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如今已满十年。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加持下，在发展中形成规模，在服务中锻造品牌，在实践中凝练模式。我国曾先后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要引导高职教育参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是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关于“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等合作领域的关键，也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政策的颁布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指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提出也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愿景相吻合。2013~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历程取得非凡成就。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打开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使国际交流合作朝着深层次的方向推进。“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建开放型的世界发展样态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摇篮，自然要紧扣“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脉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做出变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的人才需求。
3.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2014~2023年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相关的有效文献进行数量统计，并绘制了文献数量趋势图，如图1所示，可以清晰地看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趋势。从2014到2023年，我国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研究从未中断，且呈现出总体向上的趋势。这是因为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加大，而高职院校又是培养高级技能技术型人才的主要阵地，所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点。2014~2020年文献数量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这与国务院及教育部印发的一系列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这些方案强调要促进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2021~2022年，年度发文量呈下降趋势，表明国内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研究已经进入深化发展与理性反思阶段 [2] 。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师资建设这四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提出产教融合的保障机制、体系建设、实施路径。针对在产教融合运行过程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提出相应具有理论指导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这期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产教融合研究正走向繁荣。从成果数量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自2014年开始，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为主题的论文，发表篇数不断增加(详见图1)。从成果质量看，新理念、新方法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视野，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平。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政府宏观政策的不断完善，促进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诸多研究者也随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了产教融合的理论研究 [3] 。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图1. 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为主题的发文趋势1
4. “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的机遇和挑战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的机遇
1) “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政策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出台了多个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家针对职业教育印发的首个重大文件。该文件强调“产教深度融合”，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要“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系统阐述了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使命、合作愿景、合作原则与合作重点，号召“中国教育行动起来”“共创教育美好明天”。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将“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作为双高院校的改革的总体目标，将“提升国际化水平”作为双高院校的改革发展任务。该文件指出，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要“强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努力奋斗。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将“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列为重点任务，指出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此外，我国还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嵌入其他相关政策文件中。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并从“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健全多元办学格局”“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强调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行动目标，统筹推动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创新搭建产教融合平台载体，持续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建设。
2) “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创造了平台和条件
由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能培养体系薄弱，无法满足走出去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就必须充分依托和发挥国内职业院校的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学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高度重视，共同搭建国际会议、智库研究、职教联盟、人才培养四类平台，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成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海外交流合作委员会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成立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成立的“‘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等，为职业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带来了机会，让我国职业院校与沿线国家职业院校开展校际互访交流成为现实，双方组织师资队伍互学互鉴，组织学生群体研讨访学，为学生国际视野的打造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建设项目以及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就业岗位，在改变职业院校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与此同时，政府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措施和资金支持，企业则更愿意承担主体办学的社会责任，这为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舞台，使得职业院校可以搭乘“一带一路”的东风，不断探索在新经济环境中院校合作的新机制，同时为企业和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增加了更多的合作类型，创设了多渠道多方式校企合作的条件，使得产教融合深度发展得以有新的突破空间。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所面临的挑战
1) “政校行企”建设机制不健全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应是牵涉涉及“政-校-企-行”等利益主体在内的多元协同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但由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企业、高职院校三大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和价值取向平衡(详见图2)，可能形成各自的行为逻辑，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无缝对接不畅通 [5] 。
Figure 2. Government, school and enterprise three interest subjects value conflict
图2. 政、校、企三大利益主体价值冲突
具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学校、企业之间存在一定信息壁垒，容易造成三者之间期望和权利匹配失当。二是相关政策保障机制的缺失，导致高职院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受不稳定因素冲击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与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评估标准等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同时缺乏配套财税处理决策等法案，这使得企业缺乏参与深入建设产教融合的安全感。三是多元多层多维资源共享建设不足，标准共商及平台共建缺乏实践，外部管理与监督及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匮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校企合作的空间与内涵，导致校企协作的动力不足、深度不够、质量不高。四是政校企不同利益主体追求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目标的差异，导致其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容易爆发矛盾，而现有的政策保障机制又不能很好地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现阶段深化产教融合的三方割据，僵持不下的局面。
2)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式内容单一
