而成,当新疆涉及少数民族语地区汉语地名在翻译为英语时,与其他省份不同,涉及的文化内涵更多,翻译难度更大,翻译过程也更复杂。如何做好新疆地名英译工作,如何译出让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与理解的英语地名,都是新疆地名英译工作的重中之重。新疆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民族性因素,深刻影响着新疆地名的翻译生态环境。要做好新疆地名英译工作就需要从语言、交际、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讨论在新疆地名英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在既能考虑到新疆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民族感情,又能尊重外宣翻译政治严肃性的基础上,运用“名从主人”翻译原则,使英译地名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能让国外的受众快速理解该地名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兼顾民族情感与政治严肃性,从而更好地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
2. 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新疆地名英译
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全新的理论视角,从生态环境入手,论证达尔文的“进化论”适用于翻译理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该理论基本构架的主导理念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计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 [1] 。”为实现译文的“生存”与“长存”,译者必须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其中“适应选择论”主要是以译者为中心,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这“三维”所进行的适应选择性活动。身为译者,熟知理论远远不够,更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出“适者生存、生效”的译文。
新疆是世界上唯一的古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荟萃之地,又是突厥、维吾尔、蒙古等民族游牧活动的摇篮,语源历史悠久、复杂多变。在新疆地区陆续发现了大约二十种语言文字,现存的语言包括: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诸语言,所以新疆地名不仅由汉语命名,多数地名都是由少数民族语命名 [2] 。但无论是汉语地名还是少数民族语地名,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上与英语地名均有相似之处,都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因而地名英译不涉及语言形式的转换,译者在地名英译过程中,无需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所以本文从“文化维”和“交际维”两个维度入手。其中“文化维”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内涵所起到传递与阐释作用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维”则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语和译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实践中考虑“文化维”和“交际维”因素,既可实现新疆地名英译的生存、生效,并体现新疆地名背后蕴含的文化和历史元素。
(一)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1中关于地名翻译的规定,(无论专名或通名)完全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地名英译的方法为拼写的统一规范,这一规定并不适用新疆地名的英译。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绿洲农耕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相得益彰,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开创了多种文化并存的生动局面 [2] ,这些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刻影响着新疆的翻译生态环境。
新疆地名多数都是由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语,柯尔克孜语和塔吉克语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音译转写为汉语地名,不能简单的用汉语拼音对这些地名进行英译。比如,“阿勒泰”就被翻译成“Aletai”,不能体现“阿勒泰”背后文化内涵,而“Altay”更接近原语蒙古语发音,意为出金子的地方,因在古代,阿勒泰地区有着蕴藏量丰富的黄金,这译名非常贴切地说明了当地的自然面貌,直接从原语蒙古语读音音译转写可以更好保留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而汉语地名“阿勒泰”在汉语语境中无任何含意,只是对蒙古语读音进行音译转写。再如,“克拉玛依”原语为维吾尔语,发音为“qaramay”,其原语含义为“黑色的油”,汉语“克拉”对应维吾尔语“qara”的音译转写,意思是“黑色的”;汉语“玛依”对应维吾尔语“may”则是汉语对维吾尔语“油”的音译转写,众所周知克拉玛依是我国重要的石油产地,只有了解到该地区的原语文化才能探析出其地名背后所蕴含的地名文化,所以将“克拉玛依”仅仅翻译成“Kelamayi”并未能传递出原语的文化内涵,而“Karama”更贴近原语读音则为该地名正式的英文译名。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place names in six different minority languages, their original languages and their meanings
