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41年8月2日)，河南开封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由于暴雨造成黄河决堤，记载“维时金堤不守，河伯出而笑人；黄流狂奔，黎民号如泣鬼，人民如鱼鳌之游，村落尽蛟龙之窟” [1] 由此可见当时水势凶猛，对民众造成极大危害。大水一直围困开封长达八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河南巡抚牛鉴带领官兵积极堵御，较好地保护了民众安全与开封城。
2. 开封水患发生与治理
水患发生以后，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道光皇帝多次谕令河南巡抚及时堵御大水，时任河南巡抚的牛鉴在此次治理水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牛鉴(1785年~1858年)，字镜堂，号雪樵。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道光十一年(1831年)授云南粮储道。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山东按察使，十五年(1835年)补授陕西布政使。十九年(1839年)任河南巡抚。清史稿记载：“十九年，擢河南巡抚。整顿吏治，停分发，止摊捐；筹银二十万两，津贴瘠累十五县；筑沁河堤，濬卫河，甚有政声 [2] ”。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决口，洪水爆发，水势骤涨，大水逼近开封城，当时洪峰主要集中在城内西北部，城内由于东南部城墙稳固而受洪水影响较小，巡抚牛鉴在水灾发生后，及时赶赴河口查看汛情，总河文冲在黑岗堤上守汛。而此时城内水患严重的西北角上却无一人在岗，布政使司张祥河，开封知府方宗钧到西北角以后，见无官兵在岗，遂即想要雇佣民夫出力守城，但是民众的要求没被满足，所以不肯尽力。导致西北角失事。十六日夜，水势更甚，平地水深皆丈余。城市四郊居民淹毙者十之四五，其余民众纷纷弃家奔赴堤坝避险，距离河堤较远的人家来不及逃走，只得聚于屋顶或者攀爬至树上躲避。期间又有多人饿死或坠落溺亡。
十七十八两日，水势依旧，城内官员绅士皆出资，民众共同出力堵御。洪水发生以后，城内银价骤降，平日每两千文而现在较平日几乎减大半。米粮蔬菜价格则倍价于平日，甚至有民众趁乱进户劫掠，强抢商户，情形大乱，民众痛苦不堪。针对上述情况，牛鉴除颁布告示令商家不得随意升涨物价外，又派兵驻守各个城门以外，还接受乡绅建议，赈恤灾民，修补城墙，派兵弹压地方以稳定治安。十九日水势大落，官员民众趁势巩固城防，十九日午时，巡抚牛鉴自河上回省，牛鉴从西门乘船进城。难民尾随号泣，声动天地。牛鉴且泣且慰，百姓如获慈父母，簇拥不去( [1] , p. 7)。道光帝又谕令牛鉴：
厚集民兵，广备物料，俾资守护，疏通去路，以免续涨之虞，至居民猝被水淹，必应赶紧赈救，其极需抚恤之处，著巡抚一面抚恤，一面奏闻，毋使流离失所，是为至要 [3] 。
牛鉴在皇帝旨意下，积极防范。
2.1. 赈济灾民
赈灾首要解决的是灾民的食宿问题，牛鉴下令在火神庙设置赈厂放赈，在五门城上散放馍饼，亦有大户备馍饼在南城上散放者( [1] , p. 10)。而开封附近没有水患的三十多个县城，也纷纷制作馍饼运到省城协助救灾。因天气原因，馍饼不能长久存放，便采取行军干粮做法，用盐和油和面做饼，延长存放时间。将受灾贫民搬入贡院，祥符县示云：