校企协同是一种多元协同的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是校企合作的本质内容。在产教融合发展进程中，主要有三种内类。第一类是企业以资助设备、应用软件等形式与学校共建校内实训中心，学校在企业设立校外实践基地，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等方式进行。这种合作类型是单个的、孤立的项目，很多项目仅局限于课程层面，学校大多对企业是单向依赖，校企合作的深度有限。第二类是以订单班级为平台，校企双方共同就人才培养开展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师资、教学、实训实习等多方位的合作，为订单企业定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类型的合作解决了企业员工招聘的现实问题，调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这一合作类型仅仅停留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对企业其他方面的贡献度较小、参与度不深，大多局限于专业层面，面向的也是少数单个企业，合作偶然性较大，在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第三类是校企双方共同建设冠名二级学院或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产业学院，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具体的运行管理，校企双方进行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应用推广等多方面的合作，政府、行业协会也开始真正参与并承担一定的指导职能。但是这一合作类型大多停留在专业群、二级学院层面，合作的对象是单一的学校面对单一行业的多家企业，还只能算是产教融合的初级阶段，服务面向和融合深度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6] 。
3) 适应行业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产教融合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检验产教深度融合的试金石。但大多数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普遍不高，距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还有相当一段差距，高职院校人才输出能力较弱，并未及时跟上行业变化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复合型高技能技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表现在培养类型、数量、质量上的行业性特征更加突出。一是多数职业院校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明确，缺乏紧跟时代变化的内涵建设和预测能力，学校办学特色、行业专业优势、本土特色课程发挥不足，扎实的专业技术、过硬的专业精神及跨学科跨专业综合能力不突出。二是人才培养规格标准与企业行业人才需求标准有一定差距，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及教学标准等缺乏与企业行业共同研制敲定，人才培养区域及行业针对性较差。三是促进高职教育的师资储备不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够，学校和企业之间关于教师能力提升的方式方法创新不足，导致职业院校现有的教学难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四是鉴于校企合作内外部监管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校企利益诉求与社会责任联结的失衡，职业教育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包含多元办学主体、行业组织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内外部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缺失，因此会诱发双主体育人深层次矛盾，导致人才培养特色和质量得不到保障 [7] 。
5.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指导产教融合实施路径
(一) 健全多元办学格局，筑牢政策保障之基
政府部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职能转变，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渡，做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企业参与办学、配套资金支撑等相关政策，并依法依规进行监督管理。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政府可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政府应牵头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 + 财政 + 土地 + 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8] 。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二是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各级政府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地方政府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三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政府统筹建立技术技能大师库，鼓励技术技能大师建立大师工作室，并按规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支持技术技能大师到职业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国家和社会重大工程项目联合攻关。四是做好职业教育出口保障，深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校园”、“优秀职校生校园分享”等活动，宣传展示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政府适时组织清理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推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落实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相关政策保障。
(二) 坚持多元协同联动，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政府应搭桥创造平台，加深夯实企业与院校的合作，以此鼓励企业勇于承担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一是政府加强关政策保障机制的建设，打破政校企行之间的信息壁垒，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商讨研制育人标准、监督机制、评价体系，及时反馈培养质量，不断完善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加强“一带一路”倡议渗透，紧密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及海外企业用人需求及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优化招生专业结构，以“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精神为发力点，以“专业 + 产业”的形式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或创新实验班，全面引进行业企业用人或职业资格通用标准，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精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加快专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学生综合竞争力。三是拓展学校办学空间与内涵，强化企业办学主体地位，深化校企合作形式。职业院校须强化企业、相关行业共同体建设，共同制定并签署人才培养联盟协议或计划，共同设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细化岗位知识结构和能力组成，实现跨领域多元协同育人的实质性合作。四是依托校企合作项目、生产实训基地或行业机构，拓宽多元渠道，发挥各主体优势，注重利用行业资源，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加大对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行业专项实习实践项目，使学生通过专业认知、顶岗实习等教学组织形式了解企业实际工作全过程，掌握岗位和技能标准 [9] ，为学生提供各类实习和就业机会。
(三) 坚持外引内培和双师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是高职教育教学的主体，“一带一路”的提出既为高职教育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也对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同时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就成为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视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必然要求。学校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首先，加强双师队伍建设。通过教育部门牵头，企业承担负责，学校主动参与的方式，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高职院校教师每年至少1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根据“双师多能型”教师应具备立德树人的职业素养、理论水平、专业建设、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通过校企双方协同商议，采取精准培养的方式，在企业专家和学校名师双导师引领下，实现专职教师从新手→熟练→胜任→业务精干教师→团队专家和教学名师的成长，同时专职教师应参与项目和企业活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解决行业疑难杂症 [10] 。其次，应健全多元师资引进机制，借助多元平台共享师资力量，多渠道多方式培养专业发展所需师资。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专项人才柔性引进的师资聘任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着重提升产业需求相关专业的办学水平，从而实现学校教育的目标高匹配度、高转化性与高产出绩效，以高质量专业和高素质人才推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从服务适应向服务适应与支撑引领并存转变 [11] 。
(四) 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专业建设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适应行业变化、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不同的行业发展趋势，专业建设目标也应该不断调整。教育部在深化高职教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倡议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不仅要突出中国特色，还要充分适应社会发展。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借鉴“双元制”等模式，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完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标准，持续更新并推进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仪器设备配备规范)建设落地实施，提升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能力。健全专业设置定期评估机制，强化地方引导本区域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的职责，职业院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学校要建立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积极加入在线精品课程的建设，参与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的国家规划教材开发。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建设信息化资源库。同时建立共建共享平台的资源认证标准和交易机制，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应用。
6. 结语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之魂，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需要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至今，已经进入内涵建设的攻坚阶段。在国家大力倡导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契机。政府、学校、行业、企业作为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在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现状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通过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相互支持，推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向下一个全新阶段不断迈进。
NOTES
1数据来源于知网可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