表1. 六种不同少数民族语地名英译、原语及其含义
同时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也都蕴含着该地的地理环境文化或传说故事。如:托普铁热克“Topterak Town”,哈萨克语意为“杨树丛”,相传很早以前有蒙古族人在此垦荒种地,夏季乌拉斯特河水上涨,水渠常被冲毁,人们砍来杨树筑渠引水,因而这里杨树滋生繁衍,形成一杨树林,故而得名。爱新舍里镇“Aixinsheri Town”原语是锡伯语,“爱新舍里”在锡伯语中的意思是“金泉”,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传说最初这里是一片干涸的荒地,一户靠打柴为生的老夫妇打了九年的井,始终不见一滴水,后来老汉在梦中受到一位神仙的指点,找到了九个泉穴,穴中是九坛金子。老汉抱着两坛金子就往家走,却不料在家门口被石头绊倒,从金子落地的地方冒出了一眼泉水,从此世世代代哺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百姓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Kizilsu Kirghiz Autonomous Prefecture”原语是柯尔克孜语,“克孜勒苏”意思为“红水”,正是因为该河流经第三纪红泥岩石,所以河水是红色的,于是柯尔克孜族人就将该区域称为“红水”。乔戈里峰“Qogir”原语是塔吉克语,意为“高大雄伟”,乔戈里峰整个山峰的海拔达到了八千六百一十一米,是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世界第二高峰。如果按照《汉语拼音方案》对这些少数民族语地名进行翻译,这些信息都是汉语无法展现出来的信息,“文化维”也就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失效没有起到作用,可见译者如不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将很难处理好新疆的地名翻译工作。因此,译者在英译少数民族语地名时,这些英译地名都是根据原语读音进行音译转写,既保留了原语的读音,又体现了原语的特色,也进行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如下地名分别涉及不同民族语言,也有其原语原本的含义(见表1)。
(二)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4] 。所以这就要求译者在英译新疆地名时,关注交际维的选择转换,从而实现交际意图。在英译地名过程中既要解决少数民族语言转换为汉语问题,又要从“交际维”考虑,进行适应性转换。因此,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英译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以外国受众为主要考虑对象,让他们能接受;二是要有“中国少数民族味” [5] 。在新疆地名英译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国际事务中各国的地名在用罗马字母拼写时只出现一种拼写形式叫单一罗马化 [6] 。如果以《汉语拼音方案》为翻译标准,“乌鲁木齐”则被翻译成“Wulumuqi”。汉语中无颤舌音,遇到汉语中边音[l],一般用非汉语中的颤舌音[r]顶替 [7] ,则英译应为“Urumqi”。与之相同的还有“那拉提”,采用拼音英译为“Nalati”,但是考虑到外语中缺少边音[l]的问题,就将其转变为颤舌音[r],就将其英译成“Narati”。以汉语拼音翻译的地名,就没有考虑到外国的受众接受度,他们是未经汉语拼音训练的听者,不仅模拟不像,而且分辨不清。《汉语拼音方案》虽然实现国家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但是完全没有尊重“名从主人”这一翻译原则,没有考虑原语读音,直接以汉语拼音进行翻译,没有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存在读音偏差和意义缺失的倾向,就会让国外读者很难理解以及感受到这些地名所传达出的“中国少数民族味”。想要将新疆文化真正的“移栽”到世界这个大的生态环境中,需要落实原语的交际意图能否在目标语中得到体现,可否达到交际的目的。所以在涉及新疆地名英译时,需要进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化。
3. 翻译适应选择论下的新疆地名英译“名从主人”原则
作者通过调查发现,现有针对新疆地区的英美版电子地图和Google电子地图的部分新疆地名存在音译转写混乱的现象,作为国外受众了解新疆的途径之一,同一新疆地名出现不同英译名称可能会误导国外受众,如果只从“翻译适应选择论”探究新疆地名英译问题,不落实到翻译实践这一层面,便是纸上谈兵,不能起到良好的对外宣传效果。如何具体实践,采用什么翻译原则?才能实现国家地名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新疆地名英而言,由于少数民族语地名的音译转写,受限于译者把控少数民族原语和汉语能力,使部分由新疆各民族语言地名音译转写的汉语地名,在进行少数民族语音节的切分时,导致书写和读音上会产生不雅的含义 [6] ,引起歧义或一名多形的现象,从而导致“名不从主人”。因此正是由于新疆地名具有特殊性,只有遵循“名从主人”翻译原则,并与《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2相结合,从新疆的“一体多元文化”视角考量 [8] ,才能摆脱目前新疆地名英译混乱的困境。