念尔等露处城头，难免日晒雨淋，情殊堪悯。玆将贡院号房给尔等栖宿，每大口二人住号舍一间，散给粮食养生。惟因地窄人多，尔等只准携带随身行李、小碗锅著，不得搬进木器家具，免得占地，致乏人居( [1] , p. 21)。
道光皇帝对牛鉴设厂赈济灾民一事颇为满意。而且针对商人趁机抬升米粮价格，牛鉴也下令严查。开封本为省城，人口众多，而今更遇水灾，为了减轻人口过多带来的压力，发出告示“照得省城百万人民聚积，不通商贾，食用俱无所出，其浮居客民及灾民坐困城中，生计断绝，所关均非浅鲜。即告知凡商贾贩运粮食、薪煤、草料一切来城贸易者，立即放入，卖毕即行放出，出入俱听其自便”( [1] , p. 25)。牛鉴采取的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不使百姓在洪灾面前更加慌乱。作为巡抚，积极实地踏勘，了解实情。牛鉴还是认真负责的。除了安置灾民以外，对于河道的修理是治理水患的重要手段。
2.2. 修堵河道
洪水发生以后，道光皇帝非常重视，下谕严防省城及周边地区，不可顾此失彼。著文冲、牛鉴，多集人夫料物，设法分疏溜水，一面抢筑护堤缺口，毋再贻误( [3] , p. 381)。另外派大学士王鼎，通政使司通政使慧成，前往河南督办河工。并且函告下游的安徽、江苏等处提前加以预防。牛鉴在洪水发生间断赶筑挑水坝三道，外砌砖坡，抵御洪水，挑水坝起到了分疏水流的作用。自六月底，洪水分为两路，一路由北门向东，一路由西门向南，西门水势较大而且临近城墙，水势将城外护堤冲毁，官兵无奈将城南芦花岗决堤以泄洪水之势。七月十七日，洪水大增，逼近城墙，城下陷数丈情形危急。牛鉴率领官兵民夫彻夜抛砖防护，城内的武闱及庙宇都被拆除取砖防洪，后来又拆贡院经房用于抵御洪水。牛鉴一直宿于城上监督治理，不肯下城，每次城垣塌陷都跪祷上天或者身坐缺口处督工，所见者皆被感动。七月二十一日夜，在城西北角有河营水兵将护墙绳索割断，致使大水进城，城墙塌陷。危急之下，官员百姓自顾不暇，顷刻之间，哀嚎一片。
“牛鉴听到消息从官棚赤脚而出，手持令箭面向缺口而跪。激励准备逃走的人群加入抢险队伍之中，并悬重赏。于是满汉及回民数百人奋臂而起，誓不受赏，囊土抗料，无不争先恐后。”( [1] , p. 31)
为稳定局势，牛鉴派兵分别立于各船头，如果有人驾船移动则立即斩首。所以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
至二十四日水势稍退牛鉴始下城少憩。而相邻省份及厅县也不断将物资运到开封协助抗洪。城内重价购买砖石或买民间破屋，或拆毁废庙，赶运工次，抛成坦坡，偎护城根( [1] , p. 152)。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城内的破旧房屋以及庙宇都被拆除殆尽，水势却不见回落，拆城堵水，无异于割肉补疮。牛鉴上奏皇帝，请将南北两岸各厅的存料调运到开封，以及熟习水性的官弁派遣到开封协助治水。皇帝应允。而两岸各厅虽然储存了数千料垛，运到省城的不过五六十垛而已，可见各厅不重视，皇帝遂下旨各厅运送物资，不得延误。通过皇帝的敕令，各省才缓缓运来救济物资，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场上，官员之间并没有通力协作，而是多半观望的态度。以至于后来的水患也影响到了安徽等地，对于当地的农业和民众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3. 开封迁城之议
