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语言使用问题,近年来已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最早是由Landry和Bourhis于1997年正式提出,将这一概念定义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 [1] 。
由于语言景观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因此学科交叉特点明显,国外已有学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对不同地域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比国外起步晚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语言景观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范围广泛,角度多样,已初具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公共空间内静态的可视语言,动态的可视语言也不能忽视。因此语言景观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公共空间内的静态文字标牌,还应该将声音、视频等多模态的语言景观纳入考察对象范围。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Ben-Rafael [2] 等认为语言景观是社会、群体以及区域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成一种象征符号。可见语言既是一种符号,也是文化的载体。这也提醒我们语言景观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语言符号特征,还要关注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城市语言景观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体现了城市的文明交流互鉴程度、区域文化内涵及语言治理水平,也是提供优质城市公共服务的途径之一 [3] 。李宇明(2021)认为语言景观是城市文化风韵的更为直观的体现,总结出语言景观主要包括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标语口号、公共指示语、建筑物上的公共标识上的语言文字,也包括电子平板显示器、触摸屏和滚动横幅上的语言文字。这些是“典型语言景观”,还有一些“非典型语言景观”,如游行标语、车身广告、街头涂鸦、街头艺术、行人的T恤衫、空间网络、入场券、票证、菜单、公务名片等呈现的语言文字 [4] 。语言景观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凸显了城市文化空间的独特魅力,激活了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从中还可以窥测出城市的某些社会经济文化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整体趋势,语言景观还能反映不同语种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扩散情况,体现该语种的语势和语言影响力 [5] 。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的语言景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上海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做梳理,可以窥探其语言治理能力,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
2.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情况
虽然我国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但上海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经济文化繁荣,中外交流频繁,在多语景观研究方面拥有优越的条件,因此对于上海城市景观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并不算少,研究情况如下:
(一) 研究方法
上海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大多采用田野调查法,首先对语言景观实地考察,选取对象拍摄照片,然后把所拍摄的图片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对其进行简单的量化统计,例如统计多语标志上各种语言的数量和比例,分析时多采用频次、百分比为主要参数。然后将每个标牌上的语码种类、优势语码等信息进行编码,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不仅采用定量分析,还增加了访谈、问卷等辅助手段,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二) 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还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在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中,较常采用的分析框架为Scollon & Scollon的场所符号学理论,即从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系统对语言景观进行分析。还有一些研究如杭虹霞(2020)借鉴了Huebner提出的SPEAKING模型 [6] ,调查了上海市主要商业街及网络空间的商务语言景观。SPEAKING分析模型起源于人类交际学,为语言景观语言形式、互动关系、即时语境等方面的解读提供了分析框架,从而探究语言景观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7] 。还有采用Ben-Rafael基于社会学理论提出的分类方法及Spolsky的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进行整理分析,如陈路瑶(2016) [8] 、俞玮奇等(2016) [9] 。
除了运用语言景观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一些研究还尝试将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与语言景观研究相结合。如苏杰(2015)尝试将语言景观分析法与语言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探讨了上海城市语言景观中的标牌所体现的语言权势与文化权势的关系 [10] 。罗圆等(2022)从符号经济的视角探索了上海市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言景观,并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本转化过程 [11] 。
(三) 研究内容
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活跃的经济活动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多语景观
多语现象始终是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上海作为国际化的都市,受全球化影响,外来人口多,外籍移民数量大,跨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各种语码的接触、碰撞乃至重新排列组合,语言和文化的多元空间,打破了传统同质性言语社区的固定形态,多元开放的跨国移民多语社区给城市社会语言现象增添了复杂性。通过对上海多语语言景观的研究可以分析该地区语言权势地位、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的差异、身份认同以及外语的传播等问题。