“名从主人”是指翻译时按事物原本所称之名为名。“名从主人”是翻译名称(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 [9] ,其实说到底是为译文读者而翻译,为译文读者的需要和理解进行综合考量。在移译过程中,如果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按音移译,这个“从”不应是一种“盲从” [6] 。在汉–外、外–汉名称移译过程中,从音、义、形三个方面,根据“名从主人”原则释出名称移译五通则,即“音从主人”通则、“音、义从主”通则、“音、形从主”通则、“形从主人”通则以及“重命名”通则 [10] 。
“名从主人”是翻译专有名词时倡导遵循的原则,所以作者从“名从主人”翻译原则的五个通则对新疆地名英译进行探讨。因为新疆地名具有独特性,不同地名音译转写会涉及到不同民族语言,其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属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由于语言系属不同,因为这个通则是针对与中文字形相同或相似的东方文字互译而设立的一条通则 [11] ,新疆地名在使用“名从主人”翻译原则英译时,则不使用“形从主人”通则。而“音、形从主”通则是学术性文本名称移译的最稳妥的办法,即人名音形照主,原名照录 [11] 。因此“形从主人”通则和“音、形从主”通则不适用于新疆地名英译。本文就依据“音从主人”通则、“音、义从主”通则以及“重命名”通则对新疆地名英译进行分析。
(一) “音从主人”通则
音从主人,即按音移译,在移译过程中将原语的名称读音以译语文本的文字转写到译语文本中 [11] 。新疆地名多数都是根据少数民族语直接按音移译为汉语,以原语为维吾尔语地名为例:托克逊县、墨玉县;以原语为蒙古语地名为例:特克斯县、尼勒克县英语译名都是直接根据原语来进行按音移译(见表2),这些地名保留了原语地名的发音,遵循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文化维”这个维度。而像以汉语直接命名的地名为例,如:石河子、沙湾、五家渠、奎屯则是按照相应规范音译转写成汉语拼音拼写,汉语拼音就是他们的英语译名(见表3)。由此可见“音从主人”通则体现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交际维”这个维度,是关注原语和译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这些少数民族语地名和汉语地名的英译都是按照“音从主人”翻译原则进行翻译的。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Place names transliterated from the original sounds of minority languages under the general rule of “Yin Cong Zhuren”
表2. “音从主人”通则根据少数民族语原音英译的地名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Place names transliterated from Hanyu Pinyin under the general rule of “Yin Cong Zhuren”
表3. “音从主人”通则根据汉语拼音英译的地名
(二) “音、义从主”通则
音、义从主,即音义转写,指原语名称按音移译之外,该名称须表明意义的部分也按义移译到译语文本中去 [11] 。在新疆地名中有许多带有“城”的地名,例如:“乌尔禾魔鬼城”、“高昌故城”、“达坂城”。汉语中“城”本义是城邑四周的墙垣,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但是这些“城”的含义大不相同 [12] 。当译者翻译时应保留原有少数民族语读音 [13] ,对需表明的地理环境意义的词直接英译,体现出了“翻译时应选择论”中“文化维”这个层面,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语和译语文化内涵,对信息阐释起到作用的适应性选择。
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的都城,其维吾尔语含意为“亦都护城”,即“王城”之意。所以,不能直译为“Gao Chang Gu Cheng”,应根据目前现实地理特征来具体处理,“ruins”表明这个城市已不复存在,成为一片废墟,而不是直接按音移译,是对后面的故城进行意译,译为“Gao Chang Ruins”。
乌尔禾魔鬼城,它并不是一个“城”,它是在克拉玛依地区的一个风蚀的雅丹地貌,“雅丹”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乌尔禾”这个地名原语是蒙古语,意为“套子,陷阱”,所以在翻译时应该根据其蒙古语原语按音移译,遵循“音从主人”通则,译为“Urho”。“魔鬼城”则是根据它的地理特征,常年风蚀而形成许多地貌酷似城堡,并且在风的作用下会发出魔鬼的嚎叫而得名魔鬼城,所以直译为“Ghost Town”,并在其后面将雅丹地貌英文翻译为“Yardang”,应将其翻译为“Urho Ghost Town (a Yardang area)”增译加注,透过语言表面,将其实际的地理信息翻译出来,按照音、义从主通则,对“魔鬼城”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同时增译“a Yardang area”体现出了原语维吾尔语的特色。
达坂城区,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联系南北疆的交通要冲。“达坂城区”的“达坂”是维吾尔语,音为dabaya (n),因该城位于天山重要山口的北侧,其含义为山口。“达坂城之战”光绪三年(1877),刘锦棠率军收复北疆后挥师南疆,清朝军队收复新疆之重要战役 [14] ,所以从清朝开始人们就称其为“达坂城”,但现在是乌鲁木齐市的一个辖区,称之为“达坂城区”。翻译时应考虑其的地理信息进行翻译,所以对前半部分的“达坂城”按音移译,而不是将“城”翻译成“city”,并对后面的“区”直译,翻译为“Dabancheng District”。