此次水患是清代历史上最为严重中的灾害之一，自洪水发生以来，虽然官员百姓都在尽力抗击洪水，但是开封城内也是人心惶惶，早有富商贵胄携家逃离，众官绅奔命不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初二，河道总督文冲上奏皇帝，认为此次水势为以往所未见，眼下如果草率填堵水路，恐对来年不利，且花费巨大。文冲认为现在与水争地是为下策，顺流疏导为上策。况且现在水势凶猛，没有修防良策。“省城被水围困，现在城垣幸保无虞，但垣墙以外四面受淤，城内几成釜底，卑湿难居，即或挽归正河，亦需另择善地，早为迁避”( [1] , p. 30)等到洪水过后一两年以后再视情况而定。可见当时文冲已有建议皇帝迁移省城的想法。
道光帝收到文冲奏折以后，派王鼎和慧成作为钦差前往河南实地考察审度地理水势。并称“文冲所奏省垣卑湿，需另择善地，早为迁避一折，……省城建置，历有年所，择地迁移，关系重大。”( [3] ，卷三五四，p. 398)著钦差大臣与牛鉴一起仔细勘察，妥善讨论以后上奏。王鼎等人初抵河南，见水势较大，以为文冲所说有理，上奏道“臣王鼎，臣慧成，于未经抵汴以先亦以为避灾远害人情之常” [4] 可见两位钦差也认为开封被水围困，时日已长，迁避未必不是好办法。但牛鉴却坚持认为省城不可轻议迁移，虽然洪水冲塌了城角，但是经过及时镶补，水势没有进一步蔓延，城墙并无续塌，城根的水势也有回落，并且已经抛砖石进行挡护，修筑了挑水大坝，城内防水使用的垛料也有剩余，所以省城大局可保无虞，不必迁移。
后期王鼎和慧成二人经过实地勘察以及与当地民众交流，认为现在水消溜缓，大局无碍。也逐渐转变了想法，同意牛鉴保守省城的意见，在后期奏折中称“现在省城抢护情形，官民同心合力，可保无虞。”( [3] ，卷三五五，p. 409)道光皇帝在收到奏折后，谕令牛鉴、王鼎等人，省城迁移本来属于万不得已之举动，既然现在水势有所回落，更加上官民团结一致，迁移之事可以暂时缓迟。但是要求王、慧二人及牛鉴要详查情况，省城经过水灾以后城墙能否像以前一样坚固，水灾过后四周环境能否复旧，以后能否继续作为省城。
并且道光皇帝对于灾民一事也是非常重视，多次谕令地方以保全百姓为重，以免惊窜纷扰为至要。牛鉴在奏折中说道：
“省城辐辏之区，百万生灵所聚，如果万分危急不能保守，当凛遵前旨速谋迁避。惟事体重大，审度宜详，城虽屡濒于危，而人力足以捍御，人心略无动摇，守则转危为安，迁则变生意外，此中措置，间不容发。臣与署藩司鄂顺安体察情形，实在有万难议迁之势”( [1] , p. 54)。
而且牛鉴认为，城内居民以本地人为主，外地客民及年轻力壮者为少数，城内人少而辎重多，实在想要迁移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其他城内的居民都是有产之家，而且大都不舍家乡，至于那些在城内务工人员而言，都不愿意舍弃现有城垣而去。自此，迁城之事变为“缓迁”。
另外河南绅士上《不迁省节略》，陈述六条内容说明省城不必迁移的原因。一是开封自古以来就是都会之地，可与燕京相辅，能够和下游吴越之地相通，开封联通南北可作为屏障，这是地理形势上的重要地位，不可迁移。二是从迁移省会，耗资巨大，偶遇洪水，不可轻易迁避。三是开封作为省城，是军事重地，一但迁移会对军事部署产生重大影响。第四，开封是重要的文武闱场，河南文闱乡试近万人，商贾数量数万计，交易买卖场所尽在城内，除开封以外，没有城市能容纳。第五，如果省城迁移，百姓则不愿捐输修建，人心必定惶恐，况且省城是九府四州的倚仗，现在省城有难，各州县捐输钱物视为应当，如迁移则人人视同隔膜，官府难以劝捐，所以不可迁移。第六，体察民心不能迁移，大灾过后，理应修养抚恤，如果强制迁移，富商必不情愿，贫苦者更是无力搬迁，大家族恋故坟而不舍，如果民众不迁而官员先走，就是违背了设官为民的初衷，是弃百姓于危难之间，为官者定不能如此。上述六条内容，关乎国计民生，开封必不可迁。况且现在城内水势缓解，贸易和物价都已经渐渐恢复于平常一样。士农工商现在团结一心，没有惶恐。赈济灾民也在有序进行。“似此人心维系，安固不移，不特不可议迁，并且无从议迁”( [1] , p. 55)王鼎在后来的奏折中说道：