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加深,上海因为其经济的发达、环境的包容吸引了许多外籍移民,因此上海形成了一些外国移民聚居区,如上海古北地区。国际社区的多语景观承载着多重的象征意义,既传达着多语言多文化多样性的信息,也是外国旅居者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因此,上海的多语景观研究主要以外国人聚居区为考察地点,如杜宜阳(2019)以上海五个外国人聚居区的公共空间为研究范围,以上海跨国移民和公共领域从业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城市空间中的语言资源状况和人们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情况 [12] 。黄小丽(2018)对上海市的日文语言景观进行了调查,探讨了日本人聚居区的族裔经济对日文语言景观的影响 [13] 。俞玮奇(2016)在对国际化大都市外侨聚居区的多语景观调查中以上海古北地区韩国侨民聚居区为例子之一,分析了当地的中日韩三种语言景观状况。之后在又深入考察上海日韩等国侨民混居的古北国际社区多语文化景观,发现社区复杂多元的语言景观更多是个人主导的行为,官方语言意识与民间语言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俞玮奇等,2019) [14] 。
2. 语言景观的翻译和规范
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不断调整完善,语言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稳步提高,语言景观法制化建设初具雏形。2015年,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公共场所外国文字使用规定》。近年来,上海市不断完善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水平监测体系、并开展对重点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的监测,因此很多学者对于上海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规范化进行调查,从外语翻译这一层面来探究语言景观译文的不足之处,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有些还进一步探讨了产生某种翻译现象的原因及其反映的意识形态、语言政策等,如张静(2019) [15] 。
3. 特定地区的语言景观
因为城市公共空间太过复杂庞大,这对田野调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于是有些学者选择缩小范围,将目光聚焦于上海市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进行语言景观调查。如陈路瑶(2016)选择了上海市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通过其丰富的语言景观透视南京路步行街空间的商品化表现与影响。张静(2019)选择了上海市淮海路为研究地点,多维度调查了淮海路上的语言标牌的语言景观现状,展示了上海市商业街公共空间领域的语言特征。罗圆、徐茗(2022)以上海市著名的文化创意街区田子坊的语言景观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创意街区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选择了南京路为调查地点,彭国跃(2015)从历史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上海南京路上一百多年间的语言景观进行历时考查 [16] 。归纳了一百多年间南京路语言景观的宏观特征,又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社会环境变化对语言景观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上海市语言景观研究中唯一关注到了语言景观的历时变化的考察,是一次值得学习的探索。
4. 地区对比
还有不少研究将上海市内的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进行对比分析,如邓骁菲(2015)对比了豫园商城和上海老街的语言景观,探究了这两个商区的多语现象和背后的语言群体身份权力关系,得出了即使在政府政策相似的情况下,由于商区内部管理手段的不同,相邻的两个商区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语言景观的结论 [17] 。
对比研究的地区并不仅限于国内,如孙莲花(2013)等对比了日本横滨中华街和上海外滩的中国餐饮店的语言景观,探讨日语环境下汉语标识特点及其原因 [18] 。
5. 公共标牌研究
巫喜丽等(2022)认为,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公共空间”被再定义,语言景观的概念内涵不断延伸,其语言使用是多维空间及多方互动产生的话语赋权结果,折射出不同语言群体所占有的社会空间资源。语言景观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语言意识形态“文本化”,以公共标牌的媒介形态改变着公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语言场景。此外,官方与非官方标牌中呈现的语言景观差异,反映了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的落差,有助于检验现行语言政策的实际效力,能为评价语言规划管理和研究语言生活实态提供借鉴。尚国文、张守辉(2014)也提到,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前者是指语言景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某个区域的语言特征和使用情况,提供一定的信息;后者指从语言景观透视语言使用背后的一些语言政策导向与权势问题等 [19] 。
在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中,也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分析公共空间中不同形式的公共标牌来考察语言景观设置的动机、社会机制、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权势层级等社会问题。如苏杰(2018)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探讨了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该系统中的文化权势的关系 [20] 。谢晨(2019)以上海市双语公共路标为例研究并探讨了中英两种语言符号的移动潜势以及和使用者的关系 [21] 。张晓晨(2021)以上海市地铁2号线沿线的多语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利用“权势”和“等同”关系分析了官方标牌及非官方标牌的差异,对语言景观其背后的隐性功能的解读进一步深入 [22] 。
3.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不足之处
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没有挖掘的地方。首先表现为研究维度单一,重视文字图片等静态景观,忽视了对声音、视频、涂鸦、电子显示屏等多模态语言景观的考察。另外,还缺少对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的大规模、分类化考察,未能建立覆盖上海市区的语言景观语料库。在研究视角方面也缺乏创新,理论框架受局限,没有融合其他学科对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不能做到跨学科、跨领域分析,不能自主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对语言景观进行多方位的解读,且大部分研究只限于表面的语言景观本体分析,没有对深层原因进一步探索。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都立足于共时层面,历时性研究较少。此外,由于上海经济活跃、文化多元、社会生活丰富,其语言景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目前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规范化的建议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只是指出了不足之处以及存在的问题,还缺少具体的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有效建议与理论指引。
未来的上海城市语言景观研究可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创新性探索,并和智慧城市理念相结合,推动构筑异彩纷呈的城市文化空间,为上海的城市语言规划和治理能力提供有价值、操作性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