上文提到的这三个“城”,都是此“城”非彼“城”,不只是我们理解的翻译成“city”这么简单(见表4)。所以在英译新疆这一类地名时,要综合考量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地理位置,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文化维”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才能作出生效的翻译。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4.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Xinjiang place names containing Chinese character “城”
表4. 新疆地名中包含“城”的不同英译地名
(三) “重命名”通则
重命名,即名称不按音移译,改而结合主人名称的音和义,选用译文读者熟悉或合适的名称对译文重命名 [11] 。目的是要实现“为读者而译”,消除单纯的“名从主人”只按音移译所造成的困惑,混杂的译名只会适得其反。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新疆地名涉及到众多的语言类型。所以根据《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考虑约定俗成等原则 [15] 。有部分地名,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读音有不同的读音,从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角度出发。为了实现国家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笔者认为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文化维”和“交际维”两个维度综合考虑,并遵循“重命名”通则,运用创译翻译方法,既关注了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实现了原语和译语的交际意图,针对新疆包含多种少数民族语读音的地区,如:塔城地区,博湖县,根据以上建议结合“重命名”通则指导新疆地名英译实践,便可以消除新疆地名英译混乱的现象。
塔城地区的“塔城”是塔尔巴哈台的简称,原语是蒙古语,是根据塔尔巴哈台山来命名的。塔尔巴哈台是蒙古语,其汉语意思的是“旱獭出没的地方”。而现实中其维吾尔语读音读作qoqek,哈萨克语读作tarbagatai。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读音,所以重命名成汉语拼音形式“Tacheng”因为塔城。
博湖县的“博湖”为“博斯腾湖”的简称,“博斯腾”为蒙古语“屹立”,因博斯腾湖中有3座小山屹立而得名。“湖”音译转写自蒙古语“nur”,“博湖”音译自蒙古语“bosdanuur”并双音节化。而维吾尔语音译则为“bagrax”,其含义为“绿洲”之意。因这个地区包含两种少数民族语读音,所以应该遵循“名从主人”翻译原则中的“重命名”通则将其英译成汉语拼音形式“Bohu County”。
为了实现国家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则该地名的汉语拼音即是英语译名(见表5),远比将同一地名翻译成各不相同的译名更有实用意义,更加便于国际交流。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5.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place names under the “renaming” general rule in areas with multiple original language pronunciations
表5. 多原语读音地区根据“重命名”通则英译的地名
4. 结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周边与八国接壤,是我国对外开放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向西开放、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其地名英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共有十三个少数民族在此世居,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语言生态环境多样。除了使用汉语外,还有维吾尔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使用本族语言,语言复杂,多数地名源于少数民族语命名,部分地名由汉语命名,因此其地名翻译方法复杂多变。本文以翻译适应论为理论基础,以新疆地名英译为例,分析新疆地名英译时进行“多元整合”以及二维要素,在“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应用“名从主人”翻译原则,在新疆地名英译过程中遵循“音从主人”通则,“音、义从主”通则和“重命名”通则,分析新疆地名的翻译原则,同时在新疆地名英译过程中遵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以促进跨文化交流,推动新疆对外宣传,让世界更了解新疆,规范新疆地名英译。与此同时,在宣传新疆形象上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NOTES
1《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1957年制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58年2月11日正式批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方案》的法律地位自2000年确立下来。
2《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65年5月21日发布,并于1976年6月进行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