“未迁者固安堵如常，已迁者又复纷纷折回，倘或轻举妄动，百姓至愚，以为城不可保，官已弛防，产业不可保，生计无可谋，四出逃窜，仓皇靡止。因之无赖棍徒趁机抢夺，赤手游民随声附和。即此时急公效力之义民，亦将变而为劫掠作乱之奸民。祸生不测，只在须臾，岌岌危城，何从防守？其不能迁徙委系实在情形。”( [1] , p. 55)
八月初十，牛鉴再给道光皇帝上奏，认为省城可守而不可迁，牛鉴在奏折中认为文冲所奏迁移省城，是畏难不办，置百姓于不顾。如果现在迁移，以后发生水灾将各省连成一片，又将如何。他说自己殚精竭虑守城已经有两月之余，对于城内情况心知肚明，现在绝不是议迁之时。况且钦差进城以来，数次登城查看，针对水势守顺迁逆已经有了心得窍门。认为文冲在水势发生以来，并没有进入省城实地查看情况，他所上的奏折都是在危急情形之下所见，而现在情形好转，文冲也并为进城查看，所以之前所言都是文冲的揣摩臆猜之言，不能全信。由此可见，牛鉴是坚决反对省城迁移的。道光皇帝在谕旨中说“河南省城为百万生灵所聚，谋筹迁避，原系万不获已之举。既据该抚奏称水消溜缓，人夫料物已充，民情安定，自以保护省城为是。”( [1] , p. 63)最终在牛鉴、王鼎等人的坚持下，开封并没有迁移，并下旨将文冲革职枷号河干，以示惩戒。开封迁城之争告一段落。
4. 余论
牛鉴作为当时的河南巡抚，在整个治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及时向皇帝汇报治水进展以及其中遇见的问题等。洪水发生以后，从皇帝到地方官员都十分重视，积极设法堵御，即便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官员虽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现象。
首先是官员贪污渎职。洪水始发之时，即使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还有官员不以为然，开归道司河官步际桐为保护省城，付三百贯钱给河营守备王进孝，责令其防守河堤，以保省垣。“进孝尽肥己囊，以为此漫水不时即退，遂归家聚赌，坐失机宜”( [1] , p. 2)。有官如此，则可见当时形势之松懈。六月十七日，有祥符县知县张官差遣家丁陈某送去钱二百千以资助南门抗灾，结果却是“某干没其半，余复被被众役侵吞”( [1] , p. 3)而雇佣民夫搬土，一筐土仅仅给二三文钱，导致后来民夫溃散，大水灌入城内。更有甚者，部分官员在洪水来临之际，派船将家眷全部运出城外而枉顾百姓死活。以上种种可见当地官员在面临危险之际仍然只顾贪腐，全然忘记自身职责，这也是当时官场的一种真实写照。
其次，地方官员不重视绅民的策略和意见。洪水围城以来虽然以牛鉴为巡抚的政府官员也曾发布告示，鼓励百姓与绅民积极进言献策集思广益，以有效解决危机，但是当绅民将建议上交以后，却始终得不到官府的重视。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牛鉴被调任两江总督，牛鉴离开后，开封灾民数百人在西门关帝庙焚香祝祷，“求保牛大人早平英逆，仍回河南巡抚任所”( [1] , p. 75)可见牛鉴在此次河南防水过程中的表现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而他在处理水患中所表现的镇静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所以才会将他调任到当时更为紧要的两江总督任上。